《诗经》文化东渐及在《万叶集》中的文学建构

日本历史上,有一个时代是《万叶集》时代,有一种文化是《万叶集》文化,有一类文学是《万叶集》和歌.《万叶集》标志着日本古代文学的自觉,由蒙昧走向理性,显示了时代的野心与张扬.由于《诗经》文化东渐,《万叶集》中表现婚恋的诗歌、服饰诗歌、宴饮诗歌等都体现了《诗经》文化精神的影响和传承,也体现在文学建构的内容和形式上,显示了中日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在日本本土文化基础上,吸收多元外来文化因子,创造了日本《万叶集》时代的文化辉煌.     

同时而异质的“桑女”形象——《列女传》鲁秋洁妇故事与乐府诗《陌上桑》比较谈

几乎处于同一时代,而又同源于桑女受辱的母题,《列女传》和《陌上桑》选择了截然不同的情节架构,塑造了风采殊异的桑女形象。《列女传》道德层面的诉求使其在塑造桑女形象时,突出了桑女受辱的悲剧性因素。《陌上桑》则是由于传统的影响、时代的变迁、民间的立场使其塑造出一个民间虚构想象中的桑女形象和民间所乐于接受的喜剧式的故事结尾。与此同时,在汉代移风易俗的时代大背景下,在汉代普遍重视和强调新的伦理道德规范的主流话语的影响下,二者又表现出共同的道德伦理诉求。因此,同时而异质的桑女形象又有着共同的道德文化内涵。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刘崇远《金华子杂编》及其史料价值

南唐刘崇远的《金华子杂编》,保存了较为丰富的晚唐五代史料,对研究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思想文化、文学风尚等都有较重要的学术价值。其主要体现在:一是记载了帝王、藩镇、官宦的言行以及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反映了晚唐五代社会现实,有政治资料价值。二是记载了晚唐五代文人轶事及文学活动,有助于研究作家作品及创作情况,有文学资料价值。三是记载了唐代科场轶事、士族风尚、民间娱乐等内容,有社会风俗和文化资料价值。     

《庄子》对日本古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最早当属日本。日本作为东亚汉字文化圈的一个重要文化区域,既受到佛教和儒家的影响,也受到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思想)的影响。日本文学出现了许多亲近道家思想的人物和作品,道家思想成了一些作家的人生和文学的精神支撑。研究这一问题,对揭示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学的发展中的作用及变化具有积极的意义。     

“经济逻辑”与解放区长篇小说的文本裂隙 ——以《种谷记》和《高干大》为例

在“新民主主义”论的历史语境下,“突击文化”与“经济逻辑”间产生个体与集体、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这种矛盾在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高干大》中却因作者在冲突中确立小说主题的努力使两部作品出现文本上的裂隙：《种谷记》拖沓、结构松散、主题含混;《高干大》中段情节急转,主次情节混乱,小说的整体性大受影响。这使得二者刚跻身解放区文学的经典序列边缘就退了出来。不过,也正因此,《种谷记》和《高干大》保存了那个正走向全面体制化、同一化历史进程中的社会在文化、观念上的演变痕迹,使其以鲜明的过渡性特征成为历史转折期的文学标本。     

发展性反思：《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

研究《共产党宣言》,必须有一个发展反思的向度。从时代的客观立场看,由资本自由竞争向垄断帝国主义转向,经过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如今已进入和平发展的新时代;从主体的价值追求看,资本的扩展使人类共同面对的发展问题更加突出;从国际关系看,各国之间的矛盾冲突更强化了合作、和谐世界建设和科学发展的价值。资本权威的强化以及不断走向社会化的趋势,更加突出了《宣言》的当代价值。     

人,在世俗与神圣之间——论赵德发长篇新作《乾道坤道》

作为人类文化精神现象,文学艺术和宗教诉求之间能够达成同构关系。在新中国文学中,《乾道坤道》全景式独具特色地描绘出当代中国道士群体形象,进而提供出道教文化对于个体生命存在和社会持续发展的参照价值。人之有限性的生命,恰恰存在于世俗与神圣"之间"。道教承载的普世精神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道教文化可以有效地成为文学发展的思想资源,《乾道坤道》在当代中国文学生态场中弥足珍贵。     

小说序跋与《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

受制于清廷的文化政策和时代思潮的理学化,《水浒传》在清代的接受一直处于被遏制的境地。小说序跋是清代文学阐释的重镇,而序跋者出于各自不同的文化立场和对水浒禁毁令的毁誉,在评价《水浒传》时,表现出了鲜明的对立观点。"诲盗说"与"尚义说"的二元冲突对立成为清代解读《水浒传》的重要两极,进而奠立了清代《水浒传》接受的两条截然相反的阐释路径。《水浒传》序跋的商业化解读不仅远离了对艺术真善美永恒价值的追求,同时也将文学引向一味迎合受众的深陷俗滥泥潭的不归之路。     

迷途中的文化探索——论《新青年》与《东方杂志》的东西文化论争

本文回溯了五四时期 ,在以陈独秀为首的《新青年》杂志与以杜亚泉为代表的《东方杂志》之间展开的东西文化论战。着重评述陈杜二人关于中国传统文明、文化统整特性等问题的不同文化论点 ,并且对双方的论战心态、讨论文化的不同观点作出进一步分析。文章摒弃绝对的政治性判断 ,将此文化论战阐释为追寻现代化发展的两种不同价值取径 ;同时基于历史主义的立场 ,肯定了《东方杂志》作出有益的学理性勘探 ,但指出在革命的历史情境之下 ,平静的学术立场终究无法摆脱无奈的命运 ;《新青年》适应了社会历史发展的潮流 ,因而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美国华裔文学“荒原叙事”的当代发展——以《第五和平书》和《拯救溺水鱼》为例

在文学全球化进程中,当代美国华裔文学逐渐打破了族裔写作的局限性,呈现出多元文化发展的态势,并以积极姿态审视和剖析西方文明给当代人带来的精神创伤.华裔作家以中关双重文化视角,继承并发展了T.S.艾略特开创的“荒原叙事”模式,以中国传统文化哲思与智慧来诊断西方当代精神荒原形成的原因,并以主人翁精神为拯救当代美国社会的精神荒原开列良方.汤婷婷《第五和平书》和谭恩关《拯救溺水鱼》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中“荒原叙事”的代表性作品.两作立足于美国社会,以中国文化智慧来解析美国当代社会精神荒原产生的原因,揭示了由此而产生的当代美国人精神创伤的实质,以普世态度为西方精神荒原尝试寻找救赎道路.     

宋代《花间集》接受史论

宋代词人广泛的继承了"花间"传统,词论家视《花间集》为"词宗",同时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与文献价值。不过,由于《花间集》自身具有多重的文学蕴涵,同时接受者具有不同的接受立场,因此《花间集》也曾受到贬抑,而这关涉到对《花间集》价值的认定,从而影响了宋代以后《花间集》的接受历程。     

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的传承——以《更乐民间轶事》为个案

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文化,是孕育民间文学的丰厚土壤,民间文学又是村落文化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是传承村落文化重要载体。而这两者在当代文化语境下都受到了冲击,呈现出走向没落的趋势。村落文化的全面研究和村落生活空间的深入发掘成为必要,民间文学的现实存在状态也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更乐民间轶事》是一个极具特色的个案,它体现出村落文化与民间歌谣创作的密切关系,又呈现了当代民间歌谣创作在文化传承中的独特作用。本文以此为个案,为当下的村落文化传承与民间歌谣创作提供合理的评价立场。     

闻一多《红烛》《死水》批评接受史综论

随着中国社会历史的变化,读者对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死水》的阅读接受的态度、兴趣和言说重心不断改变,大体而言,经历了备受冷落、同盟者热捧、褒贬共存、政治意识形态化阐释、学理性解读等五个阶段。这种变化与政治文化气候、文学场域、阅读接受语境以及诗人自身命运的改变等因素密不可分。《红烛》、《死水》内在的政治文化取向和审美质素,满足了不同时期读者的阅读期待与意义阐释需要,参与了大半个世纪的文化、文学建构,也因此实现了自己的文本价值。     

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论20世纪中国文学的“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

民间立场与民间价值作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一个标志,先后经历了平民文学、大众文学与工农兵文学等概念转换。然而现代精英作家头脑中的民间意识,其本质上仍是一种知识精英的民间想象,而不是他们回归民间意愿的真实表达。民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个被知识精英随意解读的空泛概念,它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实践意义,只是精英话语的另类言说。因此精英作家笔下的民间立场,与底层社会的民间立场,则又明显地表现出了文化心理与艺术趣味的巨大差异。     

转化与再造:老舍对侠文化的改造思路

老舍对侠文化的接受与思考,主要立足于民间立场,以现代意识对侠文化进行了现代性转化和主体性再造,在文化反思和国民性改造的整体文学格局中,继承和发扬了侠文化精神,致力于独立人格的全新建构、社会理想的探寻和民族新生的文化构想.这种文化改造思路对当前文化、文学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新时期《上海文学》的文学史价值

新时期的《上海文学》不仅刊载小说创作,也发表文学理论和作品评论,为当代作家和评论家提供文学实践的园地,同时依靠其选择机制对小说的发生与演进施以直接影响,它们不仅构成了新时期文学最原生态的样貌,而且还以其现实的精神参与到了这一历史的生成之中,并留下了独特的印记。新时期《上海文学》为当代文坛培养了许多优秀的青年作者,并通过策划"读者中来""读者评论""编者的话"等栏目,在坚守严肃文学立场的同时凝聚了自己的作者群,依靠他们,《上海文学》成为新时期文学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新时期《上海文学》无论是对旧文学观念的批判,还是对新文学观念的提倡,都没有脱离具体的对象,表现出了非常及物的精神品格。这一精神品格已经转化成最重要的文献史料,成为新时期文学研究所依赖的重要资料。     

从《小鲍庄》的批评位移看媒介对经典的重塑

每个时代文学经典价值的发现与阐释,都要经过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文学媒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传媒影响下,文学批评不仅指认经典,而且会改写经典的生成方式,推动文学作品放弃旧观念,走向文学经典的核心位置。《小鲍庄》发表后,传统文学批评把它纳入"反思文学"范畴,但在"寻根文学"兴起后,文学批评的重点转向小说的传统文化,将其纳入"寻根文学"批评领域,重塑了作家的认同。以媒介为中心,多种合力使作品在文学史中的位置发生了移动,从而居于"寻根文学"的中心。     

从《筝赋》看汉魏六朝的筝乐文化

筝及筝乐文化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直至今日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彩.筝乐文化在汉魏六朝时期走向成熟、高雅、精致.当时众多文学家创作的<筝赋>不仅描述了筝乐文化的这一发展趋势,也以文学移情的作用,让后人领会到乐音铿锵的艺术之美.     

民间·启蒙·文化批判--老舍《骆驼祥子》新解

在纯理论的范围内来讨论民间与启蒙的问题往往难以说清,一个较为有效的策略便是从个案入手。老舍的《骆驼祥子》以乡村民间文化形态的立场,依据祥子自在状态的生命欲求、行为方式和道德原则,在对其悲剧命运的书写中,构成了对当时的社会、都市民间文化以及祥子自身文化形态的深刻批判,从一个侧面回答了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