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賨”非“廪君”浅析

一近人论及公土家族多与古代巴蜀之“赛”人相联系。而于“(宀禾贝)”人之来源,历来又多认为来源于“廪君”。《舆地纪胜》卷162引《晋中兴书》言:“(宀禾贝)者,廪君之苗裔也。巴氏子务相乘土船而浮,众异之,立为廪君,子孙列布于巴中。秦并天下,薄其赋税,人出钱四十,巴人谓赋为(宀禾贝),遂因名焉。”邓少琴先生指出:“此是将(宀禾贝)与白虎同居既久,混为一谈.未与分清。”①然今之学者中,仍不乏“(宀禾贝)”人源于“廪君”之见。徐中舒先生认为:“板楯又称‘白虎复夷’,复即免其徭役,他们也属于巴族,他们都是廪君的后裔。”②实质上,“板楯蛮”即“(宀禾贝)”人     

试论唐代民间时序文艺“十二月”的发展(续)

(四) 唐代“十二月”书仪是一种骈文体的“十二月”时序文艺样式。它的形式,亦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十二月”的散文体如同按月吟咏的歌辞体一样,早已产生了。出于《诗经》稍后的《礼记》,其中就有《月令》篇(13)。它记述了一年十二个月的时令景候,以及上至天子的行政和下层兆民的农事等,其中有关景候时令的描写和民间农事的记述,可以说与《诗·七月》有异曲同工之妙。如写景候的:《七月》中有“五月鸣蜩”,《月令》中有“仲夏之月”“蝉始鸣”;《七月》中有“九月肃霜”,《月令》中有“季秋之月”“霜始降”;《七月)中记有“七月鸣贝鸟”,《月令》中“仲夏之月”也载有“贝鸟     

“贝”字有无“饰”义

《康熙字典》、旧《辞源》在“贝”字下列有“饰也”一义,《中华大字典》、《中文大辞典》、《大汉和字典》释“贝胄”为“贝饰也”,均以《诗·鲁颂·闷宫》“贝胄朱”毛传:“贝胄,贝饰也。朱,以朱缀之”为依据。按孔颖达疏:“贝者水虫,     

“使人如器”——唐史札记

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右仆射封德彝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比来命卿举贤,未尝有所推荐。”对曰:“臣愚岂敢不尽情,但今未见有奇才异能。”太宗曰:“前代明工使人如器,皆取士于当时,不借才于异代。岂得梦傅说,逢吕尚,然后为政乎?且何代无贤,但患遗而不知耳。” (《贞观政要》卷三《择官第七》)唐太宗强调的“使人如器”思想,     

“过而遂正于天下”与“下陈”考

《国策》之用语,迄今未得其训者尤多。《赵策三·秦围赵之邯郸》:“彼(秦)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王力主编《古代汉语》(修订本)注:“这句话不好懂,疑有误字。《史记》作‘过而为正于天下。’司马贞《索隐》:‘谓以过恶而政也。’以备参考。”在王先生以前的注释家如宋代姚宏、元之吴师道等均知“此句亦难通”而阙如。昔者余每教于此,亦从前人而阙如。然窃思古人之立言当有所指,故观汉前史籍时时留心,稍有所悟,知“过而遂正于天下”一语不曾有误,其难解者唯“过”“遂”“正”三词耳,今试释之。     

“缘情”与“反讽”:重评《干校六记》

中国古典文论向有“缘情”之说,如“诗之为学,性情而已”(《汉书·翼奉传》)、“文,心学也”(刘熙载《游艺约言》),意思是诗文创作应该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人的心灵与情感世界。又认为“情”最好“以悲哀为主”,并当有所节制;如“发愤之所为作”(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韩愈《荆潭唱和诗序》)以及“哀而不伤”(孔子《论语·八佾》)、“怨而不怒”(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等,历代有论。推之于诗文评,即是     

为《左传》注一字

读上海版《春秋左传集解》(以下简称《集解》)和北京版《春秋左传注》(以下简称《注》),发现昭公十三年传文末数第二节“吴灭州来,令尹子期请伐吴”中的“期”字有疑,当为之作注,而《集解》和《注》皆未注,笔者于此愿有所说明。一、不应是“期”,而应是“旗”。通观昭公十三年和十四年传文,可知此处之“子期”当是“子旗”之误。上观昭公十三年传文,可知子旗即佐楚平王(公子弃疾、蔡公、熊居)乘乱夺取王位之成然(蔓成然、(?)成然),以其佐立之功,楚平王“使子旗为令尹。”     

《史记》失校一例

<正> 中华书局标点本《史记》,对于三家注,同正文一样,也以其他版本和他书予以校勘,如卷二《索隐》中“华”字即校改为“垂”字,《正义》中“泰”字即校改为“秦”字(66页)。而卷五“(文公)十九年,得陈宝”之注,显然失校。该句《正义》云:《晋太康地志》云“秦文公时,陈仓人猎得兽,若彘,不知名,牵以献之。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媦,常在地中,食死人脑。’即欲杀之,拍捶其首。”(180页)按,欲杀之而拍捶其首,不可解。     

“明明如月,何时可辍”解

曹操名作《短歌行》“明明如月,何时可辍”比较费解。影响较大的本子对这两句的注解是:“辍(chuo)停止。一本作‘掇(duo)’拾取。谓求贤而不可得。”“谓求贤而不可得”,当是指两句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或内容意义,那么,为什么说“明明如月,何时可停止(或拾取)”是表达的“求贤而不可得”呢?“明明如月”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查《辞源》、《辞海》,都列有[明明]这个词目,释义均为:明亮;所引例证也恰好都是“明明如月,何时可掇”。     

青海古代五首时政歌

因承担了撰写《青海文艺志》中的民间文学章节,且在时限上要求上不封顶,不免去翻故纸堆,结果是“年世渺邈,声采靡追。”除在杨应琚撰写的《西宁府新志》中得一首《西海郡谣》外,其余散在何处,不得门径。然而民间歌谣是“感於哀乐,缘事而发”,正如青海“花儿”中唱的“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时由不得自家。”既然“缘事而发”,它一定会在重大的历史事件中有所记载,这就在民间歌谣中另成一体——时政歌。于是我又去翻史书,查今人汇编的古代民歌一类资料,迄今仅得四首,连《西海郡谣》共五首,现分述如下:     

释“流光”、“空明”

苏轼《前赤壁赋》云:“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氵斥)流光。’”对其中的“流光”和“空明”的注释,自宋至清的注家基本相同。最早作注的是宋末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秋水清见底,月在水中,谓之空明;月光与波俱动,谓之流光……逆水而上曰(氵斥)。”由于《文章轨范》是影响很大的散文选注本,所以谢说为后来的注家承袭。如清初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注云:“月在水中,谓之空明,逆水而上曰(氵斥),月光与波俱动,谓之流光。”《古文观止》又是清初以来影响极广的散文注本,因而谢枋得注释的影响范围凭借它又大大地扩大了。七八百年来,《文     

“日居月诸”非“日落月出”补证

“日居月诸”语出《诗·邶风》之《柏舟》、《日月》篇,其“居”、“诸”前人莫不视之为语助词。然近年有文对此提出异议,谓“似宜解作实词”,“‘日居月诸’意谓日落而月出”。(见《中国语文》1986年第6期刊《“日居月诸”训释刍议》)斯论一出,即有李人鉴先生撰文指出:“居”有“落”义及“诸”为动词,均别无例证,况案之《柏舟》、《日月》“都完全讲不通”;至于后世运用“日居月诸”,语义已有所发展变化。其演变之脉络李先生已辨之甚明,足以令人信服。(见《扬州师院学报》1987年第3期刊《关于“日居月诸”一     

“与之块”考辨

五年制中学高中语文第二册《土地》后引了《左传》上一段文字:“出于五鹿,乞食于野人,野人与之块。公于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赐也。’稽首,受而载之。”课本将“与之块”注释为“给重耳泥块”,将“块”解作“泥块”是正确的。 《说文》“(土鬼)(块)”写作“”,说“”或作“(土鬼)”。那么“(土鬼)”与“”当为异体字。《说文》又以“”释“(土鬼)”,“(土鬼)”就是“土块”。《国语·吴语》:“(楚灵)王寐,畴枕王以而去之。”韦胎注:“,(土鬼)也。”《尔雅·释言》:“(土鬼),堛也。“段玉裁认为“堛”即“”之异文,可见“(土鬼)”,、堛三字都是“土块”的意思。晋杜预在注“野人与之块”这句话时,虽未对“堛”直接加以解释,却说:“得土有国之祥,故以为天赐。”可见杜预也是把“块”解作“土块”的,不然,何以有“得土”之说呢?     

关于《横江词》的两个问题

李白《横江词》中横江所指为何处?肖士(斌贝)注此诗说:“《郡县志》:‘横江浦在和州,对江南之采石,往来济渡也’。”几百年来,各家(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近出版的《唐诗选》)都说:横江即横江浦,在今安徽和县东南,隔江与南岸     

陶潜“简语写深思”

在谈到诗的语言表达时,王国维提出过着一字而“境界全出”的要求。陶诗中到处呈现出这种着一字而境界全出的情形,他善于把不易表达的情思浓缩在一两个字中,把不易表达的情思通过锤炼而表达出来。前人评陶诗:“其语言之妙,往往累言说不出处,数字回翔略尽”。“有风自南,翼彼新苗”,(《时运》)“翼”字把嫩苗状写得摇曳生姿;“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怀古田舍》)被赞为“非古之耦耕植杖者不能道”,其“交”字又被叹为“可知而不可注”,可想象可意会而不可言传。“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粟”(《责子》),“觅”字写出了“不好纸笔”、贪图玩耍的娇儿形象。“昔闻长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杂诗》),“掩”字传神地写出往时的情状。“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拙”字以白描取胜,画龙点睛地把乞食者嗫嚅的形象描摹得维妙维肖极了。     

“拟容取心”释

“拟容取心”一语,出自《文心雕龙》《比兴》篇的赞语中。对“拟容取心”的解释,长期以来,多以为是既描绘其外貌,又摄取其实质的意思。如1963年出版的,陆侃如、牟世金两位先生合著的《文心雕龙选译》(下),就已将“拟容取心”翻译作“比拟事物的外表,摄取其精神实质”。而首先把“拟容取心”作为“拟容取心说”来提出的,则是王元化先生的文章《释<比兴篇>拟容取心说》(发表在1978年第一期《文学评论》上,后收入《文心雕龙创作论》)。因此,要解释“拟容取心”的含义,还得从王元化先生的文章谈起。     

潮州刻书述评

<正> 考潮州刻书,似可上溯至唐。《唐集叙录》载,朱熹校《昌黎先生外集》题识云:“惟只夏卿以为《明水赋》、《通解》、《崔虞部书》、《河南同官记》皆见于赵德《文录》,计必德亲受于文公者,比他本最为可信。而李汉不以入集,则疑凡外集所载,汉亦有所未得,未必皆其所不取也。”又,方崧卿(莆田人,宋孝宗时尝知台州)撰《韩集举正》淳熙己西(1189)刊于南安。此书一出,传为善本。方自序云:“校订韩集,旁取赵德《昌黎文录》……参互证征”。又,宋本《五百家注释韩昌黎全集》之“韩集所收评论诂训音释诸儒名氏”,开列唐代姓名之三便为“天水赵氏,名德,编集韩文,号《文录》,有序”,之四为“陇西李氏,名汉,字南纪,编集并序”。又,赵希弁《郡斋读书志附志·三》有云:“杭本(指嘉佑七年杭州刻本)并无目录……赵德之序文录列于李汉之先。”据以上引文,可供证征者三:     

对关于《周易》的两个传统观点的质疑

一、孔子与《易》有关论质疑——向冯友兰、张岱年先生献疑孔子是否研究过《周易》?孔子以前有没有《周易》?这是迄今为止学术史上聚讼纷纭的问题。认为孔子研究过《周易》,孔子以前有《周易》的人,主要依据是: (1)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2)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善夫!”“不恒其得,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论语·子路》) (3)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 第(1)条材料,说明孔子学过《周易》,第(2)(3)两条材料,说明《论语》引用了《周易》的话,由此得出孔子与《易》有关,孔子以前有《周易》的结论。     

说“寤寐思服”

《诗·关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之“服”,《毛传》释“思”,《郑笺》释“事”。后世多从《毛传》而无异议。但释“服”为“思”,先秦典籍中无旁证。王力先生说:“解释古书要注意语言的社会性。如果某字只在《诗经》这一句有这个意义,在《诗经》别的地方没有这个意义,在春秋时代(乃至战国时代)各书中也没有这个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就是不可靠的。”(见王力为向焘《诗经词典》写的序文)这话说得极是,释“服”为“思”就属于这种情况。     

《史记》的结构特点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由“本纪”(十二篇),“表”(十篇)、“书”(八篇)、“世家”(三十篇)、“列传”(七十篇)等五部分组成。研究《史记》的学者已经用大量的材料证明,《史记》的“本纪”与“世家”是有所本的,“列传”则是司马迁所独创;而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种形式组成一个有机的统一的整体(即“纪传体”)来表现历史的面貌,则是司马迁一大创造。《史记》这五部分;既各有各的作用,又互相制约,互相补充,关系极为密切。“本纪”记载了各个朝代的兴衰和帝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