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鬼神观探微

孔子关注现实人生,有意疏远鬼神,但儒学礼教体系中的祭礼却与鬼神密切关联,这使孔子陷入两难困境。面对困境,孔子巧妙将鬼神的有无问题转换成鬼神的信仰问题,预设"敬"与"远"的心理界限,阻隔人们对鬼神真实性的追问,使鬼神问题在无法追究情境中被悬置与淡化。     

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归属与儒墨鬼神观

先秦儒家很少谈及鬼神,敬鬼神而远之,主张重人事,轻神事。墨家则力证鬼神的存在与鬼神的赏善罚暴。上博简《鬼神之明》篇解释了鬼神的"明"与"不明",与《墨子》的鬼神观既有相同之处,又有区别。当是墨子后学对墨家思想的修正,体现了战国时期人们鬼神观念的转变。     

论上博简《鬼神之明》篇的学派性质——兼说对文献学派属性判定的误区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的<鬼神之明>篇被整理者和某些学者认为属于墨家著作佚文.这对于先秦诸子学的研究,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引起了不少学者的关注.但是经过分析不难发现,<鬼神之明>与墨学思想有重大差别,此篇提出"鬼神有所明有所不明",与墨家"明鬼"思想相矛盾.传世文献<论衡>中所引儒者董无心之语也与<鬼神之明>相近,<鬼神之明>或亦可以视为儒家之说,然而二者间仍有较大差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伯夷列传>中司马迁的赞语,和<鬼神之明>的思想非常接近,而司马迁转益多师,其思想的学派属性难以判定.因此我们不难发现,将<鬼神之明>和传世文献简单对应以判定其学派,这种做法是很值得怀疑的.<鬼神之明>或许属于我们目前还不知道的某一个学派的作品,与其将之归为墨家作品,以见墨学在战国之时的兴盛,或不如将之视为"反墨"的文献,这同样可以说明墨家在当时的兴盛.类似的判定文献学派属性的著作还有很多,但是,指导学者们判定文献学派属性的思维模式、方法本身,存在一些误区,值得我们认真反思.     

论孔子的"天命鬼神观"

孔子开创"人文之学",以"仁"释"天",以"义"克"命",悬置"鬼神"以立人生价值于求仁立德上,表现出反传统的天命鬼神思想,其实质是对人的"自我主宰性"的肯定和尊重.     

从“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探析孔子的鬼神观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向来被理解为孔子不信鬼神,或怀疑鬼神的证据,但事实并非如此.孔子时代,鬼神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它与祭礼联系在一起,也是宗教政治实践问题.孔子儒家特重祭礼,以为祭祀可以报答天地鬼神给人的恩惠:赋予生命、尊卑秩序等等,同时又可用它强化对国与家的治理.正因如此,孔子与祭总是保持敬慎肃穆的态度.对于他和儒家来说,根本否定鬼神的存在是不可接受的.受春秋时代鬼神观念变化的影响,孔子一般不正面谈论鬼神之事,但这不代表他怀疑鬼神的存在.因此孔子的话只能理解为如何正确事鬼神,即事鬼神从事人做起,而不是否定鬼神.历代儒者对此语的解释分析,也充分证明了这点.     

清华简《三寿》《汤在啻门》二文中的鬼神观

清华简《殷高宗问于三寿》和《汤在啻门》两篇文献都对鬼神非常敬重。《殷高宗问于三寿》中彭祖反复强调,让"神"与"民"均得到满足,是衡量统治者是否高明的一个重要标志。《汤在啻门》讨论了构成"人""邦""地""天"的重要因素,其中"四神"和"九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此二文既重视鬼神,又不惟鬼神;既重视人的理性思考,又借重鬼神作为禁忌所能产生的神秘作用,因此和将鬼神视为绝对力量的墨家无关,思想倾向更接近黄老道家。《汤在啻门》出现了"地真"这个特定的道教用语,"四神"和"九神"也很有可能和道家、道教中的"神人""真人"等神仙有关。所以,后世道教可能从这些战国文献的鬼神观中吸收了资源。     

苗族鬼神崇拜的现代审视

苗族历史上是一个信鬼好巫的民族,其鬼神崇拜具有多魂说、神鬼不分、多神崇拜、崇奉始祖神蚩尤和图腾神盘瓠,凸显巫术色彩诸多特点.作为文化原型,鬼神崇拜的实质乃是苗族"精神的本原".我们要坚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对之进行现代审视.     

孔子宗教观析略

孔子对鬼神的内涵及象征意义予以新的诠释,将鬼神赋予"人文主义"的内涵,也使人们将投向鬼神的目光转向了人自身,实现了"执无鬼而学祭礼",是真正意义上的圣人以神道设教。这实为一种创举,对中国的宗教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为中国的宗教信仰刻下怀疑的烙印,对中国人精神品质中对鬼神信而不虔态度的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     

简论孔子的“孝”

孔子认为"孝"是"仁"的基础.他提倡敬重父母、子承父志、慎终追远,认为个体精神自觉是行孝的基本原则."孝"与政治具有一致性,二者是分不开的.同时,孔子还提倡崇拜祖先,祭祀鬼神.     

论《墨子·墨语》墨家后学之鬼神观

《墨语》诸篇大体上反映了墨家后学的观念。与《明鬼》等篇相较,《墨语》对于鬼神之有无及其明知与否的问题在观点与论证方式上作了较大的转变或演进:对于"鬼神之有",《墨语》主要是通过对儒者的驳斥来展现和维护的;对于"鬼神之明知",墨氏后学则充满了怀疑;《墨语》对"厚葬"的观念几乎未作批评,这与墨者夷之"厚葬其亲"的行为是一致的;墨家后学之鬼神观在目的上更加突出生人之利,在内容上则着重以"健康"作为祭祀及为义活动的意义所在。墨氏后学从对于魂魄实体的关注转而对肉体的健康产生深度的忧虑,这很可能受到阴阳哲学的"生命"观的严重影响。墨术废而不传,当与墨家后学鬼神观有较大关联。     

试论元好问对儒家思想文化的传承

元好问出身于北方少数民族,自幼拜名儒为师,儒学功底深厚,是金末元初的文学家和史学家,他一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传承儒家文化为己任,修史著书,为中原文化的保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钱大昕的儒者品格

钱大昕是杰出的经学家和史学家,他力排“二氏”,专主儒学,深受儒家思想的浸染,形成了教人为善、立言不朽、修身修己等独特的儒者品格,这些品格是他为官、治学、做人的推动力和价值标准。钱大昕对儒学的专一来自于其治学、家庭、时代以及儒家思想文化主导地位的影响。     

乾嘉学术两种风格的统一——略论王鸣盛的治史特点

清代学者王鸣盛治学兼具经史,以经学起家,却以史学名世;其治史,既有众多精良的考证成果,又有不少生动的历史评论,在乾嘉学派中独树一帜;同时他又能够较好地将微观考辨与宏观考察结合起来,提出一系列有价值的认识.通过对王鸣盛治学特点的总结,可以为更加科学地分析乾嘉学术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提供重要的参考.     

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

＂忠＂、＂孝＂作为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不仅是史学家编著史传的一个重要内容,还涉及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士族占据统治地位,故而这一时期史家在有关＂忠＂、＂孝＂的评论上,一方面继承并淡化汉代＂忠＂的观念,另一方面极力提倡家族间的＂孝＂,逐渐形成以孝为首的名教观念。这些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忠孝观虽未超出儒家之范围,却反映出浓厚的门阀意识,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被建构的性别——以《凯风》形象解读为例

古代文学家、史学家、经学家从不同层面颂扬《凯风》之子,而针对其中的母亲形象却态度复杂:经学家多贬抑之,文学家和史学家多颂扬之;同一解释主体在身为经学家时贬抑之,身为文学家时却颂扬之。《凯风》的形象解读成为了极具内涵的文化文本。论题以《凯风》的形象解读为研究文本,文化性地探讨形象解读中蕴涵的性别前理解。     

商道中“势”的认知、“术”的运用和“责”的归宿——读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

我国古代优秀的思想文化遗产宝库中，有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挖掘、整理、利用这些商业文化的精华，也许对于今天研究儒商文化有所裨益。司马迁是我国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其所著《史记》一书，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产生过极其深远和广泛的影响。《史记》一书记录下了许多商业文化的精华，其中《货殖列传》记载的商人经商实践活动和经商艺术，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启示。     

天一阁藏稿本《音韵部略》考略

天一阁收藏的《音韵部略》四卷是晚清经史大家黄式三的遗稿。该稿本颇有收藏价值,历史上曾先后被杭州丰华堂和萧山朱鼎煦收藏。其主要研究古韵分部问题,是黄式三音韵学方面的代表性著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从冥游、梦幻、放生看《聊斋志异》中发迹变泰

发迹变泰故事主要是“以主人公人生境遇由穷到达、社会地位由低到高的转变过程为叙述中心”。蒲松龄从冥游、梦幻、放生三种途径表达他发迹变泰的思想,即对财富的向往,对功名富贵的渴望,对儒家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看重与认同。蒲松龄对发迹变泰的认识是理性而深刻的,一方面他认同发迹是人生向上的转变,是一种鲜花着锦的人生态势,另一方面他也指出变泰诱发人的恶向欲望,衍生种种的世态炎凉与丑恶行径,蒲松龄以他的如椽妙笔为我们留下了值得深思的精神财富。     

孔子中州弟子传论

大教育家孔子曾周游中原列国讲学十余年 ,使中州大地成为培育和弘扬儒家文明的重要场所。他在这里培养的弟子数量较多 ,素质较高 ,名列“七十二贤”的就达十七人。由于种种原因 ,他们的生平事迹史载或阙或漏 ,语焉不详。我们稽考文献 ,为这些孔门弟子立传 ,欲再现历史真实 ,并给以恰当的评论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解释学方法论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不但继承了儒家经典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而且有所发展和创新。对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儒学经典解释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从“照着讲”到“接着讲”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的转变。对孟子“知人论世”历史解释学方法论和“以意逆志”的心理解释学方法论的继承和发展,形成了冯友兰的具有“设身处地”之了解及哲学史家之见的“释古”的解释学思想和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