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的窥视者和凭吊者——论1990年代都市小说

1990年代,城市化进程使都市小说迅速崛起.从题材和主题看,都市小说主要表现为三类:一、"新生代小说",二、"新市民小说",三、"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很难说1990年代都市小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文学",因为作家往往还只是城市的窥视者和凭吊者.因此,构筑一个异于乡村的"陌生化"的精神世界,表现所认识到的"人类情感"将是现时代都市小说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在研究方法的更新中拓展与深化——京派小说研究述评

论文详尽梳理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京派小说的研究概况 ,从京派的界定、京派与海派小说比较研究、京派都市题材小说研究、京派小说主题探询、京派小说艺术研究以及研究方法的拓展和研究中呈现的问题诸方面进行了深刻的探询 ,对于深化京派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京派小说的"桃花源"与老庄的"理想国"

京派小说家有着浓厚的"桃花源"情结,在其所营造的乡土田园小说里反复描摹着自然环境之美与自然人性之美.京派小说的这种"天人合一"的乡村世界的文化原型,其实就是老子的"小国寡民"和庄子的"至德之世".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的感觉化叙事方式

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叙事方式的基本特征是感觉化,具体表现为叙事语言的感觉化,叙事节奏的感觉化和以感觉为叙事结构中心,由是与中国现代小说既有的叙事方式区别开来,使1930年代现代派小说更准确地捕捉与表现了中国新型都市的现代生活。     

"都市民间"与当代叙事的现代性

“都市民间”理论的提出,表明1990年代以来文学“无名”格局中的知识分子参与中国都市小说叙事的一种新的观照方式。知识分子的审美分析与精神启蒙构成当代都市叙事现代性追求的核心。     

论孙犁与"荷花淀派"的乡土抒写

孙犁影响下形成的"荷花淀派"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为数不多的"跨时代"的文学流派之一.他们的乡土抒写,在即时性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中,灌注和张扬具有恒久魅力的人性与人情.其内在精神蕴涵,既有传统美德的承传,又有现代人道主义精神.在叙事形式上,承续京派乡土抒情小说传统,善于在诗化、散文化的小说中,创造清新明丽的意境,形成优美、婉约的艺术风格.这样的审美形态在其流派活跃的年代,始终处在主流话语的边缘;而在其流派沉寂的年代,却又获得了恒久的艺术魅力与影响.     

论"新感觉派"的艺术创作风格

崛起于20世纪30年代的新感觉派小说,曾被人们称为上海洋场文化中的一朵"恶之花".作为都市文学的一个分支,在审美追求上,它既不同于以"乡村幻梦"来反映"城市梦魇"的京派小说,更迥异于同时代以茅盾的作品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小说.新感觉派小说以一种独有的话语方式,对人类精神存在的展示,是源于新感觉派小说作家对社会、历史、生命以及自然的独特感受和艺术表达.它以其对怪、新、奇的现代性审美倾向的追求,给当时单调的传统主流文学园地吹来了一股异质的新风."新感觉派是中国文坛上第一支独立的现代主义小说流派".其代表人物是穆时英和施蜇存.     

论史铁生抒情小说与"京派小说"的艺术关联

史铁生早期的抒情小说在文化乌托邦建构、灵性维度的确立和诗化语言等方面表现出了与"京派小说"之间密切的艺术关联.这种艺术关联的存在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京派小说的创作理念就"安魂～移情"而言的确更易发挥文学的治疗功能;另一方面又可以在艺术发展线索上去说明史铁生小说中宗教情结的缘起.     

京派小说家的"回忆"和"梦"文学观与老庄的"虚静"论

京派小说家有自己独特的文学观和小说艺术理论,他们认为"创作不是描写'眼见'的状态,是当前'一切官能的感觉的回忆'"(沈从文),"小说是回忆"(汪曾祺),"创作的时候应该是'反刍',这样才能成为一个梦"(废名).他们对文学创作持"回忆"观和"梦"观,实际上就是把创作看成是一种时间距离和空间距离意义上的审美现象;而具体到创作主体上来说,"回忆"和"梦"文学观的主旨又是为了培养作家与实际生活的心理距离从而造就一个审美的心胸.如果我们把京派小说家的这种文学创作观和小说艺术观放到中国古典美学历史发展脉络里,就会发现,它的源泉是老庄的"虚静"论.     

京派小说的"异秉"人生与道家理想人物

京派作家废名、汪曾祺创作了诸多"异秉"小说。这是京派作家对人类诗意生存的文学表达及美学设计。溯其文化与美学渊源,老子所塑造的"愚人"形象、庄子再三描摹的"真人"形象以及那些"技进乎道"的庖丁们,正是京派笔下"异秉"人生的文化原型。     

“养老”·“教养”·儒家“教化”

虽然以往一些论著已经注意到"教养"这一说法的出现与上古中国庠序中的"养老"有关联,但对这"养老"的具体内涵的解释却并不准确。文章对"养老"的内涵重新作了分辨,并进而考察了先秦儒家在春秋战国之际对"教养"内涵的改造,从而找出了"教养"之所以后来与人的人格修养关联在一起的人文逻辑线索。通过对"教养"原意的追溯,论文揭示了先秦儒家教化的独特品格与其对于人的生命成全的重大意义。     

论《易》中之“和”

<易经>是早期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易经>认为世界万物皆由阴阳两种不同元素组成."阴阳和谐"是事物变化发展的前提和基础.阴阳变易,整体和谐,才得以化生万物.<易经>之"和",是中国"和"文化的源泉,在中华数千年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和"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增强民族凝聚力,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文化仍然是值得我们借鉴和吸收的重要文化资源,"和"的智慧和哲学在当代仍然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个人"与"整体"之间:"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悲剧"

作为对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承接和延续,"新时期"文学"英雄悲剧"的叙事必然遭遇重构"个人"与"整体"关系的多重挑战;同时,与"受害者"和正剧英雄的形象相比,悲剧性"英雄"的塑造提出了更高的人格建构要求."新时期"英雄悲剧的叙事不同程度地陷入叙事矛盾导致的文本困境,尖锐地暴露了个人自我的成长在具体历史语境中的两难处境,也预示了当代文学英雄叙事传统的落幕.     

从"悖论性结构"到"现代转型"--兼评孔范今的文学史观

九十年代,孔范今把20世纪中国文学放在“历史的悖论性结构”中来把握,探求“文学的补偿性调整与发展”。在此基础上,近年他进一步提出了以“现代转型”为观照视角的文学史观。他的文学史观秉持学理性的学术立场,力求达到历史与逻辑的统一,体现出动态性、超越性、包容性的理论姿态,真正使“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在“复式结构”中得以多方位的整体性还原。     

从“写象”到“写心”——试论“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

“平民小说”与“士人小说”概念的重新提出和定义,并用以宏观关照宋元以来的中国古代小说：《金瓶梅》以前的小说多是“平民小说”,明清之际小说主流转向“士人小说”,直至近代。以“四大奇书”为代表的明代小说的“平民小说”性质。清代“士人小说”的流变及特征。     

在"情""色"与"爱国"之间——论清末民初"英雌救国"小说的性/政治意识

清末民初的"英雌救国"小说有着深深的"性政治"情意结,其中的"情""色"叙事,基本上是被限定在民族革命国家命运的排他主义的框架中才可能存在.政治历史处境中的"情""色"被空前突出,民族革命的权力把"英雌"的"情""色"内涵紧紧地制约在"救国"的既定轨道上.     

析"无言"的天与"言说"的上帝

从语言哲学、诠释学和宗教现象学等视域加以分析,中国传统文化中"无言"的天与西方基督教中"言说"的上帝存在着以下不同:由于天"无言",使其所指隐含着多义性和随意性,而由于上帝"言说",使其所指被限定为独一的位格神;"无言"的天"出场"的时间性极其模糊,而"言说"的上帝"出场"则具有清晰的时间性;人与"无言"的天之间是"我与它"的共生关系,而人与"言说"的上帝之间则是"我与你"的对话关系;"无言"的天更多的是"直观地"启发人,而"言说"的上帝则往往"临在地"启示人;对于"无言"的天,人主要通过感悟和体会去认知,而对于"言说"的上帝,人只能借助信仰和激情去体认;"无言"的天以"道说"而澄明,"言说"的上帝则因其话语不断"冥化"而隐蔽.     

论《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

诚如大卫·里斯曼所言,当今社会已经由生产性社会转向消费社会。然而,消费社会并不止于物的“丰盛”,其成为其所是的根本在于其具有完备的符码规则、话语体系。正因此,其呈现出平等、民主化的幻象。要透过幻象进而认识消费社会的真实的社会结构,需要通过解读消费社会的区分逻辑达成。笔者认为,鲍德里亚《消费社会》一书为我们提供了解读该区分逻辑的锁钥。在文章中,笔者在结构主义语境中对区分逻辑加以分析,以此为基础,解读《消费社会》中的区分逻辑。由此,揭示消费社会真实社会结构的生成原则。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初论

“概念创新”和“形象创新”是在前人理论的指导下提出的一个符合经营思想创新要求的理念。通过企业生产力要素的变化过程,可发现它们对提升企业经营力具有重要作用;它们对于指导企业创新实践的成功意义十分重大,能够促使企业在管理模式、创新方法、人才管理、形象塑造等方面突破旧式,使企业以更先进、更富人性化的管理方式生存。     

关于名称和本质的若干思考

本文从现代名称理论的历史及具体争议入手,在对国内外有关研究成果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上,论证名称理论与本质主义的密切关系,阐明明确认识本质主义论争对于正确把握现代名称理论的重要意义,并就学界研讨中的一些相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