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化而不是解决:和平学范畴内的冲突化解

和平学范畴内的冲突化解研究,关注的是问题转化而不是问题解决,不是消极地结束眼前或表面的冲突,而是积极探询并改变那些产生冲突的制度或结构。人类冲突不是来自于人的自然属性,社会习得才是人类倾向暴力的重要原因。结构暴力的概念奠定了冲突化解研究的基础,在冲突不可避免时,暴力却可能避免,应该寻求减少或消除的是各种形式的暴力,冲突化解的过程就是消除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的过程。如果能够掌握冲突化解的原则、方式和技巧,一些冲突就能够真正得到化解和转化,从而有利于一个和谐社会的创建。冲突化解提供的是用非暴力方式处理冲突的可供选择的理论范式和实践路径。     

构建和平还是滋生冲突?——经济相互依存对国家间关系影响的理论之争

在新近的民主—和平研究中,"经济相互依存导致和平"的理论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该理论认为经济相互依存所产生的机会成本显著地降低了国家间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因而成为形塑和维系双方和平的重要变量。然而,一些秉持新现实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态度的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经济相互依存对冲突并没有积极的束缚效应,而且不对称的贸易依赖往往会滋生依附甚至引发冲突。同时,他们还发现既有研究中所使用的分析模型也存在缺陷,尤其是忽视了两者之间存在的"同步性问题"。针对这些批评,"经济相互依存和平论"的支持者对衡量经济相互依存的方法进行了优化,并在分析模型中纳入了更多的变量因素,但是没有信服地解决先前的各种质疑,有关这一主题的争论仍在继续。     

以和平换水——阿以冲突中的水资源问题

中东是世界上水资源最贫乏的地区之一。在历史上的阿以对抗中,由水资源引发的冲突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本文对阿以水资源冲突的原因、现状做了比较详细的分析说明,并对有关的水资源解决方案的实施条件做了一定的分析。作者认为没有和平就无法解决阿以的水资源纷争,即"以和平换水"。     

中美相互依赖的结构——理论分析的框架

本文在概要梳理有关论争的基础上,试图建构一个分析当前中美关系的理论框架。文章指出中美关系的现状在根本上取决于双边关系的三个基本特性:大国性、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在回顾基欧汉和奈复合相互依赖理论的贡献与不足的基础上,本文提供相互依赖下国家利益和权力的结构及其政治过程。文章认为,中美结构性相互依赖的特点已经十分明显,这一理论分析框架包含经济全球化、地缘战略、国内政治三个分析角度。     

相互依赖:解译政府-NGO合作关系

在复杂化、动态化和分散化的环境中,政府与NGO之间形成相互合作的关系。政府与NGO的合作关系,既不是一种命令与服从关系,也不是市场竞争关系,而是一种介于这两者间的相互依赖关系。这是一种共生的、自主的和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关系。通过对相互依赖关系的这种剖析,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政府-NGO合作关系的理解。     

回顾与展望:美国和平学的起源和发展

和平学是一个相对新兴和发展中的学科。从研究角度而言,和平学主要起源于欧洲国家,但大部分和平学课程却首先出现在美国。冷战后期,美国的和平学课程主要关注结构性、家庭和社会内部暴力问题。和平学的研究范围包括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超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其价值基础和行动目的就是替代暴力。和平学的研究面临各种挑战,主要包括:关于和平的定义过分模糊;行政方面的支持不够;和平学还遭到政治偏见的批评。和平学有助于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变化,为了促进这样的一个长时期的根本变化,需要营造一种和平的文化。     

相互依赖角度下的中国与朝鲜半岛

相互依赖理论是国际政治学的重要理论之一.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相互依赖的程度和规模都得到了显著提高.中国作为朝鲜半岛的近邻,与其在政治、经济、地理、历史等各个方面有着特殊的关系,在关乎朝鲜半岛的所有大事中,中国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可以预测,在不断变化中的国际政治格局中,中国与朝韩关系的相互依赖将会逐渐加深.     

联合国第二代维和行动冲突后建设和平及其发展浅析

联合国第二代维持和平行动中冲突后建设和平是一项随着联合国由“维持和平”向“缔造和平”倾斜过程中的关键步骤。在这一衔接过程中,军事人员与非军事人员的交接,人员素质等问题比较凸显。而这些问题受到联合国机构改革,后勤资金充裕与否等的制约。联合国机构改革为冲突后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制度基础。新的维和行动相关部门能够利用实地经验有效指导冲突地区重建工作;并落实后勤资金保障。     

政治冲突研究引论

政治冲突是社会冲突的重要内容和最高形式,有特定的意涵。从广义上看,政治冲突是指政治体系内各政治主体之间因价值观、利益分配等的不同而围绕政治权力产生的一系列对立、抗争、抗拒等对抗性政治行为。其主要包括政治革命、政治改良、政治暴乱、政治不服从、政治抗议、权力斗争等形式,具有客观性、复杂性、时代性、发展性等特性。而社会冲突、社会矛盾、政治竞争是与其相关并容易引起歧义的主要范畴。     

经济全球化与中国的和平发展

中国的和平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是紧密相连的.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加快主要表现为世界贸易范围的扩大,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强,全球金融市场的形成.对于选择了和平发展之路的中国来说,经济全球化是机遇也是挑战.正在和平发展的中国对经济全球化应采取的战略态度是: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实行开放型的追赶战略.     

中西部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带来的政治经济后果

受宏观经济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战略安排的影响,中西部地区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演变为以“集中居住+土地流转”为内容的城镇化模式。从经济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浪费了财政资源以及降低了农民生活水平。从政治效益来看,政府主导型城镇化导致政府合法性降低以及社会不稳定。中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应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优化政府行为,走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的城镇化道路。     

中日经济“非对称性”相互依赖与权力分析

本文运用权力与相互依赖理论,分析中日经济相互依赖关系的敏感性与脆弱性,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力即权力问题。从中日经济相互依赖(相互贸易和直接投资)的现状看,表面上两国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是对称性相互依赖;实质上中日贸易关系是一种非对称性的相互依赖。中国在相互依赖中具有"敏感性",但不具有"脆弱性"。因此,日本只在敏感性相互依赖中获得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但这种影响也十分有限。基于以上认识,本文最后就中日合作如何摆脱"敏感性"非对称相互依赖向"对称性"方向发展,提出了自己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的中德经贸依赖关系

中国和德国是全球价值链上的核心国家,并互为重要贸易伙伴,但新冠疫情给全球供应链带来了重构冲击,两国经贸合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基于全球价值链理论对出口增加值进行核算后可以看出,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快速提升,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增加值来源地。中国价值链的独立性持续增强,而德国在上游和下游对中国的依赖度不断提高。出于经济安全考量,德国企业尝试分散供应链布局,或将在华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至其他经济体,但这并未改变两国以互补性为主导的经贸关系,由于核心制造业产业链高度融合,中德经济无法"脱钩"。当前非经济因素干扰经济议题,德国强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差异,视中国为"制度性竞争者",经贸关系作为中德关系"压舱石"作用受到限制,但鉴于两国趋于平衡的经济依赖关系,德国对华政策转向并不会对中德经贸合作的基本面产生根本影响。随着两国相互依赖关系深度和广度的提升,中德共同经济利益网络不断扩大,经贸合作依然是中德关系的重要纽带。     

论政治冲突的表现形态

根据政治冲突的表现形态,政治冲突可分为政治权力冲突、管辖权冲突、政治参与冲突、政治发展冲突.政治权力冲突是政治冲突的核心形态;管辖权冲突是政治冲突的常态;政治参与冲突是政治冲突的规则化形态;政治发展冲突是政治冲突的渐进式形态.由于政治冲突是存在于民主条件之下的,所以它们是基于政治共识的非暴力博弈冲突.     

论政治冲突的功能

政治冲突的功能理论是政治冲突与整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目前对政治冲突与整合理论的研究非常少,所以作为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功能理论研究更为鲜见。本文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理论框架下,结合前人的相关论述,特别是重点围绕马克思与L·科塞的观点,对政治冲突的功能:负功能和正功能进行了比较系统地分析。     

政治冲突的逻辑先在性及其现实根源

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社会现象,导致这一现象的根源大致可以归纳为两类,即:形上的逻辑根源和现实的社会根源.前者包括人性善恶的纠结和分异、经济利益的需求和差异、政治权力的诉求和争夺;后者包括社会结构变化、政府治理失灵、制度安排缺失、政治文化差异,深入分析这些根源对于有针对性地治理政治冲突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从冲突到秩序:政治冲突调控机制分析

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政治现象,是政治的内在属性.政治冲突具有不同的功能和强度,这为政治冲突调控机制的选择提供了路径依赖.政治冲突的调控是内力和外力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政治冲突的调控机制也就包括了自我调控和政府调控两大机制,它们共同推动和维持政治系统的动态稳定,实现从冲突到秩序的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