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对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一个曾经被“民主斗士”闻一多“经典性”地政治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努力破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罗家伦历史评价方面的“标签化”、“符号化”的历史偏见，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对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给予新的阐释，仍然颇有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罗家伦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成就

罗家伦对中国近代史研究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力图改变中国传统的历史研究方法,开创一种新的科学的历史研究方法。他十分重视近代史研究的意义,指出中国近代史研究不发达的原因。他重视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认为历史研究法只是史料研究法,和胡适、傅斯年、顾颉刚等的新史学思想相呼应。     

大学改革的理想与困境——罗家伦整理整顿清华大学的前前后后(1928—1930)

罗家伦是近代以来堪称教育家的大学校长,他于1928年8月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5月辞职离开学校。在担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罗家伦对清华大学大刀阔斧加以改造,实施了诸多改革措施,为这所大学的发展做出了开拓性贡献。但是,以革命者的姿态来清华上任的罗家伦,自始就与这所学校有着极强的内在张力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一是他所代表的国家管制教育与大学自治发展之间的冲突;二是其办学理想、治理理念与清华大学的传统有着很大的矛盾;三是其个性与清华的传统也格格不入。正是这些张力与矛盾在改革中逐渐暴露乃至激化,导致罗家伦最终辞职离校。大学改革与发展有其自身特殊的规律,期冀以革命的手段改革大学,难以收到成效。究其根本,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是在与政治有着缠绕不清的关系中展开的,这就决定了每一位大学校长改革大学教育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从大学改革与治理的理论视角,将罗家伦作为大学教育改革家,置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清华改革发展运动中来考察,分析其改革的条件、理念和路径、改革过程中遭遇到的问题处置,以及作为大学改革者的个性品质等因素对改革成败得失的影响,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实践价值。     

胡适、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与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

易卜生的作品对现代中国文学和文化影响巨大,而其在中国的接受过程又充满了误读、曲解和断章取义。究其原因,胡适和罗家伦翻译的《娜拉》,作为该剧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对易卜生在现代中国的接受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胡适和罗家伦在翻译的过程中对剧中一对次要人物——林敦夫人和柯乐克——的形象和关系进行了改写,对海尔茂的人物设置也有所变动。这些误译和改写看似微不足道,其实却至关重要,因其遮盖了易卜生原著对人物设置、结构安排的精巧设计,简化了原著对"浪漫""幻想""现实"等问题的深刻反思,由此,这部译作中的误译和改写对《娜拉》在中国的接受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促使人们忽视作品的艺术性而更关注其思想性;并使人们在关注该剧思想性的时候,又集中关注其社会改革的方面,即女权主义的因素,相应地忽视了易卜生思想中更深刻而复杂的内涵。     

罗家伦与中央大学

1932年,罗家伦被任命为中央大学校长,就任后,提出安定充实发展的重建方针、稳定教学秩序、调整院系、扩充设备使中大稳步发展.他所提出的"诚朴雄伟"的学风,成为中大人的共识而得以延续.     

罗家伦的青年教育观初探

罗家伦的青年教育观虽然是在国内外求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但是,作为一种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却是在任职清华大学和国立中央大学期间陆续阐发、并不断完善的。其宗旨与目标,是通过大学"完备"的教育,也是他教育观中的主体内容,则是对青年学生实施"理想信念教育、知识教育、人格教育、体格教育",以期造就出健全的体魄、注意理性、关心人类情感、有着合理知识结构、追求和谐完美的大批优秀青年。其中很大程度上寄托了罗家伦自己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及忧国情怀。     

罗家伦与中国近代史

对“中国近代史”学科而言，罗家伦的地位毋庸置疑。他留欧时受好友影响从历史哲学转向“中国近代史”，初步确立近代中国历史的时限和主题，强调史料搜集是著述科学“近代中国通史”的基础，希望借此贡献中国学术。回国后更是积极宣传提倡，尝试为近代中国史料整理提供纲领性指导，并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但是，史料搜集整理提倡与著述难于下笔的对立，也反映罗家伦在“中国近代史”缘起演变中的真实贡献，以及彼时学界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复杂认识。     

辜鸿铭离开北大之谜

按照黄兴涛的解释,罗家伦写作此信的动机,首先是激于新文化运动的所谓＂大义＂;其次还有他与辜鸿铭之间的个人恩怨：＂著名报人张友鸾先生就曾生动地记述辜鸿铭和罗家伦之间互相‘讨厌’的故事。据他说,辜鸿铭这位‘名教授’因反感罗家伦这位‘名学生’好出风头,不好好学英文,故上课时‘十回有八回叫着罗家伦的名字,要他回答’。而罗家伦呢,对于这英诗课既无兴趣,英文底子又很差。＂     

五四时期罗家伦对社会改造问题的探索

五四时期,身为青年学生的罗家伦在社会改造的大潮中,通过自己的学习、思考和实践,形成了对中国社会改造问题的初步认识.他主张以思想革命为社会改造之首,主张问题与主义并重、文化运动与群众运动并举的改造方针.罗家伦的社会改造主张代表了一部分受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青年学子对社会改造问题的看法,表现出了渐进改革的思想趋向.     

国立清华大学的现代化、独立化改革——罗家伦与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始于"留美预备学校",经过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飞速发展,一跃成为国内著名的高校。1928年,罗家伦长清华大学后,推行"廉洁化、学术化、平民化、纪律化"的政策,真正造就了一个现代化、独立化的清华大学。罗家伦长清华时期,"改隶废董"、教授治校、延聘名师、改组学科、重视学术研究,是清华大学发展的转折期。     

代位权行使效力的研究

关于代位权行使的效力, 有入库规则说、平等受偿说、优先受偿说等几种观点。从立法目的、法律功能、法律成本和效率、其他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中国司法解释的性质和来源来说, 中国应选择优先受偿说的观点, 赋予代位债权人优先受偿权, 建立代位权上优先受偿权的现代理念。     

民国时期武术的科学化变革

作为现代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民国武术置身于当时人们追求＂科学＂的话语背景之中。以＂传统＂为特征的国术（武术）与当时的＂科学＂话语形成了较大的反差与抵牾。国术界要实现以武图强的远大抱负,国术的＂科学化＂问题首当其冲。鲁迅与陈铁生的论战围绕国术是否有提倡的必要展开,一方面为国术的科学化做了舆论上的铺垫,另一方面也促使国术界开始反思传统武术的痼疾。进而,国术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展开了国术科学化的改造,其实质是确立发展国术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国术的进一步发展铺平了道路。     

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标准

当前对于共同犯罪案件如何认定犯罪中止,司法机关在办理中是仁者见仁,法学人士在讨论研究中是智者见智。共同犯罪中止的认定,应以行为人自动停止犯罪并有效地阻止其他共犯利用其先前行为继续实施犯罪或防止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标准。     

论当代人文社科学术期刊编辑视野的转移

当代期刊编辑理论研究,已经逐渐淡化了对期刊本身的功能、基本属性,办刊特色等的讨论,因为编辑学的理论发展,已经解决了这些基本问题。对于人文社科学术理论刊物,现在更多的是在关注人文社会科学的编辑出版与全球化背境下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关联性;当代学术批评与编辑的选择性思维方式;当代学术期刊的编辑过程及编辑活动与学术评价的关系;当代网络化条件下的学术活动与编辑活动的关联研究等与文科期刊相关的更为重大的理论课题。     

行政机关违法设定许可的法律责任探析

对于行政许可违法的法律责任问题,人们往往是从行政许可实施违法的角度进行研究,而对于设定违法及其责任追究的探讨却相对薄弱。然而,行政许可设定一旦违法,其对相对人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损害将会更大,因此,对许可设定的违法及其责任问题进行研究,以避免违法行政行为的发生,促进政府依法行政,不仅必要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     

还本售房合同的法律效力分析

本文通过对案件的深刻剖析,论述了认定合同的依据、广告行为的效力、公司与股东的责任以及公司主体的混同等重要问题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高校贫困生认定工作面面观

国家贫困生资助政策实施以来,对贫困生帮助很大,同时在实际运行中还存在着一些问题。本文提出贫困生认定工作仍需要进一步采取各种相关配套措施,以推动和保障贫困生资助工作更好地开展。     

提单之债的性质及其诉权的构造

在不签发提单的情况下,利他契约理论能很好地解释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当事方的权利义务。但在签发提单的情况下,该理论就不敷使用。借助罗马法中的准契约理论,既能对提单下的义务转让进行合理解释,也能解决在实务中诉权的确定之难。     

从美国修订《1930年关税法》看我国外贸战略转型

2012年3月,美国参议院通过修订《1930年关税法》的法案,以便对中国、越南等“非市场经济国家”征收反补贴税。近几年,中美之间的贸易争端处于高发期,金融危机加剧了我国外贸出口中遭受的贸易摩擦。应尽快转变原有增长方式,提高产品附加值、降低对少数国家的路径依赖,开拓多元化市场、促进内外贸一体化,以实现我国外贸战略的转型升级。     

朱自清编《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过程梳考

良友版《中国新文学大系》丛书出版的背后,有一些文学史细节被遮蔽。其中诗集卷因图书审查委员会的反对不得不“临阵换将”,由郭沫若改为朱自清,这确系国民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的文化围剿政策之体现。朱自清编选的范围来源一方面依靠他在清华大学授课的讲义《新文学纲要》,另一方面得益于《新诗年选》、《分类白话诗选》两种诗选提供的“启示”。朱自清经过一个多月的时间,新诗集卷编选完成,选了五十九位诗人的四百首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