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集聚、生产率增长与城乡收入差距的实证分析——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

本文利用中国2003-2013年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统计数据,采用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集聚对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及其内部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金融集聚是促进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的重要推动力,同时也是导致城市内部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关键因素,这主要是因为金融集聚显著推动了城市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对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显著。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在城市金融集聚的扩散阶段还没有到来之前,政府旨在缓解城乡收入差距的金融政策可能会抑制城市总体生产率增长。     

交通基础设施视角下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分析

本文使用2000~2014年西部地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与制造业集聚的区位熵存在空间分布的一致性,公路密度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具有显著为正的影响,知识溢出效应和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能显著促进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规模经济、资源禀赋对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     

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EG指数分析

采用西部地区2003～2011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数据,从行业细分角度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对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小。这与全国层面的研究结论有差异,反映出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殊性。     

物质资本的积累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基于资本—技能互补视角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物质资本对劳动技能依赖性的增强成为我国经济转型中一个日益凸显的现象。本文基于资本—技能互补的角度揭示了物质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内在机制,并利用我国1999~2011年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一)经济转型中我国的资本布局模式越来越表现出较强的"资本—技能互补"性,由于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在我国城乡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物质资本通过现有的城乡技能分布格局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二)在资本—技能互补作用下,物质资本的积累带来技能型劳动的流动性增强,而非技能型劳动的流动性下降,这种技能流动差距强化了城乡之间现有的技能分布格局,进而间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三)物质资本的积累又对个体及公共部门产生了较强的"教育激励"效应,但存在明显的城乡差距,这一差距在长期内同样强化着城乡的技能分布格局,并最终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主要表现在:受初始财富水平的制约,物质资本的积累对个体教育投资的激励程度存在显著的城乡差距;在物质资本积累的教育激励下,公共部门的教育投资存在城镇倾向的错位,虽然物质资本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激励程度大于城镇地区,存在缩小城乡差距的潜能,但尚不足以扭转公共部门一贯的城市倾向的教育投资对城乡收入差距扩大的影响。     

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依据城市、农村生产方式和要素配置的差异构建了城乡收入差距影响因素模型。利用2000-2007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检验了资本存量、就业人数、FDI、第二、三产业集聚水平、农业中间品投入、人力资本和区域效应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从本文的研究结果看,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途径在于"三农"问题的解决。     

数字普惠金融、数字门槛与城乡收入差距

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降低金融服务成本、缓解金融信息不对称,从而增强金融供给可持续性,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数字鸿沟的存在可能会产生反向效果。本文主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机理和效果,以及数字鸿沟、数字门槛在其中发挥的作用。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总体上收敛了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但其发展广度、发展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带来的收敛效果却有较大差异,并且在东、中、西部也存在不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就业和增加非农就业来收敛城乡收入差距。但是,收敛效果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当跨越一级数字门槛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收敛效果减弱;当跨越二级数字门槛后,收敛效果却加强。因此,为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创造更好的条件,既要防止数字金融类企业利用垄断地位形成过高的数字门槛,又要加快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步伐。     

我国的收入分配政策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改善民生,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不断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在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改善人民生活和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但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一些行业收入过高,国民收入分配格局还不尽合理,经济发展成果还未均等地惠及全体社会成员,收入分配制度不完善所造成的分配差距拉大的趋势尚未转变。今后,仍需不断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缩小居民收入差距,让改革的成果切实惠及全民,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推进“长三角”服务经济一体化研究

“长三角”包括以上海为龙头的16个城市，总面积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6000多万，到2004年该地区GDP增加值超过3亿，服务业占比39．7％，是我国服务经济发展最快、层次较高的城市组群。“长三角”服务经济一体化，主要指在“长三角”主要城市之间各种生产要素能够无障碍流动，构筑服务市场相互开放，行业结构层次互补，空间布局合理，信息资源共享，交通体系完备，技术、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协调发展的共同体，从而降低交易成本、管理成本、社会成本，提高区域内服务业的综合竞争力。     

对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分析

20世纪90年代以来 ,我国居民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越来越严重 ,在农村和城市内部 ,低收入群体和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差距是不断扩大的 ,高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迅速上升 ,而低收入群体占有的收入份额在不断下降;在城乡之间 ,收入分配结构也在向有利于城市居民方面变动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城市人占有的收入份额越来越多 ,而农民占有的收入份额却不断变小。造成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日益严重的原因既有产业结构变动因素 ,也有体制改革和宏观经济政策调整因素。为了防止收入分配的过度分化 ,政府应该适度干预市场 ,通过公共政策来调节收入分配 ,并帮助穷者。     

试论我国收入分配中的公平问题

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过程中,我国居民中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分配不公的问题,成为影响当前社会稳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造成收入分配不公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我国目前的收入分配不公主要表现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等的收入差距过大。政府必须对收入差距进行合理调节,消除收入分配起点的不公,规范分配过程,调节分配结果,防止出现贫富差距过大,实现国民经济快速、健康的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