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制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文章分析了税制结构调整对于宏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税制调整的经济增长效应在结构上存在显著差异,对于间接税来说,增值税的促进作用最显著,消费税次之,而营业税则阻碍了经济增长;虽然直接税既可以通过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也可以通过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对经济增长产生影响,但是对于资本和企业的减税总是更能促进经济增长,而劳动和个人的减税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则相对较小.     

地方政府债务与宏观经济增长的非线性关系实证检验

文章运用LSTR实证模型对辽宁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关系,具有明显区间转换的动态特征,当负债率低于15％的门槛值时,地方政府债务增加会促进经济增长;但当金融危机出现时,转换函数则处于低区制状态,地方政府债务与经济增长线性相关.     

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与经济增长

文章基于2003—2019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了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非线性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影响存在基于人力资本水平的双门槛效应，只有当人力资本水平超过一定门槛值时，政府科技支出才能显著激励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阶梯型”递增，当人力资本水平跨越第二门槛值后，政府科技支出对区域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会显著提高。进一步的动态均衡关系分析表明，政府科技支出、区域创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相互影响机制，政府科技支出和区域创新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作用，且随着期数的增加，正向作用趋于稳定；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产生负向的冲击作用；从方差分解的结果来看，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来源于经济增长自身的驱动效应，随后是区域创新产出、政府科技支出。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支出水平,推动经济的发展与复苏。文章首先建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通过消费、投资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还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     

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测度研究

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各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扩大了其支出水平,推动经济的发展与复苏。文章首先建立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关系的理论模型,然后基于我国的相关数据,运用联立方程组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不仅有直接的拉动作用,而且还会通过消费、投资的促进作用间接地拉动经济增长,同时还对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进行了估计。     

财政分权、地方政府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财政分权体制改革后,地方政府从中央财政的附属机构逐渐转变为具有自利性的独立经济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中重要的推动力。文章以财政分权这一制度设计作为研究背景,运用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模型,实证研究了东部地区地方政府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在财政分权改革后,东部地区的地方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各省的经济增长,但是这种经济增长效应并不明显。     

内生增长模型下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相关文献实证结果不一。文章在内生增长模型的框架下,重新探讨了这一层支出-增长关系,其中,政府卫生支出具有双重身份,既是政府公共投资,又是对健康人力资本的投资。我们的实证结果发现在中国这样一个处于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正向的影响,表现在政府卫生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是0.0831,对应的投资乘数是6.04。政府在充分挖掘政府卫生支出的人力资本效应和投资乘数效应从而促进经进增长方面还大有可为之处。     

经济增长影响的短期和长期效应分析

文章将资本、劳动和能源消耗作为生产要素,用广义方差分解和广义脉冲响应方法,分析我国各生产要素投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从各劳动要素对经济增长贡献看,能源消耗和资本投入增长对经济增长贡献大,劳动力就业增长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小;从生产要素对经济增长作用的时间效应看,资本与能源投入增长短期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长期对经济增长为持续负效应,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以高投资和高能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模式,若要维持经济持续增长,未来必须增加更多的投资,更多的能源为投入,以抵消原投资与能源对经济增长形成的长期持续负效应.     

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研究

以贸易开放吸收能力为视角，通过理论模型推导了基于贸易吸收能力的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并利用东、中、西部1990～2009年数据进行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基于贸易开放吸收能力的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影响呈现出较明显的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地区，资本项目流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已由从弥补其经济发展资金短缺的阶段逐渐跨越到了通过技术溢出来促进经济增长的阶段，而在中、西部地区，贸易开放度还没有能够为资本项目流入经济增长效应的发挥提供健全的贸易环境。     

工业化、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基于中国分省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8-2008年度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协整分析方法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方法,以工业化对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两种作用关系为着眼点,研究了工业化和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费的影响效应与特征。结果表明:中国工业化与经济增长以及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总体而言,工业化对经济增长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又促进了能源消费的增长,但就不同区域而言,这两种促进作用存在显著的差异。同时也发现,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对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我国外资利用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的分析

The flowing of foreign capital is related with the economic security of one countries. The experiencesand lessons of many developing countries show that the impact of the foreign capital to the domesticeconomic is often the most important factors of the financial crisis. So it is important to a analysis theforeign capital economic growth effect. Based on the endogenous economic growth model, this paper firstdistricts the three cases of the foreign capital impact and give the three factors of the foreign capitalaffecting to the economic path. The using the sample data of China, we analyze the three factors. Theresults show that all the three factor effets are all positive, which means that the foreign capital utility ofChina is efficiency.     

基于内外源分解的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研究

依据研发投入到经济增长的两阶段性,在综合性实证分析框架的基础上,添加外商直接投资作为国际性资本溢出因素,且将数据结构面板化,深入挖掘R&D驱动型经济增长协同因素的作用机制.同时,将影响因子依据空间距离衰减原则进行内外源分解,分别考虑其对经济增长的本土直接推动效应和跨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内源性和外源性的研发投入均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影响创新系统的诸要素对于R&D驱动型经济增长作用明显;内源性FDI正向促进经济增长,但外源性FDI未能发挥显著作用;邻近城市的外源性经济增长水平的提高会阻碍本地城市经济增长.     

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制造业中间品进口依赖吗?

本文在测度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的基础上,剖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中间品进口依赖的作用机制及其作用渠道,并进一步分析了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对经济量增和质增的作用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一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会加剧一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该结论在多维度检验中均稳健成立,这一机制不仅有助于高技术中间品先发企业成为制衡全球价值链的链主,还容易导致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后发企业成为全球价值链的被俘获者和尾随者;二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通过抑制制造业的资本积累和科研人员规模扩大来加剧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国的中间品进口依赖,中国的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间品进口技术复杂度远高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这使得中国承受的中间品进口依赖压力可能远高于其他国家;三是高技术复杂度中间品进口是经济量增和质增的重要推动力量,促进经济量增和质增战略与降低中间品进口依赖战略之间存在潜在冲突,这一潜在冲突也证实了中国当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发展战略的科学性和正确性。     

东道国风险、文化距离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

随着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的不断增长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投资稳定性和区位选择中的东道国风险影响也备受关注。以此为背景研究东道国文化距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选择的影响,在度量东道国文化距离和风险的基础上,实证研究发现:当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小时,东道国较高经济和政治风险能促进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当东道国与中国文化距离较大时,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和政治风险会阻碍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因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偏好不是绝对的,而是依赖于外部东道国文化距离条件。     

泛珠三角区域多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及应用研究——基于社会嵌入性视角的分析

通过有效整合经济增长、社会嵌入性和多层统计模型三个方面的理论,构建了基于嵌入视角的多层经济增长理论模型,解决了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作用路径问题以及社会嵌入性变量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精确性问题。利用泛珠三角区域1996—2013年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嵌入视角下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结果表明:在泛珠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整体差异中,60.34%的份额是由经济增长的社会嵌入性造成的。资本存量为正向显著直接影响因素,产值结构为负向显著直接影响因素;经济增长百度指数、外资依存度和财政支出规模既能显著直接影响经济增长又能调节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市场化率对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经济增长百度指数、外资依存度还能调节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正向关系。因此,提高经济增长要同时考虑经济增长基本因素与社会嵌入性因素。     

国际资本约束与顺周期财政政策

本文首次建立理论模型证明了国际资本约束是发展中国家顺周期财政政策形成的重要动因。同时基于125个发展中国家1960-2016年的面板数据，得到了与理论预期一致且稳健的经验证据：发展中国家呈现出顺周期财政政策的典型事实。在充分考虑内生性问题，引入加权的贸易伙伴实际GDP增长率和加权的美国国债实际收益率作为有效工具变量后，这一结论仍然成立；主权信用评级每下调1个级别，顺周期财政政策倾向将会增加5.83%。这种国际资本市场的劣势地位所引致的国际资本强约束，是发展中国家采用顺周期财政政策的关键原因。本文的研究在经验上丰富了关于发展中国家顺周期财政政策成因的讨论，为深化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际合作与互助提供了政策启示。     

基于国际资本多重动机的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路径识别

本文采用最新一代的SRISK方法测度了G20国家605家金融机构的系统性风险,并设计提出了基于高维的时变参数外溢网状矩阵,识别了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传染路径和传染源。研究发现,各国系统性风险呈现明显增强态势,在危机时刻具有较强同步性,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国系统性风险同步激增。而欧美等发达金融市场更容易成为全球系统性风险的风险源,其中,美国溢出指数显著高于其他国家,是全球系统性风险的主要输出方;反之,新兴经济体的金融市场成熟度与放开程度远不及欧美发达国家,因此,更多地扮演着风险吸收方角色。基于面板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资本流动骤停强化了系统性风险跨国别传染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国际资本流动的套利和套汇动机则是影响全球系统性风险传染的两个重要渠道,特别是,债券市场暴涨所引发的套利行为对吸收效应和溢出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非对称性,而汇率升值超调引发的套汇行为则会增强系统性风险的溢出效应和吸收效应。此外,套价动机并未对系统性风险传染产生影响,一个主要原因可能在于各国的股票市场相对债券市场较为封闭,这势必隔断了套价行为对系统性风险传染效应的影响。最后,基于全球研究结论提出中国防范外部系统性风险冲击的政策建议。     

现收现付制、降低缴费率与经济增长——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利用中国2001-2011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资料,通过联立方程模型研究中国现行养老保险制度降低缴费率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发现,中国实际上仍为现收现付模式的城镇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缴费率变化对个人储蓄率产生显著为负的影响,对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的影响为正,但不显著,而个人储蓄率和居民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比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显著为正。当前养老保险制度通过降低缴费率对经济增长的净效应为负,降低缴费率有利于经济增长。     

环境信息不对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与企业环境治理

基于信息不对称理论,本文以2013-2016年深交所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析了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环境信息披露较差以及本地子公司较多的企业中,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的环境治理作用更为明显。进一步考察实地调研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路径发现,机构投资者实地调研推动了企业环境治理的资本市场监督和媒体监督。本文的研究验证了信息不对称理论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拓宽了实地调研经济后果的研究领域,对于深入理解并推动我国企业环境治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源泉的异质性及强度研究——基于互联网、金融发展和法治水平的视角

国家的异质性导致了各国经济增长源泉具有较强的差异性。运用2003年至2013年金砖国家经济发展数据,构建面板数据门槛回归模型,研究互联网、金融发展及法治水平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对金砖国家经济增长促进作用并不显著,现阶段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推动作用有限。但随着法治水平的提高,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呈J字型增长,法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推动金砖国家金融发展。加强互联网、金融及法治建设将为金砖国家经济增长注入新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