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

1991年秋出土的殷墟花园庄东地H3坑刻辞甲骨是继YH127坑、小屯南地之后殷墟发掘史上的第三次重大发现。这批材料经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专家科学整理之后,著成《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以下简称《花东》)一书,近日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印行出版了。     

甲骨刻辞“卿史”“御史”辨

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王国维考证甲骨刻辞,认定“卿史”“御史”这两种地位显赫、包揽国家要务的官职自商代始设,现代历史学家郭沫若亦从此说,在《中国史稿》中把卿史、御史列为商代政务官,说是商王的辅佐。笔者通过对大量甲骨刻辞的考证,提出在甲骨刻辞中所载的“卿史”“御史”无一处可作官职解,因而认为商代设有“卿史”“御史”这两种职官的说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而得出结论:罗、王之说均属误解。     

牛肩胛颈刻辞顺序试探

《甲骨文合集》第1—6册中有些牛肩胛颈骨左右各刻有一条卜辞,经考查,殷人在牛肩胛颈上刻辞有一定的规律,左右卜辞的契刻均有先后顺序,即左肩胛颈的正面,左边刻辞在先;右肩胛颈的正面,右边刻辞在先;直观来说,无论左右肩胛颈,靠近切去臼角有切口一边的刻辞在先。     

乐从堂藏(犭臣犬)簋及新见卫簋三器铭文小记

文章对所见簋诸器和新见卫簋三器这两组铜器资料重加整理.通过比较可知,两组铜器除器形、纹饰差若相当外,铭文用辞及句例亦多类同,文章据此推断" (犭臣犬)"、"卫"二人为兄弟关系;推知卫簋"各于康太室"应读为"(王)各于康太室";(犭臣犬)簋"祀于其百神,亡不鼎"之"鼎"读作"则";(犭臣犬)簋"金车金狱"之"(族)",原形作"(狱)";并就(犭臣犬)簋、卫簋"日引勿替"一辞对青铜器断代的指标作用进行讨论.     

“小臣墙刻辞”新释——揭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

在甲骨刻辞中有一片非常著名的"小臣墙刻辞",内容为一次战争的俘获与赏赐的记录.以往对小臣墙刻辞的释读和理解存在一些错误.本文对小臣墙刻辞重新进行了释读,对一些字词提出了新的解释,着重考释了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指出这是出土文献中最早而且是目前仅见的关于"白麟"祥瑞的记录,同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祥瑞记录.本文还认为小臣墙刻辞中的"白麟"资料,对进一步证明"殷人尚白"说和殷人已经具备了五方配五色观念的推测非常有利.     

关于殷墟甲骨刻辞中“于”的连词用法

不少名家认为殷墟甲骨刻辞中“于”字可以用为连词,其所举例句可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司岁于协遘”实际应断为“司岁,于协遘”,“于”字充作介宾结构;第二类“蒸于主乙于后主乙”应断为“蒸于主乙,于后主乙(蒸)”,这类句子实际上是复句;第三类“余其从多田于多白征盂方”因极为罕见,“多白”有可能是地名,也可能是误刻。由此观之,目前尚无充分证据证明“于”是连词。     

殷墟甲骨刻辞中"以""比"非连词说

殷墟甲骨刻辞中 ,“以”和“比”常位于两个相同成分之间 ,但它们不是连词 ,而是动词 ;因为它们的主语可以省略 ,它们的宾语可以前置 ,它们可受副词修饰。这项研究表明 ,单纯依据语序来判定某个字是否连词是不可靠的     

试论殷墟五号墓的年代

殷墟五号墓出土的一百一十件有铭铜器中,六件一套的两种鼎及偶方彝、鴞尊、觚、爵、瓿、鉞等六十余件铜器上皆铸有“妇好”二字。妇好的活动及事迹,在甲骨文中有二百四、五十条(包括不能属读的残辞在内)之多。殷墟五号墓是自1928年殷墟发掘以来直到目前保存最完整,而且又是唯一能够把该墓墓主同甲骨文和历史文献联系起来的墓葬。五号墓的发现,对于探讨商代社会的历史,研     

从商周“告(诰)”刻辞看诰体起源及其文体性质

通过考察甲骨刻辞的“告”字相关用例,可以发现殷商中晚期已经孕育了后世诰体的雏形与早期文体意识,并且可能分化出专门的字形与一般意义的“告”相区别。殷商时代的“告(诰)”辞大多与祭祀、兵戎等国家大事相关,对所告之事、所告对象亦表现出明显的重视与关切。即便到了周初《大诰》等诰文,其倾诉对象逐渐从神明先王转向诸侯臣子,这一真诚恳切的基本态度亦未发生变化。由此,诰体的文体特征应确认为殷殷告慰、款款告托、谆谆告勉,而非严肃训诫、严格约束、严厉惩罚,这也是诰体与训、命、誓等其他文体最本质的区别。所谓“五诰可以观仁”,从诰体的发展亦可清晰见出有周一代“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的建构。     

读秦本纪札记

考证史籍,除了依靠有关古代文献,还必须利用考古发掘材料,互相参证。这是王静安先生的“史学二重证”的治史方法。自殷墟甲骨发现以来,国内很多历史学家,已应用甲骨文记载的资料补充修正古籍记载的缺失。本文试图利用一些新发现的考古材料,对照《史记·秦本纪》的记载,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 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 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香港、大陆两地知照类公文比较

知照类公文是指向有关方面告知某些事项、情况、规定和要求的公文。在《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的 12类 13种文书中 ,公告、通告、通知属此类文书。香港的知照类公文在《政府公文写作手册》中称为通告类文书 ,常用的有通告、通函、布告、公告。两地的知照类公文均以发布消息、公告周知为主 ,但应用起来在使用范围、写作格式等方面尚有很多不同。本文试对两地的知照类公文做一比较 ,目的是通过比较沟通 ,使两地的公文各尽所长 ,相互借鉴 ,最终在发展中趋于统一 ,更好地为经济建设服务。一、使用范围比较1.两地公告的适用范围和使用情…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字形校订(一)

《殷墟甲骨刻辞类纂》是一部以甲骨文字的形体为线索、将散见的有关辞条以类相从、一一系联归并的大型甲骨工具书,对于认识和掌握甲骨文的形体以及对有关卜辞内容的理解,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它也有不足,主要表现在字形的摹写和辞例释读方面,我们仅就字形部分加以校订。     

试论“巫帝”刻辞的结构

甲骨文“巫帝”刻辞的结构,至今尚无定论,我们认为属于“神名宾语十祭祀动词”结构。因为,这种结构是甲骨刻辞中的常见结构;有与“巫帝”刻辞对应的“帝巫”刻辞存在,而后者是典型的“祭祀动词十神名宾语”结构;在甲骨刻辞中尚找不到“巫”作为主语或动词的先例;“巫”的意义与方位有关,刻辞中可见“帝东巫”、“帝北巫”等,“巫帝”与“帝南”又同处一片甲骨上,可见“巫帝”义同“帝巫”,“帝南”即“帝南巫”。     

商代校阅礼初探

商代校阅礼是商代军礼的重要组成部分,指借助田猎活动选拔、训练兵士的仪节的总称。前人研究商代军礼的不乏其人,但对校阅礼系统研究的并不多见。本文通过系统整理甲骨军事刻辞后进一步归纳出商代校阅礼包含有:建旗聚众、训练检验、犒劳军士等仪节。训练检验又称搜田,含有搜田活动前的告庙礼、迁庙礼、占卜、搜田过程中祭天地山川礼、搜田结束后的献捷礼等仪节。对这些仪节的爬梳,有利于进一步认识甲骨军事刻辞蕴含的商代军礼,有利于补商史研究之缺漏。     

甲骨刻辞的形式美

甲骨槽穴往往形状整齐,排列规则,显示出时人对槽穴形态形式美的追求。甲骨刻辞的排列大多具有整齐、对称、错综之美,有重句复沓、类似序曲、正歌、副歌、尾声、联曲的多种组合形式。甲骨刻辞有时采用省略、虚词等多种手段来调节以形成整齐句式。甲骨刻辞形式与八卦思维方式之间有密切联系的痕迹,甲骨刻辞准备了向《诗经》章法结构转化的形式条件,准备了向《诗经》整齐句式转化的调节手段。总之,甲骨刻辞为《诗经》的产生准备了多种形式元素。     

能避嫌者品自高

正建武二年,汉光武帝刘秀欲封赏屡立战功的大舅哥阴识,却受到阴识谢绝:"天下初定,将帅有功者多,臣之受封,会被人误认为托属外戚的关系,不能示天下以不公。"又过了两年,刘秀欲封内弟阴兴为关内侯,阴兴也坚决辞让:"臣未有先登临陷之功,而一家数人并蒙爵赏,转令天下失望,诚所不愿。"这就叫避嫌,阴家兄弟不因是皇亲国戚而骄横,反而主动让爵辞赏,被史家高度评价,成为历史美谈。     

对殷墟甲骨刻辞中“雨不雨”、“雨不”的考察

甲骨刻辞中不能肯定存在反复问句。“雨不雨”、“雨不”实际上分属命辞和验辞     

竹简卜辞与商周甲骨

殷墟甲骨的发现与鉴定,是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迄今正好是九十周年了。甲骨研究已经是一门羽毛丰满的学科,对探讨中国古代历史文化起着重要的作用。海内外许多学者研究甲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必须承认还有一些带基本性能的问题仍未解决。前些年由几位海外学者率先提出的卜辞命辞是否问句的问题,即其一例①。甲骨本来是占卜的遗物,卜辞是占卜的记录,而我们对古代占卜所知有限,无怪乎在卜辞的读法和理解上有种种分歧意见。     

一定要重视公文修辞

作为“经国之枢机”的公文,在社会公共管理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改革开放的大时代呼唤公文改革。要更好地提高公文的效用,必须重视公文修辞,注意炼辞炼意,努力做到文质相资,言意兼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