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叙作关系看第一人称自叙传小说

晚清之后,文言小说由于宗法史传而形成的"叙作合一"传统逐渐瓦解,"叙作分离"的格局逐渐形成。叙作分离对现代自叙传小说的创作非常重要,一方面它深刻地影响到作家的创作心态,使作家能以另一个身份进行想象、虚构;另一方面,又使作家可以在"虚构性"的保护下叙述自我体验。这就使自叙传小说在叙作关系上呈现乍合乍离的形态,反映了五四作家渴望表达自我与突破自我的双重需要。     

郁达夫小说中的“我”

在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史上,以饱含抒情的笔调将“我”贯入小说之中的,郁达夫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却是最有影响的一个.当时写作这种包含作者身世“自叙”的作家很多,有早于郁达夫的鲁迅,也有晚于郁达夫的王以仁,以至女作家庐隐等.可是真正把“我”带入文坛发扬光大,而且经久不衰的要算郁达夫了.在郁达夫的小说中,“我”的不幸,突出地映衬着国家和人民的不幸;“我”的悲哀,始终流贯着时代和社会的悲哀.“我”,是郁达夫在全部创作中精心塑造的一个艺术典型.当我们今天希求以客观的态度评价郁达夫时,不能不注意他这些为数众多的“自叙传”小说,注意小说中“我”的变迁与作家生活及社会时代的联系.     

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对郁达夫的影响

在“五四”时期的名作家中,郁达夫的文艺思想是独树一帜的。要了解郁达夫文艺思想的演变和形成,不能不探讨郁达夫与外国作家和文艺思潮的关系。“文学作品,严格地说,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是法国作家法朗士的一句名言。从郁达夫的作品来看,和法朗士的作品风格相差甚远。但郁达夫从法朗士那里接过了这个口号,同他所受到的西方和日本文艺思潮的影响融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比较独特的艺术见解。     

论郁达夫的思想与品格

毫无疑问,《沉沦》的问世不仅规定了郁达夫小说创作的基本内容与风格,而且确立了郁达夫牢不可破的作家地位。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也许是作家的称号过于神圣了的缘故,也许是《沉沦》等小说过于感伤了的原因,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位独具风格的作家差不多就在《沉沦》等小说问世的同时发表的那些闪耀着郁达夫早期思想光芒的文艺论文以及后来不断问世的散文、杂文等作品。事实上,这些作品不仅同样具有作家独特的艺术个性,而且显示了郁达夫作为战士的思想与品格。其实,明显具有“作家自叙传”性质的《沉沦》等小说中的主人公又何尝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战士?只不过作品中的主人公在强大的反动势力面前没有找到正确的出路,再加上自身的一些弱点,表现伤感、颓唐,成了失败的英雄,因而不能被读者完全接受罢了。 如果说,在《沉沦》等小说中,为了从独特的角度表达反帝、反封建的主题,通过明显带有“作家自叙传”性质的主人公所表现的,主要是被郁达夫有意夸大了的性格中的消极、灰     

沈从文早期“自叙传”新解

在关于沈从文早期作品的研究中,以"自叙传"为代表的叙事文本是其中的重点之一。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既有研究成果中,有相当一部分过度强调"自叙传"与作者个人经历之间的关联,从而将其当做沈从文传记的补充材料;相反,也有一些有意淡化甚至遮蔽上述联系,将"自叙传"当做沈从文为赚取稿费而匆匆写就之作。本文以文本细读和传记研究为主要方法,运用症候式分析,着重探讨沈从文早期"自叙传"独特的社会学与美学内涵,并在此基础上尝试发掘进入此类文本的另样可能。     

以艺术的方式解读心灵——评刘保昌先生的《郁达夫传》

郁达夫认为"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他常常把个人的生活经历作为小说和散文的创作素材,在作品中毫不掩饰地袒露自己的心理隐私和人生境遇,自传体小说也成了郁达夫的一个标签.作家对于自身大胆的抒写,无形中为其做传记者提供了充分的资料,但也给人造成了辨析真伪和提炼材料的困难.     

“缪斯”的精灵──论鲁迅杂文的“自我”表现特征

“缪斯”的精灵──论鲁迅杂文的“自我”表现特征姜振昌（一）郁达夫曾指出：“现代散文之最大特征，是每一个作家的每一篇散文里所表现的个性，比以前的任何散文都来得强。古人说，小说都带些自叙传的色彩，因为从小说的作风里人物里可以见到作者自己的写照；但现代的散...     

古典式的主情主义写作——创造社小说与中国传统文化

创造社小说与中国本土传统文学、文化之间存在着深远的血脉关联。创造社小说家主情主义写作的根直接与先秦诸子中的道家文化、三国两晋时期的文人风度、明清性灵心学等一脉相承 ,在五四文坛上刮起了“狂飙”式的性灵文学的风暴 ;创造社小说继承和发展了传统中国文学中的倡优士子的叙事模式 ,这种发展体现为由纯粹的叙事模式而变为一种叙事与抒情相结合的“心理情绪”模式 ;创造社小说家们一方面对于传统中国文学的那种谨小慎微、固守虚伪的礼法规范的人格形成了毁灭性的冲击 ,另一方面 ,他们又受到了传统中国文学中感伤、哀婉情绪严重的作家作品的实际影响。创造社的主情主义写作 ,一方面给当时以及其后的文学史留下了现代色彩鲜明、个性意识独特的篇章 ,另一方面又因为其与中国传统文化、文学的深刻联系而使得其创作显露出浓厚的古典主义情怀。     

“五四”文学批评背景与中国现代作家论的诞生

“五四”文学批评形成以胡适为代表的“客观”批评与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主观”批评;这些批评在某些方面暴露了主客观分离的缺点;茅盾提出“印象”批评的美学观,这是“五四”文学批评新的评判支点;从批评本体论的调整到作家作品论的诞生,说明现实主义文学批评实践登上新的台阶。     

论蹇先艾的短篇创作

蹇先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有贡献的作家。他是在“五四”中期唱着乡音步入文坛的。一九三五年,鲁迅先生就将蹇先艾早年的短篇作品选入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并在《序》里称赞道:“蹇先艾的作品是简朴的”,“很少文饰,也足够写出他心曲的哀愁”,将他与王鲁彦、许钦文、裴文中等并列为“乡土文学”这一流派的代表作家。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蹇先艾一直遵循着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用     

模仿、解构:创造社"小伙计"作家的小说模式

本文以学术界不太关注的创造社"小伙计"作家的文学创作为研究对象,对"小伙计"作家叶灵凤等人的小说文本作深度研究,认为模仿与解构是他们小说的典型模式,他们既受到创造社"元老派"作家写作模式的影响,又超越了"元老派"作家的写作模式,为新文学浪漫主义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论创造社向“五四”文学的两次挑战——创造社与“五四”文学关系新论

创造社在本世纪２０年代挑起了两次大规模的论战,本文以此为研究对象,较为系统地分析了创造社挑起论战的动机及以社会运动方式组织文学运动的负面效应。创造社正是在向文学研究会的挑战中,继承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反抗“偶像”的精神,当然这种带有“行邦意识”的挑战行为,也不可避免的有着消极作用     

从文学角度看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革命小说"

若从文学角度看 ,蒋光慈等人的“革命小说”中以往广受左翼批评界非议的作品反而较之某些被从政治意义上肯定的作品更有价值。“革命小说”与后来以“两结合”为最高形态的主流文学有诸多差异 :在世界观方面 ,它与五四文学有直接联系 ,在乐观基调中仍渗透着感伤成分 ;蒋光慈、洪灵菲的某些小说揭示了主人公在革命中丰富复杂矛盾的心理过程 ,这类小说塑造的革命者形象大多有血、有肉、有欲、有弱点 ,因而具有较多的人性内涵。三位代表作家又各有其个性。其中华汉距主流创作方法最近 ,向主流的转化也最早、最彻底     

五四文学的“二次革命”──重评前期创造社在五四文坛上的地位

长期以来,我们将创造社置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一背景之下,认为它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产物和重要组成部分,并认为它的作品反映了五四时代精神。事实上,创造社主要成员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远远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密切。郭沫若在回忆创造社时曾说：“创造社这个团体一般是称为异军突起的,因为这个团体初期的主要分子如郭。郁、成、张对于《新青年》时代的文学革命都不曾直接参加,和那时代的一批启蒙家如陈。胡、刘、钱、周,都没有师生或朋友的关系。”①郭沫若这位未直接参加新文化运动的诗人却一直与鲁迅并称为五四时期的两面旗帜…     

五四文学发展与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本文认为创造社作家受《苦闷的象征》的影响,走出了狭隘的“自我表现”说和为艺术而艺术的误区,确立起了为人生与为艺术相统一的文学观,拓宽了五四文学“自我表现”的空间。     

论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

作为中国文化中深富道德和权威原型意义的“父亲”形象，曾被五四先驱者们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押上历史的审判台。充分揭示“父权”及整个封建思想的残酷、冷漠和腐朽，一度是五四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在经历了剧烈的政治动荡之后，三十年代文学中的“父亲”形象呈现出了新的面貌。其中一部分作家作品继续沿着五四文学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的传统，将“父亲”作为封建专制思想的代表者来批判；一部分作家作品则感应着“红色三十年代”的革命情绪，将“父亲”作为政治的和阶级的代表来表现；一部分作家则着眼于自然的、健康的人生形…     

论七月派小说“流浪意识”的文化内涵

作为四十年代一个独特的小说流派，七月派小说始终未曾在中国现代小说研究中得到充分的重视。虽然在八十年代中后期至今，研究七月派小说的文章日增，可也大多限于其中某一部分作家作品，对七月派小说的整体研究比较薄弱。本文试图以“流浪意识”为开启七月派小说整体文化风格的钥匙，进而探索七月派小说家们对民族生存文化状态的独特思考，总结其现代性，使七月派小说真正在整体意义上于现代中国小说史中取得一席之地。所谓“流浪意识”，是七月派小说通过“流浪”意象营造的一种以坚持五四“人性解放”为前提的、对“个体”潜质不断探索挖…     

传记,还是传奇?——论韩、柳“传”作兼谈唐传奇的风格类型

《韩昌黎集》和《柳河东集》中以“传”名篇的作品有十三篇,自五四以来,所有论者都把这些“传”作划为几种不同的文学体裁分别而论。至于它们为何同是以“传”名篇,共性何在,迄今未见深入的探讨和系统的论述。也正因为这样,在确定各篇体裁时,各家所论多有龃龉。比如对于《河问传》,有人说它是传记,有人将它归入寓言,有人视之为传奇小说,对于人物故事纯属虚幻的《毛颖传》、     

创造社与西方现代主义

创造社是我国“五四”时期高举浪漫主义旗帜的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他们主张文学的“自然流露”、“自我表现”、“赞美自然”、“返归自然”。但正如郭沫若所说,他的前期“思想相当混乱,各种各样的见解都沾染了一些,但缺乏有机的统一”,创造社前期的文艺思想,我认为也呈现这种状态。除了以浪漫主义文艺思想为主导外,还受到唯美主义、现代主义和日本文学的影响。而现代主义文艺思想在他们的文艺观和作品中所留     

试论郑伯奇的小说创作

创造社主要成员、现代作家郑伯奇(1895—1979)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他赴日留学,主要“想学习些科学知识”,为振兴中华尽力。他终于会走上“五四”新文学道路,则是由于郭沫若和田汉的“引进”。起初,他写作新诗,继而开始了小说和戏剧创作。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最初之课》,接着,又在《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