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及其启蒙意义

作为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的思想具有鲜明的启蒙特征和意义.在早期启蒙思想家之中,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尤其引人注目,成为早期启蒙思潮的亮点之一.从揭示君主的起源入手,黄宗羲指出君主的职责是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秦后君主背离了这一初衷;在此基础上,他指出现存的君臣关系从同为天下服务的同事关系异化为主仆关系,并为改变这种关系提出了限制君权的方案.黄宗羲对"君为臣纲"的批判使君主的权威遭到了打击,并且直指古代社会的价值核心--"三纲",具有不可否认的启蒙意义.另一方面,他对"君为臣纲"的批判具有不彻底性,是在肯定君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     

观剧诗与明清之际文人的“自我认同”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士人心态的探讨,多以"遗民"或"贰臣"的身份进行归类,但"遗民"身份并不能等同于"遗民心态",这种概念先行而形成的文人集体意识无形中简化了其易鼎之际的焦虑。文人在观剧及与伶人交往时,曾立足于重建"自我认同"的心路历程,将易代之感融入观剧诗中,其中既有自饰的倾向,又有不自觉的心灵写照,均依托于戏曲发展的成熟,进而形成了明清之际观剧诗的独特之处。     

论黄宗羲"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 ——以其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

在禅风炽盛的明清之际,黄宗羲强调儒者"作文不可倒却架子"。首先,在对当世儒者所撰塔铭的批评中,黄宗羲认为"启众信、备僧史"理念统摄下的塔铭写作有失儒者气象,文章往往雅俗相乱。其次,在自身塔铭创作上,黄宗羲的儒者本位意识也有所投射。论及僧诤时,他善于借儒者之例批判禅林门户之见;为逃禅者作塔铭时,他着力凸显塔主"外禅内儒"之精神实质。以黄宗羲的塔铭批评与创作为中心,可解读其"作文不可倒却架子"观的内涵,并可感受当时儒释交游之张力。     

修德而后可讲学——论《明儒学案》的精神

长期以来,学界主要从哲学、学术史、体例学等方面来研究《明儒学案》,很少有人从修德角度来探讨《明儒学案》。其实黄宗羲的创作宗旨在于修德,《明儒学案》的精神是“修德而后可讲学”。围绕着修德,黄宗羲从三方面来评论明代学术:一是修德重在自得,学术要在自家身心上生根。二是修德深浅关乎学术深浅。判断学术深浅要考察其圆融性和深刻性。圆融性要求说话前后一贯,理论没有矛盾。深刻性可以从如何解决本体与工夫,从如何回答理-心凑泊、儒-释分别这两个问题,从如何进行学术辩论,从如何讨论同一个话题这四方面看出。三是修德具有效果,可以使人坦然面对贫穷、危险、死亡,可以“所过者化”。本文通过考察黄宗羲对明儒学术的评论,再现了黄宗羲修德的深浅,建构了黄宗羲的修德理论,同时期望引起现代学者能对自己的学术研究进行深刻反思。     

黄宗羲论儒学

黄宗羲以儒学为中国古代各派学术的正宗,其他如杨、墨、申、韩、佛、道诸家,均属别派异端。在别派异端中,黄宗羲又以杨、墨为害最大最深,并惊呼“杨、墨之道,至今未熄”。认定杨、墨之道违背儒学的仁义之道,并以为佛、道二教与杨、墨之道相通,这是大部分儒者的共识,而以为“自古至今,只有杨、墨之害,更无他害”,则是黄宗羲的独到见解。当然,黄宗羲是站在维护儒家仁义之道的立场上来批判杨、墨的,因为他以儒学为洽国之本,以儒学为中国学术的正宗。他认为儒学是一种仁义之学,即社会伦理学说,这种学说”经纬天地“,经世致用,主张仁义与事功的统一。黄宗羲在揭示孟子学说的宗旨时指出,儒学以“仁义”为核心,仁义是孔、孟所立的人极、人道,即做人的准则。他在《孟子师说》开卷便明示仁义之道即为天地之道,他说:     

"以力行为工夫":黄宗羲新民本思想的哲学基础

黄宗羲最有特色的思想是他的新民本思想.之所以称为"新民本",就因为他已经超越了自<尚书>、<孟子>以来在君主专制制度下传统儒家重民、爱民、为民请命的旧民本范式,而开始走向民治、民有、民主的新范式.黄宗羲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是对君主专制的深刻批判;他批判君主的"一家之(私)法",主张建立"天下之(公)法",呼吁"有治法而后有治人",反映了其朴素的民治思想;他主张"天下为主,君为客","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则揭示了他朴素的民有、民主思想.     

嘉定文派古文观及其创作述略——从嘉定文派之兴谈起

嘉定文派之称始于明遗民归庄,是一个以嘉定四先生为中心、布衣寒士为主体的区域性古文流派,兴于明万历初,余脉延及清初.传承归有光之学,通经学古,以复兴古文、经世致用为己任,批评八股之"俗学"、七子之"伪体".文章六经为质,并以韩、欧为古文"正宗",兼而采之.创作上"经经纬史",追求"文从字顺",形成平实淳雅的风格.嘉定派被称为古文"正宗",在明清文学史上,承上启下,对明清古文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试论浙东学术与浙东藏书关系

明末清初以黄宗羲、万斯同等为代表的浙江史学派的形成,有其政治、社会等原因,但毫无例外,他们的学术成就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是他们都拥有大量的藏书,例如黄宗羲有续抄堂,万斯同有寒松堂等.黄宗羲为学术研究还四出访书,曾得范氏同意破例登天一阁,“悉发其藏”得读未见书；又赴绍兴钮氏世学楼、祁氏澹生堂抄书,后又得读南京黄居中千顷堂、常熟钱谦益绛云楼等江南著名藏书楼所藏图书,为其学术研究搜辑资料,他的学术成就和藏书楼关系甚为密切.黄的弟子万斯同和后来全祖望等浙东史学派的学术成就几乎都与丰富的藏书有关.故而,浙东学术和浙东藏书事业的发达是密不可分的,是相辅相成的关系.     

四海宗盟与所得一半:黄宗羲明文统系中的钱谦益

明末清初,钱谦益与黄宗羲先后主盟文坛。钱对黄有铭墓之托,黄亦嘉许钱为"四海宗盟"。黄宗羲晚年重构有明文统,却称钱仅"所得一半",并在其《思旧录》中全力批揭钱文之弊。这一落差实源于黄宗羲对明文统系的自觉构拟,并通过对归有光地位的归属而鲜明表现出来。前评突出了钱的派别影响,后评则自文章史地位立论。无论在作为一代文章渊薮的《明文案》《明文海》,还是在作为一家之学的《明文授读》中,钱文皆大量入录。这也反映出黄宗羲在标揭明文正统的同时,不失对钱文的理性评判。     

评朱舜水的学术思想倾向

本文认为，从朱舜水对当时各种学术思潮的态度看，朱氏崇泰“孔子之道”，弘扬儒学的济世务实精神，并将其与明清之际的实学思潮相结合，形成了独具一格的舜水之学。     

从王阳明到黄宗羲

从明代中叶到清代初期,即十六世纪初至十七世纪末的近两百年间,是我国封建社会一个充满危机和积极分化的时期,就学术思潮来说,则是一个“拆篱放犬”、“破块启蒙”的伟大变革时期。学术思潮的变革,发端于明代中叶的王阳明,经过阳明学的广泛流行和分化发展,促使“群寐咸醒”(邹守益语),对封建制度下的种种弊端开始进行反思。至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诸大家出,形成了一个足以与先秦比美的学术繁荣局面。本文试就王阳明到黄宗羲的整个思潮演变过程,理出一个大概的脉络,以就正于方家。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探析

萧萐父先生的心学观,主要展开为三部分:其一,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理论、真理观、认识论等有选择地、有甄别地与陆九渊、黄宗羲等传统心学作了深度的有效融合;其二,将阳明心学及其后学判定为明清启蒙学说的逻辑起点,提出了具有近代性质的新情理观、新价值观、新伦理观,但这个“新”不是相对宋明理学的“新”,而是相对于整个古典传统伦理观念的“新”,它的背景是明清之际的中国进入了“世界历史”,因此更加强调古今之变而非中西之别;其三,萧萐父认为,现当代新儒学的心学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具体表现为他对熊十力从阳明心学中吸取的“吾即是吾”主动精神的赞赏,以及对唐君毅“君毅之学,人学也”的界定,同时也对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中国艺术精神中所蕴含的主体人格自由极为肯定。在萧萐父的心学观中,现当代新儒学与明清启蒙学术有着一致的问题意识,均从心学中吸取资源,作为传统文化现代转化的历史“接合点”。     

试论明清之际的人性平等观

明清之际进步思想家提升并超越了先秦人性学说中的某些平等思想,针对理学的等级人性论,从“人人德性皆同”及人性自然平等两个方面提出了其人性平等说,为新兴市民阶层的平等要求作了理论上的说明,具有明显的近代因素     

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黄宗羲民主启蒙思想新论

黄宗羲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罪恶,提出了“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的平等社会观,表现了他对个体主体性的重视。他在哲学上主张“盈天地皆心”和“穷此心之万殊”的命题,也主要着眼于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强调发挥主体意识的能动性。黄宗羲提出一系列冲破程朱理学“成说”的精辟见解,主张思想解放。他的民主启蒙思想,体现了历史的自觉。     

关中书院——“首善书院说”勘误

秦晖韩敏邵宏谟三位先生所著的《陕西通史.明清卷》（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第十六章第三节＂书院教育与书籍刊行＂中,有10处（P493-496）将明代及明清之际的关中书院称为首善书院。依著者观点,从1609年关中书院创建到康熙二年（1663）陕西巡抚贾汉复重建改名为关中书院止,就没有过关中书院的名称,关中书院一直名为首善书院。笔者以为这种说法是值得商榷的。关中书院与首善书院都是明代著名的书院,虽然都和＂关西大儒＂冯从吾讲学有关联,但两个书院之间并无直接关系。下面通过史籍记载对其进一步分析。     

晋宋之际文臣傅隆述略

傅隆是晋宋之际北地傅氏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集能吏、学者于一身,其人特征主要从以下三方面归纳。第一,为人谨重、沉静、谦恭,不喜交游,在晋宋之际纷乱时世中得以保全自我而善终,这与其族弟傅亮位高权重、不知隐退而被诛有所不同。第二,为官刚直不阿、尽职尽责,尤以任职"御史中丞"为突出,展示其理政方面的能力。第三,一生笃志儒学,勤勉博学,以学者著称,尤其精通"三礼",重视著述事业,重视经世致用。傅隆堪称晋宋之际一位名臣,其在东晋南朝经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北地傅氏家族人物的探究,也可以拓宽晋宋之际文化名人研究视域。     

论明清学者对刘知几史学理论的批评、阐发和实践

<史通>从明代中期重新传播以来,明清两代学者在对其进行校勘、注释的同时,也对其展开了批评.这些批评基本上是褒贬兼有.同时还对其史学理论、史学主张进行阐发,并有所创新和付诸实践.由此推动了明清时期史学理论和历史编纂学的发展.     

宋代"稽古之学"考论及其学术史意义 ——从陈瓘奏议说开去

稽古是古代君主稽考前代圣人以修身、治政的传统,在后世的实践中,因参与主体扩大至士人,行为对象兼及经史,稽古表现出治政与治学的不同趋向,至北宋以"稽古之学"得到理性概括。北宋陈瓘奏议中论及的"稽古之学",体现了宋儒希求探明六经原旨的集体追求,同时表现出在疑经变古思潮下,宋人追溯本经、藐视汉唐传注之学,强调经典经世治政社会功用的宋学精神。从学术史角度看,"稽古之学"在宋代的确立,标志着以训诂为主的汉唐"传注之学"发生了重要转折。宋儒以治世为旨归的解经,流于心性之学的樊篱,是对汉唐经学的矫枉过正。     

论张君劢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

张君劢一生"徘徊于学术与政治之问",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和学问家.但长期以来,人们研究较多的是他挑起1923年的"科玄论战",成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而对他的学术和政治活动研究不多.实际上,他对儒家思想的阐发,对西方学理的输入,对治学方法的重视,促进了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的转换,加快了中国学术与世界学术接轨的步伐,其对中国现代学术的贡献不容忽视.     

多尔衮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历史动向

本文认为在明清之际资本主义走向世界的时期,清初稳定的高度专制主义封建中央集权统治却阻滞并延缓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然发展。作为这一时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的多尔衮,他对当时社会历史发展动向所产生的影响,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这个问题很值得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