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少数民族诉讼中情理的女性适用

情理是中国传统司法的灵魂,它促使了传统中国司法的灵活性,情理与法律共同构架了古代司法审判的法源,形成了一种法文化传统或精神,这种法文化特质并未消逝,还影响着我们今天的司法文化。情理在清中前期诉讼中普遍适用,情理的内容既有常情常理,也有主流价值观,即"纲常礼教"。情理融入规范,参与审判,成为审判的依据,特别是在女性的案件适用中,从而构架了传统中国的灵动司法。情理的土壤,源于物质生活条件,源于民族文化的传承,源于与多元文化共生的多元观念。     

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及其现代价值

就其本质而言,中国古代伦理司法哲学是由其伦理法哲学所决定,并为其伦理政治所服务的。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以德刑关系为基本内核的伦理司法哲学基本上可以归诸其伦理政治哲学应用之范畴。从明德慎刑到德主刑辅,从德本刑用到明刑弼教,都是在政治统摄司法的条件下,而成为其时之司法哲学的。由此所衍生的亲亲容隐、恤刑慎罚、振冤恤滞、则天重伦等具体制度,既是伦理司法的表现形式,也是伦理政治的通达渠道。鉴于其伦理政治的固有价值取向,反暴政、反酷刑、重人伦、尚和谐成为中国古代伦理司法的主流价值。时至今日,这种价值取向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其积极因素当为人民司法的现代转型有所汲取和借鉴。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伦理规制研究

法官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充分体现了道德判断与伦理选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视角对其进行考量和审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具有价值取向性、伦理自主性、主观能动性、自由有限性等伦理属性,以相对现实主义、司法能动主义和实现个案正义为其存在的伦理依据,其运行应当遵循彰显司法正义、彰显司法良知、讲求司法公信、符合公序良俗等伦理限度。     

论伦理亲情与法律

伦理亲情在传统社会主要有亲属之爱、别和从 3层含义 ,在现代社会主要是指亲属之爱。在传统法中呈现法律亲情化趋势 ,现代社会伦理亲情在法律上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从整体来说 ,中国现代法出现了亲情的法律化趋势。但现在法律中存在忽视亲情伦理的缺陷 ,有必要将更多的亲情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     

清代州县官的仪卫制度和基层司法困境——兼论礼法关系的另一面

学界通常认为唐代以降的法律发展是礼法融合的过程,强调礼法的一致性而忽视二者之间存在的矛盾和冲突。集中体现在帝国的晚期:清代礼制高度发展,州县官仪卫制度化、使用日常化。造成的结果是强化了官民差别,促成了官民壁垒,司法面临诸多困境。最终司法模式改变,司法走向腐败、黑暗。其深层次原因既包括清代礼制背离礼的基本精神,和法发生冲突,也包括礼和法本质的矛盾。     

晚清按察使司法职能的演化

按察使是清代省级主管司法的官员.晚清以前,按察使司法职能变化甚微.晚清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国内农民战争的推动,中国开始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清代政治制度随之发生相应的变革.与之相适应,按察使履行司法职能的方式和内容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从按察使司法职能的泛化到提法使司法职能的专业化的发展过程就是司法的现代化过程.     

法官伦理的缺失与法官伦理视角下的司法改革

从内在视角出发,我国当前的法官伦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法官对自身职业伦理的认识深度不够,法官队伍中缺乏稳定统一的价值标准,法官在司法的过程中缺少和当事人双方的对话沟通。导致当代中国法官伦理的缺失,既有政治原因——司法权的依附性;也有职业原因——法共体的生成滞后和社会原因——社会伦理的分化。因此,当前的司法改革在路径选择上,应坚持由上而下的改革路径;在诉讼模式的选择上,更多地借鉴当事人主义的诉讼模式;就改革目标定位而言,司法的专业化和民主化应同时进行。     

论刑事审判方式的人性化

刑事审判是以人为对象的司法活动,必须重视对人的价值和需要的尊重,这是增进司法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必然要求。为此,刑事审判的方式应当立足于人性化,以体现人的主体性、实现人的价值性和维护人的伦理性。在具体的制度建构中,要遵守必要的原则或要求,即其前提是遵守法律,内容是尊重正当需求,关键是保障精神利益,重点是关注弱势群体,限度是法律、权利与情理的切合。     

中国古代“礼情司法”模式及启示——以清代基层司法判牍为材料

通过对242个真实判例研究发现,清代基层司法官员不是依据法律、判例判决案件,而是依靠“礼(儒家伦理)、情(案情、常理)”来断案.这种“礼情司法”模式的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与传统文化、司法体制、社会结构、法官知识结构、民众素质有密切联系,这五大因素决定了当时的司法不可能过多引用律文法条判案.“礼情司法”模式有利于化解矛盾、实现国家解决纠纷的目标.     

中国古代司法职业伦理研究——从现实问题到历史镜鉴

中国古代的司法职业伦理,主要表现为对司法职位和司法角色的伦理要求,既包括司法职位作为具体机构所要求的外在伦理维度,也包含从事司法工作作为特殊群体所要求的内在伦理维度。司法职位伦理体现于入仕选官、考核考课、司法回避以及司法责任等制度中,司法角色伦理则分别从伦理道德的原则性标准和具体行为标准对司法官吏作出要求,并对典型司法官员的个体角色伦理进行了渲染。以古代司法职业伦理为镜鉴,现代司法职业伦理需在有效区分司法职位伦理与司法角色伦理基础上,重视司法角色伦理的培养;加快司法权的“去行政化”,形成专门的司法职业意识;凸显司法职业伦理的“职业化”,明晰具体的适用界限;确保司法职业伦理具有实践性,表现出可操作性、约束性和有效性。     

《Java语言程序设计》课程中贯彻职业道德培养的探索

专业课教师缺位是职业道德教育低效的重要原因。专业课程《Java语言程序设计》中蕴涵着丰富的职业道德认知、职业道德情感、职业道德意志、职业道德信念、职业道德行为教育资源。可采用教师以身作则与师生情感交流、加强校企合作、建设班级文化、在实践中强制行为养成等途径实施职业道德教育。     

王阳明“良知”与康德“自由意志”比较

王阳明和康德分别以“良知”和“自由意志”为核心建立起先验道德哲学。“良知”和“自由意志”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处。两者都具有自律性、先验性；都认为意念是善恶的根源；都具有批判精神。两者所涵盖的范围、建立的哲学前提、实现的条件有不同处。中西哲学具有融通互补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为摆脱当前道德危机以及建构普世伦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     

后现代伦理学及其启示

现代社会的诸多社会问题都与现代社会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有关,而首当其责者正是现代伦理学本身。后现代伦理学指出了现代社会三大祛除伦理的社会机制,作为其指导思想的恰恰是现代伦理学中公认的理性、主体性和世俗性,而这三者本身就是现代伦理学内在矛盾的根本原因。后现代伦理学从伦理现实和伦理学理论两个层面对现代伦理学进行的批判,预示着未来伦理学发展的方法或方向。发展伦理的一些新近成果也为后现代伦理学研究方式的生命力提供了有利的保证。     

责任伦理：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

责任伦理,即一种以“尽己之责”作为基本道德准则的伦理,其判定道德善恶的根本标准是:尽己之责方有德。作为一种独特的伦理精神,责任伦理之所以能够在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世界伦理学领域得到日益广泛而又高度的重视,有其深刻的必然性根据,是现代社会伦理精神的必然诉求。其必然性根据即在于比较适应现代社会中公民的权责关系状况、道德生活境况和道德推理方式对富有成效的道德规范或道德原则的必然要求。     

行政伦理妥协的合法性探微

行政伦理妥协是公共行政领域一种特殊的价值抉择,因其在实践中表现为择恶弃善或择小善弃大善,故其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合法性不仅意味着被公众认同,而且本身必须内含善的因子。行政伦理妥协之所以被接受在于公共行政领域难以实现最优选择,常不得已而以满意选择代之,但总是努力趋向至善。作为一种非羁束性自由裁量行为,必须对行政伦理妥协进行严格的限定才能保证妥协总是在合法性范畴内。在实践中,要加强对妥协行为的监督,避免虚假的价值冲突,并积极提升行政人员的能力,努力超越行政伦理妥协,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     

略论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价值观

西方马克思主义科技伦理价值观形成于对科学技术合理性问题、科学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探讨,其基本理论特质是把技术理性批判同资本主义制度批判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分别从社会制度变革、生产方式变革和伦理价值观的转换三个方面,对于如何树立正确的科技伦理价值观进行了探索。     

市场经济迫切呼唤行政伦理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国的行政腐败日趋蔓延。因为"权力"与"市场"存在利益交换的空间而法制又不完善,同时又放松了对掌权者的思想道德教育。要防止行政腐败,单纯依靠法律是不充分的。道德是法律产生的基础和价值评价坐标,在道德天平失衡的情况下,法律将形同虚设。因此,"依法行政"绝不能取代"以德行政"。建设现代中国的行政伦理,有必要借鉴我国古代丰富的"伦理政治"思想以及西方国家的行政伦理建设思想与经验。     

理学与释"理"——试论戴震对朱熹学说的继承与扬弃

朱熹之学与戴震之学最大的分歧在于对"理"的哲学阐释上。朱熹将"理"绝对化从而产生"理"的本体哲学,戴震将"理"纳入生活则形成了"理"的伦理哲学。戴震在对善、义、理、道等作阐释时态度谨慎,并无意指责程朱。     

大学教学伦理初探

大学教学伦理包含三个方面的内涵。作为一种专业伦理,大学教学伦理的根本特征表现为对大学学术自由的保障和对大学生自主性和理性的促进。建构大学教学伦理需要关注五个方面的核心原则。      

网婚现象的伦理透视

“网婚”是网络用户利用网络虚拟结婚的一种网络游戏行为,如今这种虚拟行为已经延伸并影响到现实生活。网婚盛行有其原因,主要在于参与者的心理需求的满足。网络婚姻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自由,而忽视和淡化了现实的规则,造成了人的价值危机和伦理危机。因此,必须避免在信息时代的价值中立和对技术的崇拜中产生的异化。在此背景下,和谐（包括婚姻和谐、制度和谐、网络伦理和谐）成为解决网婚冲击的终极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