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税、赋、役考释

西汉一代的赋税徭役,徐天麟在《西汉会要》一书中列出了如下条目:田租,算赋,口赋,更赋,户赋,军赋,算訾,算车船,算缗钱,租六畜(马口钱、算马牛羊),杂税(关税、军市租、市籍租、稿税、海租、海税),给献费,更役,乡役,泛役等。贺昌群先生在《论两汉土地占有形态的发展》一书中说:“汉代税收的名称,据史书所记约有十九种”(第一二页)。他在注释中列举了全部名称,比《西汉会要》又多出献赋,市租,假税,息租(高利贷税),盐铁税,榷酒酤等项(第二二页至第二三页)。名目如此繁多,     

土山屯木牍所见汉代口钱算赋问题

青岛土山屯汉墓木牍《堂邑元寿二年要具簿》为我们认识汉代的口钱、算赋问题提供了新资料。牍文中的“事口”是指7岁至56岁(或60岁)应当缴纳口钱和算赋的人。“凡算”是指所有15岁至56岁(或60岁)的人应当缴纳的算赋数。“事算”是指实际缴纳的算赋数。在算赋的征收中，罢癃是免除算赋的，奴婢则征收数倍的算赋。汉简和走马楼三国吴简中的“凡口·事·”中的“事”是指“事口”,“算·事·”中的“事”是指“事算”。《汉旧仪》“算民”中的“算”应是计算之意，“民”是指“事口”之民。“算民”是统计“事口”之民，即统计缴纳口钱、算赋的人。口钱、算赋在三国吴简中称为口算钱。     

宋朝赋役浅论

《宋史·食货志》载“宋制岁赋”,有公田之赋、民田之赋、城郭之赋、丁口之赋和杂变之赋五大类.“曰公田之赋,凡田之在官,赋民耕而收其租者是也”,这是农民租佃官田的租税合一的封建剥削,租与税相较,租为大宗,税的比重甚少,再加宋代官田比过去已经大为减少,所以这部分官田的税收部分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曰城郭之赋,宅税、地税之类是也”,是城市有产居民的赋税.“曰民田之赋,百姓各得专之者是也”,是乡村民户的     

秦代“户赋”新证

本文通过对岳麓秦简中一条金布律文的解读,证明秦代不仅确有"户赋",而且还有很明确的有关征收"户赋"的时间和数量的具体规定,尤其是其中有关"刍"、"钱"的换算关系,给我们解读秦和汉初时期"户赋"的数量差异提供了新的材料。     

《诗经》“赋”论

在《诗经》创作中,“赋”同“比”·“兴”一样,都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表现手法,也是诗人借以进行形象思维和艺术概括的重要艺术特征。可以说,《诗》三百篇,之所以能“动人心”、“增人感”,传之久远,虽遭秦火而不灭,除其思想内容的博大精深和其它艺术因素外,也跟“赋”法的大量使用分不开。 可是,什么是“赋”?我国古代学者的理解虽较一致,但认识仍有深浅之别。一种看法是“赋”就是“铺”,就是“敷”,亦即直接叙事,如汉人郑玄“赋之言,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周礼》郑注)、唐人孔颖达“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辞赋也。”(《毛诗正义》)、南宋朱熹“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诗集传》)等人的论述均是。另一种是“赋为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尚是浅     

也说汉代“訾算”——兼论吴简中的“訾”

“訾算”不同于“訾税”。《汉书·景帝纪》所见“訾算”是以“算”为单位的关于居民财产总额的统计,“訾算若干”作为“为宦入仕”的准入资格,借用了“算”这一统计单位的方式。吴简中的“訾”可能是“訾算”的简称,其是作为平訾过程中划分户等的依据,而非赀产税。     

《诗经》之“赋”探源

《诗经》所采用的“赋”法,向来很少论及,其发生与发展的轨迹亦无论述,而“赋”的文化底蕴并不少于“比”、“兴”。本文探讨“赋”起源于宗教祭祀活动中的贡赋、陈赋活动,由铺陈赋品的物的形式到语言铺陈形式的演变积淀过程,并进一步揭示“赋”的审美意味。作者认为,在“赋”作为诗歌表现手法的形成过程中,有一个从物质到语言、从内容到形式的积淀历程,又经过春秋时期献诗陈志、赋诗言志的大规模、长时期的演练,习以成俗,“赋”这一形式或手段逐渐稳定下来,汉人在总结《诗经》表现手法时,自然选择了“赋”,而不用“敷”或“铺”。     

赋体“势”论考述

以“势”论艺,首见于书法论说,重在形态与体势美,引入文章评论,刘勰所述“即体成势”,兼括诗文,而就赋体而言,论“势”批评尤为重要,且因其“体”异于诗、文而特色显著。考述其要,从创作论看赋“势”,在于绘象骋势;从批评观看赋“势”,在于审体因势;从风格说看赋“势”,则因虚实成势勘进于“丽则”的审美原则。这也成就了诗歌重“意境美”,而辞赋更重“体势美”的批评质性。     

释教的赋体书写：南北朝“释类赋”

赋与宗教有着较为紧密的关联,并常被作为传达释教思想的重要载体。现存子部、集部文献中收录的南北朝“释类赋”共有11篇,这种“文字之因缘”与南北朝时期文士和僧人的交游风气相关。为了达到阐释佛学教义的目的,僧人和文士采用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前者自觉揉合佛教讲经、唱导、论辩的艺术表现手法;后者虽在赋题、物象、场景及旨意上关涉释教,但在表现手法上更多地是“文随时变”：一将赋序与赋文相结合,二将理趣与情境相结合。作为一种新型的辞赋类型,南北朝“释类赋”对当时与后世的辞赋创作及其创作意识上的反思,影响不可轻忽,故在古代赋学史上具有较为重要的意义。     

武汉牙行初探

一 武汉牙行业的兴起及其特点武汉牙行业何时兴起,一直还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从一些史籍的记载看来,我认为早在明末清初武汉牙行业就已经兴起了.据《湖北通志·经政志》载:康熙十六年,湖北牙帖银为五千九百三十六两八钱,江夏(武昌)县牙帖银为一百六两九钱五分,汉阳“牙税”随时增减,夏口厅(汉口)“原归汉阳,无额.”①《江夏县志》亦载有江夏县的牙税情况:“牙帖税银一百四十两九钱,原额银八十二两九钱五分,乾隆八年开除银六两五钱,二十五年量增银六十四两四钱五分.”②对这些税银的数目细加辨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第一,牙帖是牙商和牙行的营业执照,一帖准开一行.明代开始,封建政府规定:牙商必须领取牙帖后方能开行营业③.领帖时所交的帖费,谓之牙帖税.我国牙帖税银,在乾隆时最高三两,而“湖北牙税,向章税率颇轻.”④“牙帖税额向例:繁盛上行每年征银二两;偏僻上行,繁盛中行各一两;偏辟中行、繁盛下行各五钱;偏辟下行三钱.”⑤即使我们都以繁盛上行来计算,乾隆八年以前,江夏县的牙行数起码有41户,到乾隆二十五年最少也有70户.何况那时湖北的牙行并未受到户部的统辖⑥.尽管在雍正十一年清政府已“禁止州县自由发给牙帖,令各省总督巡抚酌定牙帖额数,报告于户部……其后又规定牙帖由户部颁给”⑦,然而     

释“输籍定样”

由于不了解魏晋的“品式”制度及其对后来的影响 ,治史者难以解释隋代的“输籍定样” ,不知“输籍”为何物 ,更不懂“样”的意思。“输籍” ,“课输之籍” ,记载有编户课输数额的户籍 ,即“计帐户籍”。“输籍样”借鉴西晋的“户调式” ,包括“户样” (一夫一妻丁男作户主的户 )和“赋税额样” (租粟三石、绢二丈 )两项内容 ,用来划分户等。在划分户等时 ,“输籍样”是比照和折算的“基样”。     

“赋”体名流辨析

“赋”字的本义是《诗经》的一种表现方法,后来演变成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关于“赋”、“楚辞”、“辞赋”等的称呼,一直比较混乱,说法不一。“辞”与“赋”究竟是一种文体还是两种文体,它们的源流究竟如何?我们认为,“辞”源于诗,而后又演变成为“赋”,它应是一种文体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并且与《诗经》有着十分密切的借鉴和继承关系。     

也谈“赋、比、兴”

(一) “赋、比、兴”是我国古代文论中一组重要的概念。古往今来,对“赋、比、兴”的解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年来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有所进展,但多侧重于对它们和形象思惟之间关系的探讨,至于“赋、比、兴”自身的内函和外延,却仍然缠夹不清。我认为,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批判地继承古代文学遗产,建设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赋体起源考——关于“升高能赋”、“瞍赋”的具体所指

《毛诗传》：“升高能赋”，国语“瞍赋”两条，历来都认为是指赋诗。本文从先秦文学由口头创作到书面创作的发展过程出发，认为这两条文献中的赋，很有可能是指早期的口头创作的赋。从而推测在苟、宋之前，赋的名目与体裁已经成立。     

秦至汉初户赋的性质、征收与管理

秦至汉初的户刍确为户赋的一种形式.户赋起源于军赋,其征收形式多样反映了秦代较为灵活的财政管理制度,具备较强的操作性.随着战争结束,汉代户赋改征钱币.卿爵以下(包括卿爵)都要缴纳户赋.户赋征收中严格使用校券,并由乡部根据本乡应纳户赋数量制作户赋征收统计册,最后由少内主管全县户赋的征收、管理和支出.根据里耶秦简,秦迁陵县户赋征茧,并将丝织品进献朝廷作为帝室收入的一部分.     

都市新贵“哈租族”

“哈租族”指的是一群以租为乐的族群，他们信奉“买不如租”的租用主义，高唱“不求一生拥有，只求曾经享有”的口号，他们花着手里有限的钱，享受着无限的租用乐趣：穿着租来的名牌，开着租来的跑车，养着租来的小狗，睡着租来的床铺，租用生活稳底地从原有的租房、租车向更为广阔的方向扩展。     

试论古诗之流——赋

<正> 《周礼·太师》云:“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亦曰:“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里所谓的“赋”,究为何意?历来学者的认识很不一致。或以为指作诗方法,即铺采摛文,直言其事;或以为是用诗方式,即使于四方,歌诗显志;或以为乃赋体之原始,即六义附庸,蔚为大国,亦即班固所谓:“赋者,古诗之流也”(《两都赋序》)。前两说,虽略不相类,但古今学者,多有附和,几无异词;而后一说,虽亦有赞同者,然持异议者却不乏其人。例如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诠赋》校注中说:“赋、比、兴三义并列,若荀屈之赋,自六义之赋流衍而成,则不得赋中杂出比、兴。今观荀屈之赋,比、兴实繁,即士(?)所作,有狐裘龙茸语,三句之中,兴居其一,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成,或未必然。”李伯敬和褚斌杰同志也都继承其说,并从几个不同方面作了发挥论证,否定第三种意见①。     

《吏民田家莂》中所见“馀力田”、“常限”田等名称的涵义试析——读长沙走马楼简牍札记之三

:《吏民田家 艹别 》中的“吏民”,与汉代史籍中的“吏民”一词系泛指一般官吏和百姓中的富有者不同 ,都是国有土地的租佃者 ,是“吏户”与“吏民”的综称 ;“馀力田”是包含在佃田者所佃田亩总数之内而又不在所佃“二年常限”田之中的田地 ,其地租率小于“二年常限”田 ,租佃有“馀力田”者是少数吏民 ,其地为熟田 (其中有旱田 )而不是荒田 ,“馀力田”与“馀力火种田”也有区别 ;“火种田”基本上是旱田的代名词 ,其名可能与采用火耕的方法耕作有关 ;“二年常限”田是指按亩固定收取税米、布和钱的数量在二年之内不变动 ;所谓“租田”,是指所收税米的定额为每亩米五斗八升六合和亩收四斗五升六合兼斛加五升者 ,其米可称为“租米”。     

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及其运用艺术

以斯瓦迪士“百词表”为参照标准,发现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共有11个。“奔”“驰”“驱”在“奔跑”类动词中的使用频率较高。“骋骛”“亢轭”是屈原赋中出现的新词,“驰”“驰骛”发展出了新的义位。相比宋玉赋,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并用的形式远少于宋玉赋,且存在一些楚方言词。“奔跑”类动词在屈原赋中起到了较好的修辞作用,不仅契合语境、生动形象,还能彰显情感。     

青年毛泽东一篇“自讼”赋

青年毛泽东在1915年8月致萧子升的信中，抄赠了一篇“自讼”赋。该赋共390个字符，借鉴了枚乘《七发》的赋体，以客、主问答的叙事形式展开，借物言意。毛泽东求学期间在读赋时也会学作赋，作过多少赋现在难以知道。毛泽东在致萧子升信时，只说送“日记一段”“试一观之”，而不说以一赋相赠，其意是表明谦逊态度，而不在信中卖弄风骚。他这篇“自讼”赋，贵在自责；对自己的学养、品德、修齐、言行、志向进行自我反省，作一明确的评判；敢于解剖自己，以高标准严苛要求自己，以祈实现“大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