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天可补”的悲哀——从“魏观案”看明初儒士的生存困境

“魏观案”是洪武年间兴起的第一件文人惨案,昭示着文人噩梦的开始。这起案件,从客观效果看,魏现役使灾民浚河修府,违背朝廷法禁,对朱明王朝的稳定产生了负面影响;但从主观动机看,魏观的确没错,修庙建府是为朝廷推行礼乐教化,体现了明初儒士在元朝异族统治回归汉族统治的历史时期,自觉承担起了回护儒学、宏扬儒学、复兴儒学的重大使命。魏观等人的罹难,不能简单归罪于朱元璋的残酷本性,而有着更深刻的文化成因,它显示了朱元璋对儒家文化的质疑、批判和否定,使得明初儒士遭逢了前所未有的生存困境,在迷茫、困惑、失落中痛苦地咀嚼着“无天可补”的悲哀。     

"魏观案"探析--兼论诗人高启

发生于洪武七年(1374)的"魏观案",并非是因苏州知府魏观"浚河道"与"修府治"之举措所致,而是明太祖借机报复诗人高启的幌子.江南士子先前曾受元政府与张士诚政权恩泽,因而对朱明政权多持不合作的态度.朱元璋希望以"魏观案"为契机警告江南士子,此心愿落空后,他逐步开始以暴力手段打击江南士子的抵触情绪.     

高启死因新探

高启死因是高启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近来,有学者认为高启死于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的权势之争。其实党派之争只是魏观案的诱发因素,不是导致魏观等人罹难的决定因素。高启寓京期间,对朱元璋专制统治的抨击和反抗,才是他无辜遭牵连,最终被杀害的根本原因。     

明初"抑商"到"便商"政策下的商人与商业

本文考察了明初商业政策的演变及其历史影响。认为 :不能把明初的商业政策看成是单纯的“抑商”政策或单纯的“通商”政策 ;从洪武、永乐、洪熙、宣德四朝民族贸易政策、海外贸易政策和金融税务政策的演变过程上看 ,当时商业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出从“抑商”到“便商”的变化趋向 ;这一经济政策的变化趋势 ,取决于社会经济变迁的作用和影响 ,推动了当时社会经济的健康发展 ,因而为明中后期“边禁”、“海禁”、“银禁”的开放与商人活跃局面的出现提供了前提条件。     

明代长篇小说"人性模式"的精神分析

明代长篇小说构建了系统的人性模式:明初肩负着回归传统的重任,便以“历史演义”构建“超我”的“君子人格”模式,表现“神性”美,并向现实生活渗透,以“英雄传奇”构建“自我”的“世俗人格”模式,显示“人性”美;明中叶后变异传统,以“神魔小说”,构建“兽、人、神”三位一体的“完型人格”模式。其后“世情小说”构建了“本我”的“原始人格”,体验“兽性”,以反叛现实的理性。     

高启诗歌的艺术风格

公元一三七四年(明太祖洪武七年),元末明初诗坛上的一颗最灿烂的新星陨落了。高启,这位“天才高逸”、名冠当时的诗人,不幸竟因诗获罪,成为明初朱元璋文网恐怖的牺牲品,而停止了他的歌唱。《明史·高启传》载:“启尝赋诗,有所讽刺,帝嗛之未发。归家,以观(魏观,苏州知府)改修郡治,启为作《上梁文》,帝怒,遂腰斩于市。”时年仅三十九岁。的确,高启死得太早了。如果天假以年,他必定会奉献出内容更为广阔深厚、艺术上也更为纯熟完美的诗作,必定会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就。然而,明太祖的文字狱却无情地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这是诗人的不幸,令后人痛惜不已。     

"球案"及其对中朝宗藩体制的冲击

1875年,日本政府强行宣布琉球改制,禁止琉球对清朝贡,“球案”由此引发。清政府以“球案”为鉴,加强了对朝鲜控制,企图加强中朝宗藩体制。但由于清政府在“球案”中懦弱的表现,以及朝鲜部分统治者对清加强控制的反感,朝鲜越来越倾向于日本。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朝宗藩体制荡然无存。     

明初诗歌中的“元朝情结”——兼论明代文学的分期

出于政权合法性的述求,明初统治者高调倡导“元正统论”,明初文人诗歌中的“元朝情结”与统治者的“元正统论”有密切关联,而明初各族属群体对“元朝情结”的表达,情形各异,特征复杂：明初上层精英对元朝的眷慕和上层贵族对元朝的猎奇情绪;元遗民群体对元朝的哀悼与伤怀情绪,这其中色目、蒙古族群及汉族文人各因明初的统治政策而表现出不同情形的感怀情绪;而明代普通士人的“元朝情结”甚至在明代中叶还隐隐若现。迟迟不能退去的“元朝情结”致使明代文学的真正更张迟至明嘉靖时期。一定程度而言,明初上层统治者及上层精英的“元朝情结”对明代文学的分期有着较为内在的深远影响。     

高启死因考辩

关于明初诗人高启的死因,辞官得罪说是广为流行的说法.事实上,高启将朱元璋定鼎中原认为"乱极将冶",积极勉励友人出仕明朝,处处流露出对明朝的忠爱思想.朱元璋在他统治前期对士人辞官归隐这类事件的处理颇为大度.辞官得罪说既不符合高启思想实际,也不符合洪武前期政治现状.从考察此事件关键人物魏观及高启与当时朝廷政治人物的关系入手,结合朝廷势力派别斗争,可得出如下结论他们是明初文官与武将、淮西集团与浙东集团争权夺利的政治大背景下的牺牲品.     

"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案的历史回顾与反思

“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案作为有重大社会影响的诉讼案件，经历了事故即时性分析、科学模拟实验和沉船打捞实物鉴定三个阶段。事故的真相表明：“渤海二号”钻井船的翻沉是多种复杂因素造成的，并非违章操作所致。对“渤海二号”钻井船翻沉案的处理反思，可以得到如下启示：应全面客观地探究“渤二”事故背后的事实真相，把握各方利益的结合点；应保证“渤二”翻沉案再审的程序效率，更好地实现以人为本的司法理念；应构建海洋石油安全生产责任制，促进协调、可持续的制度供需均衡。     

唐韦君靖“节度使”辨正——与《大足石刻〈韦君靖碑〉题名研究》作者商讨

唐刻《韦碑》与静南军节度韦君靖，唐史失载，史家多认为可补《唐书》之阙如。“王文”首以“韦君靖乃东川一部将耳”等由，对其“节度使”身份提出质疑。本文据以考征、探索，印证韦君靖“都督带使持节兼军号”的节度身份，无可置疑。     

晚清地方州县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以《清代南部县衙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武庙作为关帝信仰的物质依托，其经费收支问题实为关帝信仰研究之一端。《南部档案》中有关晚清南部县武庙的档案为我们理清和认识武庙的经费收支问题提供了文献支撑。晚清南部县武庙的经费来源主要有官方的划拨、筹集和民间的捐献、充公以及武庙自我经营所得到的收入；支出则主要在祭祀武圣和修缮武庙两个方面。     

论关汉卿的历史剧《单刀会》

本文通过对关汉卿历史剧《单刀会》全面深入的分析,认为关汉卿在创作此剧时既尊重历史事实,又发挥了自己的主观想象。关汉卿对关羽情有独钟,将他塑造成一个近乎神道的人物,不仅为后世考证关羽是关汉卿远祖的观点提供了资料依据,而且对关汉卿所怀抱的强烈的汉民族感情与拥有的严肃的正统思想给予有力支持。在中国古典戏曲史上,《单刀会》是一部既有深刻思想性又有独特艺术性的优秀杂剧,分析它对准确认识和恰当评价关汉卿的文化品格与历史地位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试论魏源经济思想中的资本主义倾向

魏源是近代杰出的历史人物,作为鸦片战争时期地主阶级改革派经世思想的集大成者,魏源的思想中表现出了一种积极的比其他地主阶级改革派更为明显的资本主义倾向。在经济方面,魏源倡导了"缓本急标""货先于食"这一突破封建传统观念的经济理念,并进一步提出了建立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资本主义通商的初步设想,表现出了一定的资本主义倾向意识,透露出了一定的近代经济分析曙光。     

《全唐诗》韦应物重出误收诗篇考辨

韦应物是中唐时期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作家,他的诗作在当时影响很大,评价也很高,但其作品在流传中羼入他人的诗作,重出误收的多达20余首,清《全唐诗》的编者在编纂过程中并未一一进行细致甄别就录入韦集中,这就给韦应物的研究带来很大的不便,因此,对韦应物重出误收诗篇进行详细考辨,论其归属,就很有必要。     

关学思想史的探索与重构——评《关学学术编年》

《关学学术编年》是我国学术界第一部系统梳理关学学术思想发展的编年体著作,也是近百年来第一部系统发掘关学学者,并对其思想作出较为客观定位的思想史著作。具有学术编年与思想史叙述相结合、关学学者的精选与原始文献相结合、博采众说与辨惑裁定相结合的特色。不仅填补了关学编年研究的空白,而且为关学研究的进一步开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史成果。     

荀子与张载之间:礼学的主要倾向及其现代价值

荀子和张载都重视"礼",他们所讲的"礼"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的特点。从"天人二分"的思路和对现实人性的关注出发,荀子认为礼出于"伪",是圣人的制作,是对人性之"恶"的对治,并注重礼从政治制度建设到社会规范和个体道德行为的养成,具有侧重外在行为规范的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从"天人合一"的思路出发,张载认为礼本于"理",是天道本然的体现,是对人性之"善"的成就,并注重礼从个体道德的修养到社群行为规范和国家制度的完善,具有侧重道德自我约束的较为浓厚的教化意味。荀子和张载对"礼"的理论认知与建设理路,对当今治国理政和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北京话“管”类语气副词的历时嬗变(1750~1950)

北京话（1750~1950）＂管＂类副词主要包括＂管＂、＂管必＂、＂管保＂、＂管定＂、＂管情＂、＂管取＂等六个。其中,＂管＂为＂管＂类副词的根词,是近代＂管＂类副词语法功能的主要承担者。＂管＂由＂管束、控制＂的动词义慢慢虚化而来,相对于《红楼梦》、《儿女英雄传》中的＂管＂,语法功能发生了些许变化,随着副词双音化的发展,＂管定＂、＂管情＂、＂管取＂、＂管必＂等副词相继出现。但真正与＂管＂产生竞争关系的是明代产生的＂管保＂,并最终取代了＂管＂,成为＂管＂类副词语法功能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承担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