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与启示:对发达国家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的考察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为更好地梳理发达国家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的规律和特点,对美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家食品安全规制模式的进行考察和借鉴,得出对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五大启示,即:加强部门的协调、集中和高效,注重过程性规制,突出体制、机制的创新,发挥社会性规制的作用,强化标准的统一,以为我国食品安全规制提供系统的制度保障。     

社会性规制的冲突与协调机制研究

社会性规制的横向规制特征决定了多个政府规制部门存在的必然性,而部门之间的利益目标、价值观、信忠、政策、组织结构冲突,又是导致规制效率降低的重要原因.必须通过有效的协调机制设计来消除或缓解这些冲突因素.食品安全规制是社会性规制的主要内容之一,此次新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在食品安全的规制协调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亟待改进之处.     

文化规制:第三种规制

将规制分为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并将文化规制视为社会性规制组成部分的传统分类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文化规制的特殊性。文化规制不仅是历史的产物和政治的产物,更是文化的产物。无论是在规制目标和规制原因方面,还是在规制机制和规制趋势方面,文化规制都同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有着不小的差异。文化规制其实是有别于经济性规制和社会性规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第三种规制。     

食品安全:从危机应对到风险规制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公众对政府采取行动以保护消费者安全与健康的权利的需求日益增强。已有经验及现实表明,事后的危机应对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政府需要转变理念,树立风险规制的意识。风险规制主要包括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和风险沟通三个环节。今后我国食品安全规制的改革不仅需要政府伸出规制之手,强化政府的监管能力,还应注重对规制之手的约束,并加强风险教育。     

近十年澳门与内地食品安全法制比较

澳门与内地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上比较接近,但在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公众参与方面却有较大法律冲突.澳门在打造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过程中,应该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法律规制,尤其是与内地在食品安全法律规制方面的冲突,以"食品安全至上"为最高理念,以构建食品安全统一实体法规范、在共同参与的国际公约框架内和构建澳门与内地长效食品安全监管合作机制为主,解决食品安全法律冲突.     

刑法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系统论思考

刑法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制应当保持谦抑还是扩张,这一问题不是刑法自身所能回答的,应当从食品安全保障系统的整体进行研究。鉴于目前食品安全面临的严峻形势,我国对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法规制总体上应表现出适度的扩张性。我国应适当扩大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范围,以"罪的扩张"来强化食品安全保障,弥补现有食品安全保障体系功能之不足;应适当宽缓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刑罚,以"刑的谦抑"来确保公民生活的安定,避免刑法对公民权利和自由的过度干预。要提高刑法规制危害食品安全犯罪的效果,还需要加强社会道德诚信体系建设,建立政府、中介组织和消费者"三位一体"的食品安全监管框架。     

企业食品安全自我规制机制探讨——基于实证的分析

对食品安全的外部规制需要企业将其内在化为自我控制行为.文章对我国食品企业采取质量安全控制措施的激励因素、策略选择模式以及自我规制的形成机制进行探讨.在以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入(QS)制度为例对企业遵从强制性规制、以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为例对企业采取自愿性规制的策略行为选择、执行障碍进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企业实施食品安全自我规制的建议.     

市场化背景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的合法性研究

当前,我国食品安全治理形势依然严峻,凸显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面临失灵与合法性危机的双重困境.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分为命令控制型、合作治理型、制度激励型和指引督促型四类.四类治理工具各有优劣.我国规制机构在食品安全治理工具选择上面临有效性和合法性的困境.鉴于此,为化解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有效性困境,应立足功能主义视角,以回应性规制治理理论为框架,基于食品安全治理场景转换有针对性地选择治理工具,以实现治理工具的合理配置.为化解合法性危机,应立足规范主义视角,对食品安全治理工具加以合法性建构,一方面,对传统命令控制型治理工具进行适当革新和规制;另一方面,以合法性建构为核心,分别从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两个维度,探索合作治理型和制度激励型食品安全治理工具的合法性建构路径.     

政府社会性规制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市场是在各种或隐或现的规则中发挥其功能的。精简、高效的政府机构对于市场的运行是不可或缺的,强化政府的社会性规制是解决市场失灵、保障市场有效运行、发挥市场功能的必要条件。而对社会性规制的成本和收益分析,则有利于对社会性规制的测度及其变革的理性选择。     

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创新框架研究

食品生产的复杂性、经济利益集团及政府规制失灵等都制约了食品供应链的安全监管;而我国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中又存在诸多弊端,即分段式监管易导致监管机构问权责不清,协调式监管易导致监管效率低下,监管职能边缘化易导致监管绩效不高等.对此,应创新食品供应链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垂直独立的食品安全监管机构体系、食品安全多极监管制度体系和制度性与非制度性监管约束机制.     

我国少数民族食品安全问题及其治理

由于发展环境和民族文化等相关因素,我国少数民族的食品安全问题具有其特殊性.一些地区专门设计出台了针对民族饮食特点的保障机制,但从运行情况看,这些机制的实施仍然面临着诸多硬件和软件的约束,难以充分发挥功能.保障少数民族的食品安全需要在行政管理体制、财政管理体制等相关制度安排方面采取一些差异性的策略来解除“体制性约束”,为少数民族食品安全保障机制的有效运转提供必要的资源支撑.     

社会性规制及其法律制度安排

传统理论认为,社会性规制产生的依据是市场失灵,即市场的外部性与内部性使社会性规制成为必要。社会性规制的目标主要是保护社会公众的健康、安全和环境权益。市场机制和民法调整的局限性以及社会性规制和经济法、社会法的优势,使得社会性规制直接干预经济生活具有了必然性。社会性规制的立法应当有社会公众的广泛参与,充分体现其意志。     

中国城市供水价格规制机制与改革对策

中国城市供水价格规制机制改革的基本取向是在激励相容约束和参与约束的前提下,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目标,建立能够激励供水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服务水平的激励性价格规制机制。尽管中国经济体制和水价形成机制与英美等国存在差异,但美国的收益率规制有助于实现供水企业合理的利润水平,英国的价格上限规制能够激励企业提高效率,这两方面都应是中国城市供水价格规制改革的借鉴重点。中国城市供水价格的成本加成规制机制,应在科学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充分结合具体国情的基础上,重点在完善定价目标、科学确定供水成本、合理设定企业利润、完善阶梯水价制度、强化公众监督、实施差别定价以及实施激励性价格规制等方面深化改革,以实现供水价格规制的目标。     

基于第三方认证的社会性规制:一个合作治理的视角

政府规制部门由于缺乏足够的资源来监督违规行为,进而导致规制失败。如果在社会性规制中引入第三方认证,通过被规制企业聘请独立的第三方来验证其合规性,并促使其合规,便能够更好地实现规制目标。然而,第三方认证既有其优势,也隐藏着问题,主要表现为当私营部门行使本应是公共部门职能的时候能否保证问责制的实施,而且能否使公共利益得到保护。因此,政府规制部门需要制定和实施一些约束认证机构的制度,包括被规制企业如何选择认证机构,认证如何执行等。有了设计良好的制度和强有力的政府监督,第三方认证才能够更有利于社会性规制的实施。     

环境规制权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关联度

从食品安全链的角度出发,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有很多种,其中环境因素是一个重要因素。无论是是从经济学、管理学视角,还是从心理学、政治学视角,环境规制权介入食品安全都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国际社会已越来越重视环境因素在食品安全中的价值和地位,制定了大量的环境规制措施,在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中增加环保部门的分量。相比之下,我国食品安全监管中环境规制相对薄弱,食品安全缺少环境标准,食品安全执法缺少环境执法,应加强我国食品标准化立法,完善食品安全全程环境监控,强化环保部门在食品安全监管中的责任。     

“预算国家”:一项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基于2008年国家审计署审计公告的思考

我国现行的预算制度对公权力行为的导向力和约束力比较软弱,预算失规已成为我国当前腐败滋生的一大引因.长期以来,我国通过规制用人来防治腐败方面已取得长足的进展,但在"宽松用财"的制度背景下,防治腐败的努力往往不功而果."预算国家"是从财政上约束国家公权力行为的系统化制度,其中蕴涵的反腐败机理是审查预算-规制政府用财-规制政府行为-防治腐败.规制用人的制度和规制用财的制度是制度化反腐败的两手,建设预算国家制度有利于将两者统一起来,是我国防治腐败的基本制度供给.     

西方国家市场失灵与社会性规制

社会性规制是政府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干预经济的主要手段，作者分析了社会性规制的理论起源在于外部性、公共性物品、非价值物品以及信息不对称的存在，并进一步论述了政府进行社会性规制的手段与方法。     

大数据算法的价格歧视问题

价格歧视一向被认为是一种垄断价格且能对消费者造成效用损失的现象。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今天,价格歧视又有了新的机制,形成了新的特点,需要深刻认识、有效规制。在大数据定价算法下,价格歧视的特殊形成机制体现为价格歧视是在供需双方互动基础上形成的,可以打破商品属性上的界限而得以普遍化,但其形成需要借助一定的隐蔽性。针对大数据定价算法下价格歧视的特殊形成机制以及该价格歧视产生的特殊影响,需要采取增加技术规制手段以平衡掌握大数据的供给方与作为单纯数据提供者的需求方之间的关系。同时,应创新经济性规制,以规范利用大数据定价算法进行价格歧视的生产者或供给方的过度行为;拓展社会性规制,以限制掌握大数据及算法的生产者或供给方侵犯消费者或需求方的隐私和安全。     

失信惩戒的类型化规制研究——兼论社会信用法的规则设计

失信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要内容。失信惩戒并非精准的法律概念,必须运用法律技术对其进行类型化分析和界定。在市场性惩戒、行业性惩戒、社会性惩戒、行政性惩戒、司法性惩戒等惩戒机制中,来自公权力的惩戒是信用法治的重点。行政性惩戒措施并非都属于限权性措施。限权性的行政"黑名单"措施本质上属于行政处罚,但并不违反"一事不再罚"原则。我国未来制定社会信用法时,应当对失信惩戒进行类型化规制,并以行政性惩戒为重点,对失信行为的构成要件、惩戒措施和程序、信用修复机制等问题进行法律规制。     

网络型产业价格规制的比较与选择

我国网络型产业的价格体系相当复杂 ,主要以管制性价格和指导性价格为框架。在体制转轨和市场化的过程中 ,价格规制的改革已受到政府的高度重视 ,某些产业也局部的或不同程度的采用了激励性的规制方法。但由于我国正处于过渡时期 ,企业治理结构缺位 ,激励性规制的制度基础还比较薄弱 ,总体上这些规制尚未在我国的相关领域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因此 ,以企业产权明晰化为前提 ,从理论上理顺激励性价格规制的作用机制 ,从实践上摸索不同环境下价格规制模式的适用范围和选择思路是当前极为重要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