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主客体关系看“实事求是”的含义

本文否定理论界把“实事求是”当作客观范畴来使用 ,切断它与“人”之间的联系。主张从主体客体、主观客观角度 ,在“实事”、“求”、“是”三个层面 ,论证“实事求是”的两重属性及其意义     

“部分”、“有的”之逻辑辨析

从语言的角度讲,“部分”与“有的”都没有断定其全部.但从逻辑上讲,二者却有着明显的区别.二者对应的逻辑范畴不同“部分”与“整体”(“全部”)相对,而“有的”与“所有”相对;二者的逻辑涵义不同“部分”排除了“整体”(“全部”),在数量上是较为确定的,仅指整体的组成成分,而“有的”除了表达其存在性之外,在量上是不确定的,它表示“至少一个,亦可多个,甚至可指所有”,它与“所有”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二者在逻辑上的真值不同由“有的”组成的特称命题与由“所有”组成的全称命题可构成传统的逻辑方阵,而由“部分”组成的命题与由“全部”组成的命题却不能构成逻辑上的对当关系.     

试论“实事求是”命题的正确表述问题

作为党的思想路线的“实事求是”的学理性表述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其论证是 :毛泽东当时提出并阐发“实事求是”概念是为他从根本上阐发党指导革命的思想方法论服务的 ;毛泽东所解释的“实事求是”概念只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提法中的一个环节性的内容 ;毛泽东关于党的思想方法、思想路线的论述中贯穿到底的主线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问题 ,他在表述党的思想方法和思想路线的主要内容时 ,大都是从“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这个角度来讲的 ;邓小平在讲实事求是的主要内涵时 ,也主要是讲“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真”是通达“善”的途径

鲁鹏在《哲学研究》2007年第10期撰文指出，在马克思那里，“善”与“真”相统一，“真”是通达“善”的途径。“真”与“善”可统一，“可以统一”以尚未统一为前提。反思历史，我们遇到的是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求真以发展经济，求善以共同富裕。发展经济讲求效率，共同富裕讲求公平。效率与公平有冲突，人们想二者兼得，却不得不面对何者优先的选择。把“真”放在首位，我们遇到“公平”问题；把“善”放在首位，我们遇到效率问题。我们不能避免二者关系的紧张，只能在由“真”至“善”的过程中寻求它们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实事求是:从实践标准到“三个有利于”标准

实践的结果是检验真理的客观尺度。真理的证实过程,同时也是价值的实现过程。实事求是内涵着真理性与价值性的统一。从实践标准到生产力标准再到“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实事求是的具体化和逻辑展开,体现着由一般到特殊的思维行程和价值要求。因而应当从社会主义价值目标上把握“三个有利于”标准,在进一步解放思想中,一方面要继续打破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走出姓“公”姓“私”的困惑;另一方面要反对把生产力标准简单化、庸俗化、抽象化,防止淡化或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倾向     

论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逻辑--实事求是

力图从邓小平理论发展的逻辑结构来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之精髓———“实事求是”在邓小平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深刻体现,从哲学的角度来论证马克思主义与邓小平理论的一脉相承性。     

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内涵

从历史和现实看，人们普遍憧憬“美好生活”，没有例外。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是“过上好日子”的应然状态，这种状态由人民来“定义”，并通过人民的社会实践来体验。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实现中国梦的实然行动实际上就是不断满足人们美好生活的过程。应然状态与实然行动之自然契合，架构了“美好生活”的内在意蕴，即什么是美好生活与美好生活实现条件——主观性与客观性的统一；人类美好生活的真正本质在于社会实践——过程性与结果性的统一；实现什么样的美好生活与怎样评判美好生活——目标性与价值性的统一；谁的美好生活与谁来创造美好生活——目的性与手段性的统一。     

打下理论和实践两个根底——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实事求是”的论述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文选》的精髓所在。常常听到一种说法:实事求是,“理解容易,实行难”;实事求是“就是干的问题,没有什么理论问题”。这是影响《邓选》学习深入的一个思想障碍。说实事求是“实行难”,倒是不无道理。要在行动中坚持实事求是,有困难,有斗争,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确实不容易。但是说“理解容易”,则是很大的误解;从一定意义上讲,却正是由于并没有真正“理解”。因此,实事求是决不仅是     

中国传统“义利”说基本特征新探

传统“义利”说可谓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重要内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义”与“利”是一对重要的道德范畴,二者关涉的内涵甚多,“义利之辩”在中国思想史上从没有停歇。关于“义利”的基本特征的探讨很多,但是如果从历史学与伦理学相结合的角度来看,传统“义利”说的基本特征有以下四个方面：外在形式上体现了精神物质与整体个体并存,历史发展上体现了由统而分与由分而合递进,具体内涵上体现了政权核心与人本核心互动,内在实质上体现了具体合理与目标合理统一。     

再探“价值”与“真理”的关系——兼与李德顺等同志商榷

近年来随着“价值”范畴研究的深入,“真理”与“价值”的关系问题又一次成为争论的热点。有的认为两者是主客关系的两个方面;有的认为两者没有关系;也有的认为两者有时有关系有时没有关系,故没有必然联系。众说纷纭。笔者认为两者在实践活动中有关系,但不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李德顺同志的《价值论》在我国是很有影响和代表性的价值学专著,因而本文和他讨论容易把问题引向深入。     

对“自私是人的本质”命题的否证

人是否自私问题,在一些西方学者那里早就作了论证。结论是:自私是人的本质。近些年来,有人利用现代生物学成就,从基因的角度论证了同样的命题。这一理论已在我国特别是青年中产生了影响。有人否认这一理论,但仅仅是基于道德伦理角度的考虑(当然这种考虑是必要的);有人怀疑这一理论,但又难于对此作出在实证科学意义上的否证,于是乎只有默认了它;有人是作为人类生存“第一原理”在社会生活中“实践”它。总之,对     

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

社会主义经济分析中没有“经济人”的位置刘瑞（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管理系）当前我国经济理论分析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许多接受了西方经济理论分析观点与方法的学者大量引用“经济人”假设，来说明自己想要说明或论证的问题。还有一些人认为：“经济人”假设是建立...     

区分“自然主义谬误”问题与“是-应当”问题——兼述一种新的消解“是-应当”问题的方法

在摩尔看来，“善”是不可分析和不可定义的，任何想给它下定义的做法都犯了“自然主义谬误”。这与“是-应当”问题并不相同，后者是休谟提出的经典难题，即人们无法从事实陈述中逻辑地推演出一个价值判断。郑慧子先生在论证环境伦理的合理性时引入了“种间伦理”的概念，其逻辑起点随之由自然转换为人，从而消解了“是-应当”问题的存在。     

如来藏与“寂”“觉”之辨——论印顺与吕瀓的如来藏思想的差异

印顺和吕澈在“性寂”和“性觉”问题上的争议体现出二者如来藏思想的差异。吕澈认为，《大乘起信论》的特点是“性觉”。他从“所”、“染”和“寂”的角度诠释《楞伽经》的如来藏。而在印顺看来，《大乘起信论》的“性觉”思想部分来自于“扶南大乘”，《楞伽经》如来藏的结构是真妄和合。他认为，“性寂”和“性觉”两条理路是可以互相发明和会通的。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关系规律的揭示,在人类认识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生态理念的核心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以“人”为核心,立足于自然,以人与自然界和谐为出发点,追求人与万物的共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和“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性主要体现在：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都认为人与万物同质同源,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人与自然如何相处问题上,都认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前提是要把人和自然摆在同等地位上,尊重和顺应自然;在人如何利用自然问题上,都强调人对自然应取之有度、和谐共生。深入理解二者的契合性,有助于深化人们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作为整体的法”与结果无价值论的法益概念

在我国,结果无价值论与行为无价值论之间的学派之争方兴未艾。仅仅在具体解释结论合理与否的问题上进行论战的方法,不能真正解决二者的分歧。德沃金的“作为整体的法”与结果无价值论在理论诉求上存在着一致性,即追求法律实践过程当中的一致性与融贯性。在实现理论诉求的方法上,二者分道扬镳,前者试图做出超越价值绝对主义与价值相对主义的努力,而后者则通过法益的话语来统一可能的价值冲突。通过对比,可以发现结果无价值论在处理价值冲突的问题上具有一定的任意性,这是结果无价值论的核心疑问。     

中国边疆研究中的“边疆性”问题三探——以李安宅的“边疆性”衍生研究为例

学界对中国边疆研究之中的“边疆性”一词有所关注,这个有着学理性和实践价值的概念,应该被看作李安宅学术思想中蕴含着的现代化的命题在边疆地区的一种“猜想或假说”。1949年之后的七十多年时间里,国家为推进边疆地区的现代化,制定和施行了一系列政策,形成了一套制度性的总体供给模式,极大地改变了中国边疆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从历时性角度解析李安宅的“边疆性”概念以及“边疆性消失”的观点,有助于在新文科视角下通过逻辑推导二者的关系,深入理解边疆研究领域内现代化建设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义,并进一步从理论层面认识各兄弟民族“共同富裕”之路的深远意义。     

评胡适和牟宗三的“中国哲学特征”论

胡适和牟宗三两人对“中国哲学的特征是什么？”这一问题作了回答。胡适认为中国哲学具有 “名学”特征, 整个中国哲学史就是由 “正名”方法与 “无名”方法联合建立起来的; 牟宗三认为, 中国哲学的特征在于它特重“主体性”和“内在道德性”。胡适从哲学方法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哲学内容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胡适从中西哲学之同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 牟宗三则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谈中国哲学的特征。尽管如此, 他们都是以西方哲学为参照来研究中国哲学之特征的, 都属于“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现代性研究。     

“一国两制”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国两制”构想，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创造性发展，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实事求是、把和平共处的原则用之于解决一个国家统一问题，是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争取祖国完全统一的长期实践中形成的，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一国两制”构想最初是为解决台湾问题提出来的，但首先被用于解决香港问题。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十九世纪中叶，英国帝国主义借口保护英商进行鸦片贸易的所谓“利益”，以武力入侵我国，迫使清王朝先后签订了《南京条约》（…     

从语言文字方面看《列子》真伪问题--对《列子》是魏晋人伪作观点的质疑

关于《列子》其书的真伪问题一向是学者们争论不休的问题。从语言方面讨论《列子》真伪问题也不例外。杨伯峻先生《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写作年代的一个实例———〈列子〉著述年代考》中 ,列举“数十年来”、“舞”、“都”、“所以”、“不如”五个语词 ,断定《列子》是魏晋人的伪作。但本人认为杨先生的论证有误 ,尚不能证明《列子》是魏晋时期的伪书。笔者认为《列子》基本上是一部先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