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案"及其对中朝宗藩体制的冲击

1875年,日本政府强行宣布琉球改制,禁止琉球对清朝贡,“球案”由此引发。清政府以“球案”为鉴,加强了对朝鲜控制,企图加强中朝宗藩体制。但由于清政府在“球案”中懦弱的表现,以及朝鲜部分统治者对清加强控制的反感,朝鲜越来越倾向于日本。1895年在甲午中日战争中,清政府战败。中朝宗藩体制荡然无存。     

试论清政府对朝鲜政策(1885——1894年)变化形成之背景

本文从“中朝宗藩关系遇到的挑战”入手,论及列强在东亚确立殖民扩展体系对这一传统关系的根本性冲击。特别是通过分析日本侵略朝鲜对清朝的边疆防务形成威胁,为清政府开始转向全面干预政策进行铺垫,进而对1885———1894年间清政府对朝鲜政策变化形成之背景进行了浅要分析。     

围绕朝鲜半岛的日清、日俄矛盾与甲午战争

作为后发型现代化国家,日本具有强烈的侵略性,俄国南下与其争夺朝鲜半岛的利益加速了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的步伐,也导致了日本与清政府之间矛盾的激化。清政府借由"壬午军变"、"甲申政变"、"巨文岛事件"的解决,进一步宣示了其对朝鲜的宗主权,加强了中朝关系的紧密性。日本丧失其在朝鲜半岛的主动与"先手"地位,不得不通过战争实现其侵略野心,中日战争遂不可避免。一般认为朝鲜东学党起义是甲午战争爆发的导火线,但日本大陆政策与俄国远东政策的天然对立以及在朝鲜半岛的角逐更是其深层原因。在挑战中朝宗藩关系上与日本有同样利益的俄国,在默认朝鲜"独立"之余,坚决反对日本势力涉足中国东北。甲午战争结束后,就辽东半岛的割让与返还,原本以朝鲜作为争夺焦点的日本与俄国,又将目光转向了中国东北。     

19世纪末中日两国对朝鲜政策探析

19世纪末期,晚清政府已处于日没西山的时期,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迅速崛起并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时期。资本主义的扩张性决定了日本首先将魔爪伸向了朝鲜,从而使中朝宗藩关系受到挑战。此间中日两国对朝鲜的政策发生了激烈的冲突与碰撞。没落的清王朝尽管几经挣扎,但也无力维持中朝之间的宗藩关系,最终还是败给了处于殖民侵略扩张行列中的新兴力量日本。     

《朝鲜策略》“结日本”问题辨析

"结日本"是何如璋、黄遵宪在《朝鲜策略》中为朝鲜开具的救时良策,前承"亲中国",后续"联美国",达致"图自强",形成一个完整的外交构想。迄今为止,中外学术界在《朝鲜策略》的研究上成果颇丰,评价甚高,但对"结日本"问题的研究却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事实上,《朝鲜策略》所提"结日本"问题,明显是与清政府此期的对朝政策相抵触的。这与何如璋、黄遵宪对朝策略的整体构想、清政府外交官选派机制的缺陷、总理衙门的权威性不强有密切的关系。因此,对《朝鲜策略》的历史地位必须重新评判。     

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论李鸿章的“不沾不脱”原则

传统观点认为,19世纪60—90年代,清政府执行了一条凌乱不堪、顾此失彼的对朝政策,跨越了宗藩体制的樊篱,过多地干预了朝鲜的内部事务,带有了"条约体制"或"殖民体制"的成分。事实上,到甲午战争前,清政府的对朝政策是清晰的,具体体现为李鸿章提出的"不沾不脱"原则。该原则是对清政府此前解析中朝宗藩关系模糊、含混的修补,是在新形势下对中朝交往准则的诠释,是向世界宣布中朝宗藩关系的宣言书,是李鸿章外交智慧、外交手段的体现,是对东亚地区传统国际秩序的崭新诠释,是近代中朝关系的现代性转换。它突破了传统朝贡体制的樊篱,成为东亚地区特定时空之下的国际准则。只有如此理解,才能顺理成章地解读1882—1895年间,李鸿章、清政府在朝鲜所有举措的历史合理性。     

“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

朝鲜独立问题,在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世纪70年代后,日本通过"日朝修好条规"逼迫朝鲜开港,并试图强行将朝鲜"独立之邦"的虚像实化,清政府遂开始着手调整和加强与朝鲜之间旧有的"宗藩"关系。以"壬午军变"的解决为转折点,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关系得以逐渐加强,而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力则开始下降。考察开港及"壬午军变"前后的中日两国对朝策略,进而探析日本武力解决与谈判处理两种策略的抉择及"甲申政变"后选择与清政府"妥协"的细微之处与深层原因,可以了解19世纪70至80年代中日朝三国的互动关系及其对东北亚国际格局的影响。     

论福泽谕吉对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否定

明治维新后,日本为了实现侵略朝鲜的目的,在中朝宗藩关系问题上试图通过与中朝两国签订近代条约的方式,利用国际法与宗藩观念在属国、主权等问题上的分歧,来否定中朝两国之间长期以来所形成的传统的宗藩关系。朝鲜壬午兵变时期,福泽谕吉为了支持日本政府的对朝政策,从中朝宗藩关系形成的历史上和实质上以及与近代条约的矛盾上,分两次对中朝宗藩关系进行了否定,其目的就是为日本政府排除中国在朝势力,进而侵略朝鲜寻找借口。     

朝鲜“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探析

2011年,朝鲜制定发表了"国家经济开发十年战略计划",成为朝鲜建设"强盛大国"战略的延续。计划列举了12个重点领域,切中当前朝鲜经济发展的要害或瓶颈问题,说明朝鲜已经将经济开发确定为国家战略。中国应以现有的国家政策和省级政策为基础,与朝鲜制定共同发展战略以推动中朝投资合作、以非市场机制手段有意识地对生产要素的流动进行调节以促进中朝经贸合作。同时,积极推进中朝重点合作项目以带来集聚效应,为深化中朝经贸务实合作注入不竭活力。     

朝鲜开国前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

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世界资本主义列强对清王朝的侵略,中国殖民地程度不断加深,传统的宗藩关受到了严重冲击。同一时期,作为"隐者之国"的朝鲜在闭关锁国政策之下,封建统治逐渐衰落,加之,日本等资本主义列强随着清王朝国门的开启也开始对清之藩属虎视眈眈,朝鲜也面临着严重的开国危机。清王朝向来以体制攸关,尤其重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藩体制,然而此种情况下,清政府为时局所迫不得不改变旧制,以在朝鲜实施"以夷制夷"之策来应对朝鲜已经临近的侵略危机。从众多层面上看,清政府对朝政策的转变是朝鲜的开国危机与清国半殖民地的程度不断加深的必然结果。     

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用人制度

目前世界各国有关国家工作人员的任用大体有四种制度,即委任制、聘任制、选任制、考任制.委任制和事实上的终身制都不适应市场经济.改革用人制度,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性的考任制用人制度势在必行.     

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自信的若干思考

制度自信的重要意义在于它是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最终归宿和实现途径;制度自信的本质内涵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绩效是制度自信的现实依据;不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通过全面深化改革,不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实现制度自信的实践逻辑。     

人民公社早期分配制度的前因后果

1958年的＂大跃进＂催生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建立伊始,就普遍推行工资制与供给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但实施不久便因面临困难而进行调整,并在曲折坚持中走向终结。这一分配制度的形成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和对经济形势估计盲目乐观的结果。它的实施不仅未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困难。     

学分制中选课信息问题的探讨

选课制被公认为是学分制的基础和关键因素,决定着学分制的真实价值与生命力,而选课信息问题却关系着选课制的真正有效实施。从此出发,探讨选课信息问题在学分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与影响、有效的选课信息指标体系、解决选课信息问题的指导思想、原则与措施,以实现降低选课成本,保证学分制能真正、切实、有效、更好的推行,促进教学相长和整个教学质量与水平的不断提高及教学改革的有效进行。     

简牍所见秦名田制蠡测

不论是井田制还是名田制,都是根据一定的身份等级占有田宅.周爵以世卿世禄为原则,秦爵以食有劳而禄有功为原则,与此相应,井田制下的禄田可以为同一家族世代享用,因而相对稳定,名田制下的田宅,由于爵位的降等继承而有较大的流动性.名田制尽管没有公田与私田的划分,但劳役地租仍然以"庶子"及"人貉"的形式残存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汉代才为雇佣劳动和租佃制所取代.汉名田制与秦名田制虽有很大不同,然而,其以户为单位并以爵位为基础的田宅等级标准,就基本原则而言,与秦名田制却是一脉相承的.     

中国土地所有制之历史发展探源

土地所有制改革是目前理论界讨论的热点议题,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修订工作正在进行,更将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将我国历史上的土地所有制类型进行梳理,能为我国目前的土地制度改革提供某些可兹借鉴的思路。     

试论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的构建

排污权的实质是环境容量资源使用权,其客体是环境容量资源。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是将市场机制引入环境资源配置和污染控制领域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推行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存在很多问题,现有法律缺乏相关规定;初始分配制度不完善;市场制度不健全;监测监管制度不全面;与相关制度的关系不清晰。我国应构建完备的排污交易法律法规体系、完善的排污权初始分配制度、健全的排污权交易市场制度、全面的排污权交易监测监管制度以及衔接关系清晰的排污权交易制度,逐步形成适合中国国情的排污权交易法律制度。     

论教学评估与大学内部制度构建

本文在分析现代大学制度内涵的基础上,提出构建大学教学制度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的重点。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的基本要求是制度化建设,高校应该以评估为契机,坚持发展的原则、特色原则、以人为本的原则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原则,从教学设计、过程管理、自我评价等方面构建现代教学管理制度。     

科举制废除利弊之再思考

科举制在晚清废除是其自身弊端和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形成,而且究科举精髓被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借鉴,甚至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制有相似性。此外,科举废除所产生的诸如社会秩序的动荡、传统知识人对国家向心力的丧失,等等。所以,科举废除是利是弊,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评价。     

教育体制改革中的一体同构问题

教育体制改革所指涉的首先是体制本体，其次才是基于应然对实然的批判而折射出来的体制改革的价值趋向。当我们把公平作为教育体制改革的价值趋向时，就会发现教育公平所涉及到的问题都与教育体制本体是否具有某种正义美德有关。体制正义内含着体制所承担的责任。以法律的形式确保公民公平地享有受教育权利，能够表现出教育体制的正义品格。既然宪法已经赋予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利，那么，作为体制的建构者，国家则必须保障公民能够切实地享受到该权利，并且让每一位公民的受教育权利都能得以公平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