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共行只是人间路,得失谁知天壤分"——从"一本而万殊"看《明儒学案》为何不给李贽立案

"一本而万殊"是黄宗羲编著<明儒学案>的一条重要原则.李贽作为心学层次和层面的一个重要展开者,为什么不被立案,正如黄宗羲所说的"一本而万殊"的"一本"为"理",但更强调的是"心"中的"理". 而李贽的"道德规范"是满足人民大众的需要,是建立在己和私的基础上的,这是和黄宗羲所认可的道德规范中"一本"的"理"是大相径庭甚至根本相反的,这也是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不为李贽立学案的根本原因.     

王阳明思想世界中的佛教

王阳明心学向来被认为具有鲜明的佛禅特色.不过,从"道体"的判断、"著相"的理解、"出家"的评论、"心性"的分析、"儒佛"的定位以及"排佛"策略的提出等角度考察,可见王阳明对佛教诸多教义的理解是失之片面的,王阳明对儒、佛关系的安排是"儒体佛用"的,王阳明应对佛教的策略是抑制、排斥的,而完成这些观念活动的根本依据是儒家的基本观念、基本价值.这一判断将有助于我们对王阳明心学中的佛教与儒学关系进行更完整的理解.     

"心学真宗":论万历时期的王学与佛教之关系

明万历时期,王学处于鼎盛状态,佛教宗风亦自此重振. 这固然是心学思想的内在诉求和导向,而明代官方意识形态的基础性作用更不可忽视. 这一时期有两种具有代表意义的编撰文献:佛教居士周梦秀所编枟知儒编枠,用以证明"学佛可以知儒";王学士人周汝登所编枟佛法正轮枠,用以证明心学统三教、儒佛不二. 这两种文献因为流传原因在以往研究中未引起足够重视,但由此切入可以考察其中最重要的儒佛关系观念,进而考察当时"心学杂禅"的指责以及王学士人对此的回应. 总体来说,王学影响的扩大实际上促进了宗门重振运动,促进了民间信仰和劝善活动的流行,同时使得儒家自身矩矱亦变得模糊,因此难免引起不同教派各方面不同的反应.     

云栖袾宏的儒佛观

在明末"三教合一"思潮的背景下,云栖袾宏的儒佛观独具特色。首先,在彰显儒佛本旨的基础上,主张儒佛配合、儒佛相资为用。其次,为纠儒佛会通中"儒佛混滥"之弊,从概念、义理上严辨儒佛界限。再次,针对阳明后学狂禅之弊,以"止恶行善"之实行补救之。最后,强调以儒家伦常为本,作为净土修行之根基。袾宏的"儒佛配合"论,是在明末时代背景下的必然选择,同时也为明末佛教的发展开拓了新的空间。     

论杨维桢的哲学思想

本文从“以儒为本 ,由朱入陆 ;以道为辅 ,崇尚自然 ;排斥佛理 ,合佛于儒”等三个方面来阐述元末明初文坛领袖杨维桢的哲学思想构成及其内涵 ,认为其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他受陆九渊心学和道家自然观影响而形成的自然人性论 ,以致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异端倾向。不仅在中国哲学史上成为陆学向王阳明心学嬗变和转递的环节之一 ,而且曾对他的文学主张和创作实践产生过深远影响     

“造化何在,吾心而已”——张九成理学体系建构特点及其意义

张九成理学思想特点鲜明,被黄宗羲视为"陆学之先",其理学思想体系构建完整,从"天人一心,本无彼此"的修养工夫的立论,到内省慎独学说的发明,张九成建构起了一个兼具儒释特色的体用咸备的思想体系,是二程之后理学向"心学"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     

蕅益智旭的心性论

蕅益智旭,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幼时痴迷于儒学,饱读儒书,深谙儒学精髓。后来剃度出家,潜心佛学。然而,他在佛学上取得丰硕成果后,又重拾儒学,以佛解儒,藉儒说佛,会通儒佛。这一心路历程所体现出的思想特色,在蕅益智旭对心性问题的理解上便能很好体现。蕅益智旭主张心性本体论、心即理、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以及"尽心"说。智旭是站在佛教世界观的立场上诠释心性论,其本意是在介绍佛学,藉儒说佛,会通儒佛。     

存在、价值、境界——二程“儒佛差异”之辨新探

北宋程颢、程颐提倡万物存在的根源在于本体"实"理,阐发出理学之门庭是以儒家道德形上学为径路,基本内核是以居敬为方法的内圣修养工夫,从而在存在、价值、境界三方面廓清了理学"援佛而非佛"的本质。二程的"儒(理)佛差异"之辨是北宋道德秩序与道德价值的映照,他们对理佛差异的辨析有双向目标:一方面自信地回应了佛学挑战,另一方面阐发出儒学在北宋时期"理"之本体思想的精妙,表达出了对儒家生生之德的坚持与维护。     

湛若水的儒佛之辨

湛若水从“虚”、“静”概念的分析展开儒佛之辨,落实于对“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论证,将“虚实同体”和“至静未尝无物,未尝有物”中对“虚”、“静”关系的辨析贯彻于对“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的论证中。湛若水极力论证陈献章之学并非近禅,围绕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与王阳明反复论辩,在划清儒佛思想界限的表象下,蕴涵他对明代心学援佛入儒及其思想发展趋向的深层思考。儒佛之辨承载湛若水忧虑儒学正统性的卫道意识和道德学说。“随处体认天理”与“主静”说之关系,天理良知是“现成”还是“人心的一念萌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论证,又体现他对儒佛之辨的自觉意识和深层哲学思考。     

析杜维明的“儒家解释学”

"儒家解释学"是一项新兴的学术课题.凡站在自己的学术立场上,对儒家思想做出同情理解或诊释的带有系统性的理论或学说,皆可称为"儒家解释学".其理论体系,大致可包括解释目的与时代际遇、解释内容、解释方法三个部分.文章从这三方面探讨了杜维明对儒家思想所做的阐释.     

从“儒学热”看儒学的现代转化之路

文章通过对"儒学热"的反思和批判,指出儒学在实现现代转化的道路上应该注意以下五点:第一,既要立足于现实需要发展自身又要避免媚俗,尤其要避免以功利目的为导向;第二,既要面向大众普及儒学,又要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走世俗化与学术化并行的道路;第三,既要借用政治支持发展自身又要有自知之明,与政治保持适当的疏离;第四,儒学要增强自我批判意识,不断进行融合创新。第五,儒学传播者和研究者要增强道德修养,以避免因个人品行问题使儒学蒙羞。     

论儒学“人伦日用”化的路径及“例外”原则

从历史角度看,儒学按其实存的状态可分为"主流版"与"生活版"两种,前者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政令显学,后者为教化民众成为一个"好人"的隐学。分析儒学入"家"的路径,从中合理地引申出儒学"例外"原则,无疑对当下建设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面向生活本身——“儒学生活向度”的另类阐释

就近期学者广泛探讨的儒学的定位、儒学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文章追溯儒学的思想历程和历史定位,认为探讨＂何谓儒学＂,必须回到儒学之生活向度本身。儒学还原到本质就是生活。儒学的生活向度是儒家思想发生方式的哲学根源。     

“打孔家店”与“打倒孔家店”辨析

胡适提出打孔家店并不是要打倒孔家店。打倒孔家店是其对立面南京高师—东南大学学派发起新孔学运动而强加给新文化运动派的。新启蒙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错误解读。二者一字之差,其中却有本质的差别。     

"和"与儒家传统精神

认为"和"是中国传统儒家的基本精神,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去寻求整体的和谐、共生、共长。"和"的儒 家精神之特质从3方面得以体现:作为至德的"中"道;作为价值判定的"直"道;作为和谐共长的"生"道。儒家、 "和"的思想在今天有着重要的意义。     

《白鹿洞书院揭示》与江户儒学

日本的江户时代(公元1603-1867 年)是一个儒学日本化的全盛时期,也是一个教育勃兴的时期。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通过多种途径传到了日本。藤树书院是日本最早的书院,其学规几乎全盘照录揭示。以山崎斋著《白鹿洞书院揭示集注》及《白鹿洞书院集注序》为契机,儒学者开启研究和传播《白鹿洞书院揭示》的潮流,一直持续到明治维新。考察当时的儒学者们如何理解与接受这篇学规,不仅有助于了解它给江户时代学校教育带来的深刻影响,同时也给研究同时期日本接受与发展朱子学等儒家思想提供了依据。     

试论美国的儒家学派

儒学已经走向世界,其重要标志是在美国形成了两个儒家学派:波士顿儒学和夏威夷儒学。波士顿儒学以对话为主要特点,夏威夷儒学以诠释为主要特点。两派在思想主张上虽有不同,但在把儒学推向世界方面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因此对儒学参与世界化进程有较大的启示作用。     

论"庄出于儒"

庄子思想直接来源于老子,但也与儒家思想有密切的联系。本文综述“庄出于儒”的几种观点,然后从庄子对儒家经典内涵的昭示,《庄子》寓言对孔子的借重,以及庄子同颜回的相似、相通之处三个方面进行考稽、分析,指出庄子与儒家有密切关系,并认为“庄出于颜氏之儒”说有一定根据。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