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贾和贾谊的礼乐教化思想

“礼乐教化”是贯穿于漫长的中国古代社会中的一种特有的意识形态现象。作为维护传统的宗法等级专制政体的思想统治工具,它起源于先秦儒学以仁义道德和宗法伦理为基本内容的政治理论,随秦汉统一的专制君主大帝国的建立而昌盛,经过历代思想家充实发展,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领域内,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秦汉时代是中国的“大一统”政治的滥觞期,在这个阶段奠定的中国传统社会的经济、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礼乐教化”也不例外。陆贾和贾谊作为汉初有代表性的政治理论家,在当时的礼乐教化理论的发展     

由文化的到政治的──略论孔、荀礼乐观念的变化

“礼乐”是儒家传统文化的核心。通过周公制和作乐建立起来的贵族行为准则和政治统治秩序为数百年后的孔子带来了无限的眷恋和执着的追求。孔子无疑是想以周代的礼乐制度为典范重振王道礼乐秩序并成为这种“重振”的策划者,其政治用意是不容否认的,但孔子的实践与言论明显表现出一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这种文化关怀的精神对后学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而又过了大约２００年,孔门后学荀子重提礼乐的核心意义,却明显淡化了那种文化关怀的倾向而构筑成一种赤裸裸的社会控制的强权理论。     

从巫觋文化到礼教制度——浅谈儒家思想中的礼文化

本文通过对儒家尊崇的礼所经过的三个历史文化阶段--巫觋文化、祭祀文化和礼乐文化的探究,从而证实礼乐文化性质发生了重大转变,由自然性作用转而成为统治者工具的社会性作用.并从文化学的角度探讨礼的发展衍变,由此阐释礼文化--中国儒家文化思想体系中的这个重要组成部分.     

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的政治诗学

诗歌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被赋予了丰富的礼乐功能.周代礼乐文化背景下诗歌的礼乐功能主要表现为“礼别异,乐合同”、“诗言志”、乐教与诗教三方面,而这三方面又是对于《尚书·虞书·舜典》所提到的诗歌“神人以和”、“诗言志”及乐教三方面功能的礼乐化改造与发展.     

雅正:唐太宗礼乐文化观和文学思想的核心

在唐太宗的礼乐文化观和文学思想中共同贯穿了雅正的价值目标。这一价值目标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在礼乐文化和文学领域同时进行对现实的批判和对理想的追寻进而最终确立起来的,它取决于这样三个层面:在现实层面上,逐步恢复和树立儒学的统治地位,并对前朝文风进行批判;在理想层面上,以复古的姿态寻找礼乐文化和文学的渊源;在操作层面上,最终确立了礼乐文化和文学的雅正观念,这对巩固政治统治是不无裨益的。     

徐复观论礼乐

徐复观先生创造性地诠释了礼乐文明。他的贡献在于第一,把“礼”定位为人文化的宗教和道德性人文精神的自觉,发掘了春秋时代“礼学”的内在价值,特别是阐明了“敬”、“仁”、“忠信”、“仁义”等观念与“礼”的密切联系。第二,肯定并发挥“乐”在道德境界与艺术境界会合上的意义。第三,肯定礼乐在政治教化、社会和谐、个人修养上的功用。     

礼乐文化与古代东方社会

一 中国古代社会的礼乐文化十分发达,尤其是在先秦的宗周时期,礼乐文化表现为一种国家政治制度——礼乐制度,它与宗法制、分封制和井田制并行,成为宗周社会上层建筑的几大支柱之一。在礼乐制度下,各项具体的礼制和乐舞的使用都有着严格的等级规定,“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礼和乐相互谐配,不仅祭祀、燕饗、乡射、军旅、燕居等实际礼典活动中发挥着宗法等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以文化结构三层次说研析远古至春秋礼的演进

将文化结构三层次说与礼在先秦时期的发展脉络结合,可知礼的发展经历了从原始社会延及夏商物质层面的“礼物”,到西周以周公为代表制作礼乐文明的礼制,再到以春秋战国之际观念层面礼义的探讨三个阶段,将文化的发展从物质而制度而思想的演进与礼从“礼物”、礼制、礼义的—对应,既可以得出历史和逻辑演进一致的结论,也可以研析礼在先秦三个发展阶段的特征.     

试论荀子礼乐思想的当代意义

礼乐文化是东亚传统文化的核心,它起源于中国,传播于朝鲜半岛和日本并与其本土文化相结合,形成具有各自特色的礼乐文化传承.以荀子的《礼论》和《乐论》为例,解析了其礼乐论的内容、功能及其当代意义.荀子主张以礼治国,以乐化民,认为“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礼乐皆得,谓之有德”.礼乐文化在东亚地区传承至今,其核心价值依然在发挥着影响.这个核心价值就是“和”的价值     

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及得失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派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一方面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基础,同时也在社会政治结构的形成与社会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两个方面,即儒学在思想、道德、宗教、价值观方面的表现,与儒学在社会政治结构形成及政治发展、演化中的作用紧密关联和互动,不仅构成了儒学的特色,也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特色。孔子的仁-礼思想结构,奠定了中华民族精神发展的方向和社会秩序结构的基础,既是维护、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又是对社会治理的探讨。从思想与文化,社会制度与文明传统的角度来探讨孟、荀对孔子学说的发展及意义,孟子继孔子之仁,发展出仁、义、礼、智、信的道德系统,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道德伦理的思想基础,而不是宗教伦理的思想基础。荀子继孟子之后改造了孔子的"礼"(注:孔子之"礼"关注社会秩序,荀子之"礼"关注政治秩序,是为改造),主张隆礼尊君,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化政教合一的制度文化的基础。孟、荀对孔子仁-礼学说的发展,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形成外儒内法统治思想的两条主线,即外仁政,内礼法。董仲舒在中国社会政治发展实践中弥补了孟、荀对儒学发展的缺失。     

论礼乐制度的社会性与客观性--以庄子礼学观为中心

庄子反"礼"是自司马迁以来学者们的共识.礼作为一个深度结构概念,是礼的表层结构与深层结构的复合.庄子质疑世俗之礼的合法性,认为礼作为权势者实现自己贪欲的工具,导致了礼乐制度与人性的背离.在礼的深层结构即"礼质"层面上,庄子肯定了礼的秩序意识,认为礼中的尊卑秩序与宇宙秩序是一致的,具有客观性.因而,以"两行"之理,处于因顺与反抗之间,正是庄子对待礼的主要态度.     

从《乐记》看儒家传统思想中的礼乐关系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典籍,儒家思想素有"礼"、"乐"相统一的传统.在<乐记>中,虽然以"乐"贯穿诸章始终,但这里的"乐"不仅仅是单纯的艺术概念、艺术形态,更是与人性和情感、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乐教".它以"礼"、"德"为灵魂,并且通过与政治的结合,发挥着重要的道德教化功能.<乐记>中有大量的关于礼乐关系的记载,这些记载既肯定了"礼"、"乐"教化具有共同的政治目的和道德属性,又揭示了二者在性质、功用和教化方式上的不同之处.<乐记>中所体现的儒家关于"礼"、"乐"相辅相成关系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以礼节乐、以乐和礼、礼乐相成.正是由于"礼"、"乐"在性质与功能上的这种特征,才使中国传统乐教能够发挥政治道德功能.     

论孔子的政治思想

孔子的政治思想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重大的影响。孔子的政治思想主要表现为以“仁”、“礼”为中心内容的规范和治术,突出道德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孔子所表达的政治理想是美好的,但提出的规范和治术均不切合实际,无实用价值。其要害在于孔子对人的行为规律缺乏基本的认识,其政治学说遂成为无的之矢。     

周公、成周与制礼作乐

牧野之战克商后,周人仍面临稳固东方统治、纲纪天下重任,武王为此欲营建洛邑,但两年后病死,重任落在周公身上。周公采取了救乱、克殷、践奄等措施,尤其是秉承武王遗志营建成周,并于此采取相应的政治礼乐文化措施,巩固了周人统治,奠定了其政治文化格局,对后世影响深远。     

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与文化传统

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就基本理论预设而言,作为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悖于血亲伦常和朋友义理的告密自然不在儒家的辩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到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极端时期,即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不过,由于告密政治背离了传统帝国正统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告密”无法获得道德上的肯定,所以,一般而言,在权力扩充和合法性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当这种权力生产方式危及到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时,君主也就会适时对这一统治行为加以收敛。     

走向权力祭台:帝制中国的告密政治与文化传统

在帝制中国时期权力运作过程中,告密政治与帝国文化传统之间有着不容忽视的关联性。就基本理论预设而言,作为帝国主导性的意识形态,悖于血亲伦常和朋友义理的告密自然不在儒家的辩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帝国"儒表法里"或者"外儒内法"的统治样态,告密很多时候被统治者当作统治权术而大肆使用,致使各个王朝都有不间断的告密风潮发生。到了专制统治发展的极端时期,即明清时代,告密政治也被正式作为一种统治工具嵌入到权力链条之中,并作为一种制度化的权力生产方式被鼓励和实施,即表现为一种告密制度化的操作方式。不过,由于告密政治背离了传统帝国正统的道德合法性信仰模式,"告密"无法获得道德上的肯定,所以,一般而言,在权力扩充和合法性生产的辩证关系中,当这种权力生产方式危及到君主统治的合法性时,君主也就会适时对这一统治行为加以收敛。     

郭店楚简儒家礼乐文化精义辨析

本文对郭店楚简儒家著作中有关礼乐文化的论述作了疏理和阐释，并与先秦其它儒家著作进行比较，以揭示这些思想观点的价值和意义。全文主要从礼乐的产生、礼乐制度的发生过程、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的教化功能、礼乐与仁德、刑法的关系、礼与乐的关系等几个面来阐述的。     

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

汉武帝之所以重视《公羊传》,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从总体上看,因为在"《春秋》三位"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个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论中国封建社会排斥异端邪说的强抑制机制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为了维护政治上的专制统治,历代王朝除了通过控制教育和录用选官①等手段来确保适应专制主义要求的思想（汉武帝以后基本上是儒学）的独尊地位以外,还运用国家政治权力,严格保护和充分利用这一思想,以此来作为中国社会高度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并对种种离经叛道、侵犯皇权的“异端邪说”,予以残酷打击和压制,以严刑峻法来防止土林之中一切稍有偏离正统思想的举动,亦即实行对思想文化的强抑制,这种强抑制和学而优则仕的选官机制,构成了封建社会文化专制主义的两个相辅相成的环节,也是封建专制主义政治文化得以绵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