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饮茶文化流变看中华民族的融合——以桂林地区为例

茶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与传统文学艺术、宗教哲学和民俗礼仪等领域都有密切关系,其所特有的动态而多元的符号性,对中华文明的世代相承和传播,以及中华民族间的交往融合起到了推动作用。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茶文化结合了中原农耕文明以和为核心的礼仪精神,并不断吸收周边北方游牧民族、西南山区民族饮茶的养生药理功能,通过各民族间的不断交流和融合,饮茶活动作为一种生活意义已消融入中国人日常的生活之中。并且,随着饮茶之风在中华大地的传播和普及,茶事活动也逐渐打破了上下层社会和南北地域之间的界限,逐渐走向更具世俗趣味的大众化。     

话语重塑与概念流变: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

准确梳理和认识从中华民族到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流变,有利于准确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内涵,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基础性工作.中华民族概念是在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民族危机和话语重塑中产生和发展的,经历了大汉族主义五族共和国族主义等内涵演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民族政策趋向于关注和关怀少数民族多元,中华民族概念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被虚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对中华民族中华各民族中国各民族等概念的更高层次表达,是中华民族概念的最优表达.     

从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看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以“花儿”民歌为个案

一部中华民族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汇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共构了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培育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花儿”是甘青宁地区多民族共创共有共享的民歌符号,充分体现了甘青宁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事实,对于“花儿”这一西北多民族共有文化符号的解读,既是从文化本位的角度对于西北花儿的本质属性进行正本清源,更能从经验案例中提供一个各民族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交往交流交融的地方知识,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必要的学理依据。     

回族的饮茶习俗与茶文化解读

回族饮茶历史源远流长,饮茶在各地回族带有普遍性,本文对此现象,用回族茶文化概念,探索回族茶文化的差异性与共同性。首先采用文化人类学中“文化丛”研究分析方法,在民族志基础上进行资料再发现,对茶文化基本“要素”重新分类,试图建立回族茶文化的内容、特点等基本知识。然后引入现代人类学的视角,着重从茶在回族社会生活中的礼仪所包含...     

文化共享视阈下的汉藏民族文化融合——以阿来文学书写为例

文化共享理念是在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是中华儿女在长期共同生活、共同奋斗和共同发展过程中形成的共同价值取向、道德规范、精神气质、情感态度等。“共有”来自于认同,“共享”是认同发展的结果。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立在共有文化根脉基础上,经历了从自在到自觉的发展历程。作家是文化的书写者和传播者,阿来是来自四川阿坝、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书写民族文化的作家。阿来文学书写是民族文共享和融合的展现,也是阿来自身“文化身份”的寻根之旅。阿来文学书写具有文化融合孕育下的独特性与典型性。本文从文化共享与汉藏文化融合、阿来文化身份建构、阿来文学书写中所体现的文化融合及其书写的独特性价值四个方面展开,深入分析阿来在文学书写中的文化构成与文化共享。     

从节日影像志看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与认同

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维度来看,中华民族始终是连续的超稳定体系,多民族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携手共进,这是中华民族自然空间、历史起源、文化发展和媒介叙述共同作用建构的。这些“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的民族文化景象,值得影像媒介去系统化深描。各民族节日影像志以一种深描的方式,从根深蒂固的民族节日文化中,洞察鲜活的中华各民族文化新常态：各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各具特色”,少数民族节日中地方文化与官方话语“和而不同”,社会关系和社会变迁嵌入影像叙事彰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时代之音”,由此增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文化认同、自信与自觉,建构起丰富的民族形象和文化肌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     

从《西厢记》的故事流变看文化融合的偏斜度超越

崔莺莺和张生的爱情故事自唐元稹作《莺莺传》,在中国广为流传,成为后世文人士大夫创作的重要题材.与我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相对应,对故事的改编蕴含着丰富的文化融合意味,金元时期的改编更具有典型性.异质文化的嵌入对中国传统的道德礼俗形成了一定的冲击,使其发生了偏斜度的超越,为崔、张生的爱情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助推力,王实甫的《西厢记》也就成为一部不朽的剧作.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符号互动与认同建构——以"马"符号的格雷马斯方阵演进为例

文化共同体内部对符号的解释会经过多重衍义过程后产生共同解释项,这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符号认同的典型建构过程.本文以"马"这一符号为例,运用格雷马斯方阵来分析汉文化与异族文化的传播互动过程中"马"这一意象的转变,从象征神性的"龙马"转换为凶性的马兽,到野性的象征,最后转换为融入"礼"制的舞马,被整合成为宫廷艺术的一部分.意象转变的过程,也是中华民族各族群的文化相互影响交织并最终走向同一的过程.     

从彝族他留人的婚姻文化变迁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他留人是彝族的一个支系,主要分布在云南省永胜县和华坪县的各个村落之中。他留人的婚姻文化主要经历了从对偶婚到姑舅表优先婚,再到现代专偶婚三个不同阶段。他留人在婚姻文化的变迁过程中,从族际内婚制到族外婚扩大了其通婚范围,族际共同的婚姻生活有助于消除关于他者的消极刻板印象,另外在互相通婚过程中所产生的文化涵化,也是族际相互认同的基础。这些都有助于消解当地人“水牛是水牛,黄牛是黄牛”这样泾渭分明的族群身份认同意识,进而实现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本文拟从彝族他留人的婚姻文化变迁这一视角入手,探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途径。     

“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的典型文化符号

禹被颂为“中华共祖”。“禹”文化符号的诠释与宣传,对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大有裨益。学界对“大禹”存在的历史真实性仍有争议,超越疑古主义与历史虚无主义的观点,“禹”作为文化符号意义上的存在性已然无比“真实”。人们以各自的方式表达对大禹的崇拜与追思,禹庙、禹陵遍布;大禹足迹遍及各地;除治水之功外,大禹功绩还在于打破氏族部落时期的政治组织形式,建立夏朝,“画为九州”“任土作贡”,为后继者开创了国家形成与发展范式;大禹改造自然的哲学智慧以及公而忘私、艰苦奋斗、安邦救民等精神是中华民族永恒的价值丰碑。“禹”作为中华民族共有精神文化符号的典型代表,给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磅礴精神力量。     

依托文化旅游业，推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以西藏为例

“文化旅游”是旅游类型的一种分类范畴,核心在于“文化”,功能在于实现对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和文化价值的传播传承。处理好对文化的内涵解码、艺术化呈现和满足市场需求的商业运作后,旅游业的繁荣发展及其经济效益诉求自在其中。对于像西藏这样的边疆民族区域,以文化旅游承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尤为重要。当前西藏文化旅游业中存在的典型问题包括“文化偏颇”、“文化浮掠”、“文化失真”等现象。从文化旅游业的特质、功能理论视角出发,可以得出应高度重视“树立共同体精神承载理念,重点开发共同体文化资源,打造共同体文化旅游品牌”的结论,从而实现“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发展目标。     

论中华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以白族“礼俗互动”为视角

以“礼”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无论是作为社会实在还是话语形式,始终与“俗”相辅相成,代表了传统中国社会与文化普遍性及其特殊性。某种程度上,它们之间在社会实存中存在似是而非的相似性,在话语形式上导致模棱两可的话语体系,两者间的张力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多层次性。礼俗互动的研究范式旨在探讨文化多元性、多层次性的社会机制,并在多样化的社会差异中找寻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的同一性。白族作为“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自古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亦是儒释道融合的民间典型之一,分有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共性。把白族礼俗互动的文化特质放在整个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中来讨论,目的在于从中挖掘少数民族文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同一性,也意在追溯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起点。从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诉求中实现传统与现代的对话。     

红色文化符号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时代路向

所有的文化实践都透过符号衍生意义。红色文化符号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和新时代各时期浴血奋战、踔厉奋发的百年非凡实践历程中淬炼出的符号体系,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底色、精神风范、理想信念与价值追求,具有革命性与先进性相统一、传承性与创新性相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相统一等时代特征,是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黏合剂。传承利用红色文化符号,有助于熔铸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向心归属意识、熔铸中华民族“三个离不开”的团结互助意识、熔铸中华民族“四个与共”的共生共荣意识。当前,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叙事书写到关键节点,亟待挖掘诠释红色文化符号的价值意蕴,有形、有感、有效地以之熔铸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符号共同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象征之维

人是天生的符号动物。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仅需要从经济发展和制度建构等实体路径入手,还需要关注较为抽象的符号路径。符号是意义的载体,是情感的纽带,在推动“多民族”走向“共同体”方面具有不可取代的价值。在象征维度上,中华民族通过符号共同体的构建,各民族基于集体想象和情感共鸣,可以生成和巩固彼此间强烈的“在一起”和“离不开”的意识。根据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文化和政治面向将其符号体系分为“文化符号”与“政治符号”。象征符号能够实现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目标的核心机制在于：共同的象征符号通过唤醒集体历史记忆,强化“我们”的归属感和荣誉感,进而铸牢和巩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指示性与民族记忆：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

指示性作为符号认知的基本框架,能使符号与记忆、记忆与认同产生联结关系,因此,指示性不仅是民族记忆的基础,更是形成民族认同的作用机制。基于现实因素,民族记忆在不同的时期可能会发生流变,成为区别于历史文本或其他族群文化的全新记忆,因而具备积极建构的可能性。在指示性理论的框架下审视"龙"作为中华民族之共同记忆的符号再现,可发现,它不仅是各族群共有的与世界之关系的缘起锚定,也是跨民族的时间节气指命名与仪式的重要符号,可由此反思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中的符号建构应当如何达成。     

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清代厅制——以西北地区为例

清朝在西北边疆民族地区推行厅制,不仅将其纳入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地方行政体制之中,而且建立了重点布控和普遍设防相结合的军事系统,为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制度保障,使诸厅与其他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更趋频繁,形成多元族群的人口结构与农耕和游牧互补的经济结构,各族民众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清朝在西北诸厅的乡村社会中推行一系列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方面的治理措施,实现了自上而下的直接管理,促使该地完全融入王朝国家。这一过程不仅使西北诸厅完成了由“华夏边疆”向“王朝腹地”的转型,而且加速了该地各民族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进程。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语言文化向度——以广西乡村壮汉语言共生现象为例

<正>语言文化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向度。壮汉语言共生是广西乡村重要的语言生态,语言互鉴增进族际交流,文字相生推动智慧交融,语用共享建构家园认同,从而夯实共同体意识基础。壮汉语言的共同叙事丰富共同体意识内涵,经典叙事促进审美趋同,节日文化促成风俗共通,时代叙事达成价值共识。壮汉双语人是凝聚共同体意识的驱动力,通过跨民族身份建构实现族群认同,双语人—文化中间人的角色促进民族文化融合。探讨广西乡村壮汉语言共生现象,可充实民族地区乡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内涵,进一步发挥广西作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的作用。     

非遗文化在纪录片中的符号构建——以《重回刺桐城》《福建非遗档案》为例

非遗纪录片以其独特丰富的视听语言优势在回溯与重构、传承与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将非遗文化作为纪录片中的符号为视角来观照,近年的非遗纪录片中的非遗符号形式可以分为肖似性符号、指示性符号、象征性符号三个维度。以讲述泉州的纪录片《重回刺桐城》和《福建非遗档案》为例,探寻其中泉州非遗文化作为符号在外延与内涵、情感与记忆之间的意义。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论域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与文化发展之间有着密切关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能够有效传承历史文化、缔造文化共识和实现文化教化等。然而,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过程中面临着偏狭的民族文化观、乏力的文化传播、凸显的文化窘境和不良的文化活动等问题。必须通过进一步提高文化认知、完善文化传播、增强文化认同和深化文化实践等路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