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王莽改制中的“私属”身份

推行王田私属制是王莽改制的核心。所谓私属制,就是改奴婢曰私属,禁止买卖。史学界多认为此制“只不过是变其名而未改其实,除了欺骗,毫无意义。”它“不是改变奴婢的社会地位”,“而是肯定了奴隶地位的固定不变”。对这种全盘否定的论断,我们不敢苟同。 土地兼并和农民大量沦为奴婢,是西汉中后期的主要社会问题。这个问题很突出,很明显,西汉后期的统治者对此有所洞察,哀帝时议限田限奴就是证明。王莽在平帝时即掌握了西汉的政柄,他对此问题更是洞若观火。他始建国元年的诏令说,秦至西汉“兼并起,贪鄙生,强者规田以千数,弱者曾无立锥之居,又置奴婢之市,与牛马同栏,制于民臣,颛断其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略卖人妻子。”这种状况导致阶级矛盾的激化:“富者犬马     

析“无用之口”——对东汉济南王刘康家奴婢的分析

《后汉书·济南安王康传》记载:“(刘康)奴婢多至千四百人,厩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无节……国傅何敞上疏谏康曰:今奴婢厩马皆有千余,增无用之口,以自蚕食。”为什么一千四百个奴婢是“无用之口”呢? 养着他们就是“以自蚕食”呢? 这一点,许多人不能理解,也不相信。如五十年代童书业先生诘问说:“有人认为汉代奴隶根本不从事生产,那么我们要请教一句:那些拥有千百数奴隶的商人、地主们是不是因为钱太多了,所以要养千百只饭桶在家里吃白饭呢? ”王仲荦同志认为刘康家的一千四百奴婢的大部分,可能就是用在私田上进行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最近,朱绍侯同志又旧事重提,指出:对“无用之口”“信以为实,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以上诸说我认为是值得商榷的。汉代剥削阶级出门就要乘车,所谓“安车当步”。天子出行“备千乘万骑”,一般官吏和地主,也是“连     

唐代官私奴婢的役使及其社会意义

<正> 唐代官私奴婢的役使及其社会意义,在唐代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例如,唐代官私奴婢在当时社会上是主要用来担任农业和手工业某些部门的生产呢,还是主要用来从事家内杂役或供人玩狎、充当装饰品,即从事非生产性的劳动呢,论者不一。由于对官私奴婢在当时社会生产中所担当的任务及其比重的看法不同,因而对役使奴婢的社会意义的估价也异。本文拟就这方面的问题,略陈浅见,并就正于海内方家。     

王莽与西汉的奴隶制残余

西汉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初期,一方面,封建生产方式在迅速发展,另一面,落后的奴隶制生产方式还严重存在。王莽作为西汉末期的一位地主阶级政治家,一度强烈地反对西汉的奴隶制度。他愤怒谴责奴隶制“逆天心,悖人伦,缪于天地之性人为贵之义”;他严禁杀死奴婢,其中子王获杀死一奴,不仅严厉切责,而且立即令王获自杀抵罪;他极力主张限“奴婢、田宅、器械之品”;他严禁奴婢买卖,下令解放奴婢为“私属”。他曾经受到西汉末期广大吏民的拥戴。汉平     

从粟特文券契看高昌王国奴婢买卖之官文券

唐代西州奴婢及大牲畜的买卖,均须官府发给公验才算合法.唐以前的高昌王国奴婢买卖是否也要经官许可?由于只见有私契而未见到官府文券,通常认为不需经官.但吐鲁番阿斯塔那135号墓所出粟特文<高昌延寿十六年(639年)买女奴契>,却是件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公验性的文券,从与汉文同类买奴婢券比较中,发现了许多异同,从同的方面看到了粟特文券契对汉文券契格式的继承;从相异方面看到奴婢买卖在高昌王国时期,同样也要有经官许可、钤盖官印的文券,才合法有效.这应该就是唐西州奴婢买卖"市券"之渊源.     

论汉代“奴婢”不是奴隶

在我国汉代(公元前二○六年至公元二二○年),社会上曾存在过大量的奴婢,这是公认的事实。史学界虽然对汉代奴婢数量、来源和用途等方面有不同看法,但多数人一直把汉代奴婢视为奴隶。因此,在探讨当时的社会性质时,奴婢问题常常成为争论的焦点。最近,还有把罗马奴隶制与汉代社会做比较研究的文章,其中所举有关汉代奴隶的资料,也多是古籍中关于奴婢的记载。尽管早有学者曾经指出过:秦汉时代的“官私奴婢”和“奴隶社会的奴隶”有“不同的地方”,但也未否认这些奴婢是“奴隶制度的残余”。可见,奴婢就是奴隶的看法,在史学界似成定论。但是,笔者研读了马克思的有关著作和翻阅了历史资料以后,觉得上述看法仍有讨论的必要。我认为:奴隶和奴婢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汉代的奴婢不是奴隶。现将一些粗浅认识提出来,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     

关于金代奴婢的几个问题

金代奴婢问题关系到对金代社会性质的认识,因此,一直以来都备受学术界的关注.在相关研究中一些比较重要的问题值得商榷.一是国有奴婢中的监户仅为"没入官良人",官户在宫中的劳作也只是生产宫中所需薪、炭、冰、烛等物品,奴婢户确实是金代国有奴婢的一个独立户类.二是私有奴婢的占有类型可分为责族占有和女真猛安谋克平民占有两种形式,其主要来源途径是国家配给.三是金代的"二税户"的身份性质已经发生了"奴婢化"的改变,"驱"的身份性质实际上也是奴婢.四是国有奴婢以"户"为存在形武.私有奴婢以"口"为存在形武,所以国家采取的是对前者以"户"计,对后者以"口"计的统计方法.五是金代奴婢生存处境有所改善,具体表现是奴婢的生命权得到了关注,奴婢可以参加科举,奴婢可以和良人通婚,官奴婢可以拥有财产.     

《吐鲁番出土文书》中所见的南北朝时期高昌地区的奴婢状况

《吐鲁番出土文书》是研究中古时期西域历史的重要材料。将奴婢作为商品进行交易,在当时是一种正常的商业活动,亦反映出当时奴婢所处的社会地位之低下。还值得注意的是在奴婢交易中买卖双方的责任问题,即卖方须对奴婢的合法身份作出保证。由此可见,当时奴婢贸易及其相关措施还是比较完善的。从出土文书中,我们的确能对南北朝时期社会最下层的奴婢生活状况有所了解。剥削者对于奴婢是封建性的完全的人身占有,奴婢不能为自己从事生产,因此,奴婢毫无人身自由、完全处于对主人的依附状态。     

清代奴婢制度源流考略

奴婢之制,非草创于清,而风靡于清,考诸史乘,可见其渊深流远。满奉主奴之别,汉重尊卑之辨,彼此合流,主奴尊卑所以生。清代奴婢源于战俘、罪囚、民人投充以及丁口买卖等四途,律比畜产,劳役繁苛,豁贱维艰,且即便还民,亦遗戾深重。     

论隋唐奴婢阶层在中国历史上的变化及其原因

奴婢在隋唐时期是普遍存在的,正如吕思勉先生所说:“当时之有奴婢,盖略如今日之有雇农”。他们人数众多,来源广泛,活动频繁,是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阶层。在隋唐承上启下的历史变革中,其来源、素质、身份和地位等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并对后世深有影响。所以,考察这一时期奴婢阶层的变化及原因,是隋唐史研究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一、如婢来源、素质和身份的变化。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战争的频繁,奴婢“多数是以战俘转     

唐代的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各种政治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备。反映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良贱制便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唐代的“贱人”制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其中的官奴婢制度,尚少专文论列。唐代官奴婢制度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试从唐代官奴婢的主要来源、唐代官奴婢的役使与管理,以及唐代官奴婢制度的变化等几方面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唐代寺院奴婢阶层略说

唐代寺奴婢阶层的存在,已为中外学界所公认,但专论尚为鲜见。寺院奴婢又是当时全社会奴婢阶层的一部分。深入研究寺奴婢问题,不仅有助于寺院内部阶级关系的探讨,而且可以成为观察唐代整个奴婢阶层的一个窗口。本文仅就唐代寺奴婢的来源、唐代前后期的几种寺奴婢名称以及寺奴婢的放还与检括等问题,谈些粗浅的看法。     

合私为公与顾炎武的经世史论

顾炎武提出的"天下之私,天子之公"、"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是明末合私为公论的最清晰、最明确表述之一。在顾炎武针对现实问题提出的种种救时济弊对策中,都体现出合私为公的指导思想,合私为公成为顾炎武经世学术的一个基本立足点。顾炎武等学者所提倡的合私为公论,其理论渊源可上溯至先秦儒学。     

从刘秀解决奴婢问题看东汉初年的法制建设

刘秀(公元前6年—公元57年),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史称汉光武帝,公元25年至公元57年在位。在他统治期间,曾“议省刑法”犤1犦、“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犤2犦,先后九次下诏释放奴婢和禁止残害奴婢,以及蠲除苛法,剜除前代社会的痼瘤———奴婢问题。此举,为后世君主所效法,又为历代史家所称道。然效法者多从稳固自己政权处着想,称道者又主要从“省刑”、“轻法”角度阐扬,而从法制建设角度分析、评价甚少。本文拟从古代法制文化建设的视角,从其社会背景、解决奴婢问题的法律内容等入手,对刘秀解决奴婢问题的法制文化意义作一剖析,不妥之处…     

一个划时代的伟大发现——从化恶为善到化私为公的自发秩序

本文首先诠释曼德维尔＂私恶即公利＂这一＂无赖之语＂中所包含的深刻自发秩序思想,并用＂化恶为善＂一语概括其内容,然后阐述斯密与休谟对他的批评与发展。斯密提出的无形之手的神奇功效可用＂化私为公＂一语来概括。从曼德维尔的化恶为善到斯密与休谟的化私为公,是自发秩序理论的修正和发展。最后,阐述化私为公的实现过程与必要条件。本文诠释了他们的这一划时代的伟大发现,即基于人性论视角的自发秩序思想：在无形之手引导下,人们从利己天性出发追求其私利最大化的同时,却出乎意料地实现了社会公利的结果,一种化私为公的市场秩序就自发地形成了。本文旨在阐明,在他们的自发秩序思想中所蕴含的基于人性论视角的利己人假设所推演出实现化私为公的可能性之逻辑,并通过对其诠释而作出理论的重构。     

中国社会发展促人口性别结构变动——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人口性别比资料的分析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渐实现了西方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人口的年龄结构、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随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人口年龄结构老龄化，性别结构(人口性别比)在不断变动。新中国总人口从1953年人口普查的58132.9448万人，人口性别比107.57到2020年的总人口140977.8724万人，人口性别比为104.8,总人口性别比降低了2.77个百分点。而反映人口性别比受社会发展影响显著的是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的变动。百岁及其以上人口的性别比分别为1953年的88.63、1964年的77.15、1982年的41.79、1990年的30.34、2000年的32.55、2010年的32.69、2020年的41.95。新中国成立后的40年里，百岁及以上人口性别比随时间推移逐渐降低，降低幅度最大达65.8%。自1990年至2020年百岁人口性别比变化不大并且稳步缓升。所以人口的性别结构是自然属性基础上的社会影响的结果，受人们的思想观念、社会环境所影响而表现出摇摆。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女性人口受益更大，在新中国成立40年内就已实现使女性人口受益最大的高水平，百岁人口性...     

汉魏之际人身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的转化

虽然人身依附关系古已有之,但是到汉魏之际它却有了质的变化。王莽改"奴婢曰私属",是奴主关系向半自由的隶属关系的开始;曹魏末年给公卿以下及贵势之家以租牛客户,则是依附关系向隶属关系转化的完成。前者是奴隶身份的提高,后者是编户民身份的下降。     

唐代长安的奴婢

古代的奴婢实际就是奴隶,历代对奴婢还有僮、私属、口、奴、隶、仆、臧获等不同的名称。在阶级社会中,无论从奴隶社会发展到封建社会,或是从封建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都不可能把前一社会的痕迹扫除净尽。唐代长安大量奴隶的存在,就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唐王朝距离中国的奴隶社会末期已有一千数百年之久,但当时的法律中仍然把国民分为“良”、“贱”两类,只要判明是“贱”民,也就是“奴”,便可以在市场上如牛马驴骡一般地自由买卖。在唐代长安这座宏伟富丽、人口一百万上下的城市中大概有多少奴婢?他们又是怎样生活的?这就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清宗室宝廷放废及其它

吾国封建社会中叶,从唐迄宋为乐妓最兴盛之期,分官妓与家妓,妓出身多为贱民,其社会地位与奴婢等,即为官妓,亦无例外。其落藉从良,又必须获地方长官之批准。宋代文人学士以歌词相矜尚,而歌词必得美妓歌之,斯佳话愈扬。如“晓风残月”之柳屯田(永),柳一生落拓不偶,惟与歌妓相亲狎,其流风余韵直至有明而未衰歇。     

王船山公私观探赜

"公""私"及其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明末清初,公私观发生具有转折意义的发展,出现大批崇私以批判传统公私观的思想家。其中,王夫之基于传统公私观,将"公"主要确定为三个内容:"公共"或"普遍","天理"和"公正无私"。与之相对,"私"则表现为"个人""私欲"和"私利"之义。其公私关系观也相应呈现为:传统意义上"循公废私"、近代相对合理的"存公抑私",与明末启蒙思潮相表里的"化公崇私"。自清初至当代,王船山公私观在思想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