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同人的经济账

《新青年》杂志最初是依托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发行的,群益书社为此承担了很大的商业风险.等到形成品牌之后,《新青年》同人开始寻求经济独立;随着陈独秀的政治倾向日益明显,同人内部也出现严重裂痕,致使一度辉煌的《新青年》月刊在内忧外患中归于终结.     

1920年陈独秀决意《新青年》“独立办刊”问题之再探讨

近年来,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入藏并发表公布的”陈独秀等致胡适信札”(1920-1932年),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涉及《新青年》与其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关系问题.根据对此一新披露资料的初步爬梳和与其他早已经公开的相关资料比证,可以看出,1920年《新青年》与出版发行商群益书社之间的矛盾、决裂乃决意“独立办刊”,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而且,此一事件也与其后《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分歧乃至最后分裂问题有一定的联系,甚至可以将其视为《新青年》编辑同人思想流变的一个重要“拐点”.     

党早期的出版社——新青年社

新青年社是党在早期建立的出版机构之一,成立于1920年九月。它除了出版著名的《新青年》杂志外,还出版了不少宣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书籍。 新青年社是由出版《新青年》杂志而命名的。《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九月,从创刊号起至第七卷第六期止,均由上海群益书社发行。第一卷的《新青年》原名《青年杂     

《新青年》杂志同人作者群的演化

《新青年》杂志的编辑作者 ,是《新青年》杂志传播过程的关键要素之一 ,他们不仅操纵作为工具或手段的传媒本身 ,还对信息内容的选择取舍起决定作用。不仅如此 ,他们的品格条件所构成的信誉以及对问题的见解是否具有专业权威性 ,对于《新青年》杂志的传播效果 ,对于信息内容本身所构建的可信性的基础都是十分重要的。本文以《新青年》杂志社址迁徙为主线 ,分析其同人作者群在社址迁徙中的发展演化 ,从而为《新青年》杂志的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新青年》与新文学潮流的疏离

《新青年》文学革命成功之后,逐渐疏离新文学发展的潮流。在新文化运动由文化启蒙向文学启蒙、新文学由启蒙文学向革命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新青年》逐渐减退建设新文学的热情,失却影响文学与社会的文化能力。《新青年》开创新文学的功绩不容抹杀,但它推动新文学向前发展的成就却非常有限。《新青年》杂志的文化与同人性质,是其疏离新文学潮流的根本原因。     

《新青年》时期的胡适与鲁迅

胡适与鲁迅先后加入《新青年》 ,使得该杂志提倡新文学的招牌真正挂起。《新青年》由同人杂志而转向专谈马克思主义 ,鲁迅和胡适程度不同地表示了不赞同的态度。表现在行动上 ,就是不再把自己的全部文章送交该杂志发表 ,但仍然还供一些稿件。然而在《新青年》最为辉煌的第二个时期 ,与胡适的四面出击相比较 ,鲁迅的表现却相对内敛 ,这当然也是各自的成长背景、自我期许等各种因素综合后的产物。五四事件的爆发引发了胡适“谈政治”的热情 ,而鲁迅则依然执著于思想革命。鲁迅真正走向前台 ,成为青年人的偶像要到 192 5年卷入女师大事件以后     

《新中国》的创办及其“报政网络”

《新中国》是“五四”时期的重要刊物,既往研究多发现胡适与其有密切关系,甚至断定胡适为杂志主持者。实际上,《新中国》背后涉及一个更为复杂且庞大的“报政网络”,其中包括北京政府的官员与南北报界的报人。具体而言,杂志是在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的支持下,由时任财政部次长的张弧出资赞助,报界闻人钱芥尘与叶恒牵线组织,网罗南北报人名流参与撰述。胡适因与钱、叶二人曾共事于《竞业旬报》《大共和日报》的交谊,同《新中国》产生关联,在1919年初《新青年》同人初步分裂后,他曾一度将接办《新中国》作为其独办《新青年》未果的替代方案,终因《新青年》同人的反对而搁置。依托“报政网络”办刊宣传新思潮的方式并不为新派人士所接受,《新中国》因此被视为由军阀官僚赞助、假冒新思潮招牌的杂志。自第二卷起,受张弧资助、总理靳云鹏支持的《又新日报》派出记者张煊、顾君义、王小隐等人主理杂志,进行“革新”,对于旧文学、旧戏的喜好让他们有意区别于北大新派,使得《新中国》新旧兼采。考察《新中国》的创办历程,揭示“报政网络”的聚合离散,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前后政局与思想舆论界的复杂关系。     

《新青年》中的钱玄同

《新青年》同人关于除旧布新之主张并不全然一致,钱玄同尤为典型。其在反儒非孔拥戴“共和”方面与其同人相应和;在文学革命方面与其同人则同中有异;在有关汉字的问题上与其同人更是大相径庭。     

论《新青年》的现代性

本文以《新青年》作为考察对象,探讨“五四”现代话语是怎样形成的。文章认为《新青年》的现代性突出地表现为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新青年》同人以西方文化资源作支撑,而且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发掘出现代性的因子,以此展开人的确立、文体的创立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双向动态建构。文章还反思了《新青年》现代性的局限性。     

对后五四时期《新青年》同人“分裂”问题的认识

作为贯穿“五四”前后的著名刊物,《新青年》整合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对中国青年的思想和行为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到了1919年后《新青年》同人由分歧走向最终的分裂。这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同时分裂后的《新青年》仍有“整体”影响力。     

《新青年》杂志的自我营销

<正>清末民初,中国报刊业迅速发展,众多的商业报刊、机关刊物、同人杂志纷纷涌现。创办于1915年的《新青年》杂志,能够迅速崛起而执中国报刊业之牛耳,销量从一卷的包括送人在内的仅仅一千来册到2卷以后上升到每期一万五、六册,与其自我营销是分不开的。     

从批评者到“同路人”：五四前《学灯》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1918年3月,张东荪于《时事新报》创办副刊《学灯》,以期“促进教育、灌输文化”,其关注点始在教育,并未注意到《新青年》及其倡导的“文学革命”等话题。后一篇剧评意外地让《时事新报》及其《学灯》成为了《新青年》的批评者,双方相互针对,常带意气。在带有敌意的交锋中,《学灯》也有意无意改变了自己的话题与立场,进入到《新青年》的论域中。与此同时,张东荪做出一系列改善与《新青年》同人关系的尝试与努力,最终在“五四”前使《学灯》与《新青年》逐渐确立“立异以求同”的对话关系,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同路人”。《学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具有不小的影响和地位,以往学界对其研究相对薄弱,尤其忽视了它对《新青年》态度的转变。     

《新青年》杂志登载文学作品数量分析表

运用定量分析的方法 ,通过分析《新青年》杂志登载文学作品的数量、比例及其变动趋势 ,从传媒角度看《新青年》杂志所倡导的“文学革命” ,为研究者做定量分析研究提供一些参考。     

论新文化运动初的三面旗帜

一九一五年九月,《青年》杂志问世,从第二卷改名为《新青年》。这个杂志的创刊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它的行世,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陈独秀是《新青年》的创办者,又是《新青年》的主要撰稿者。他在《新青年》的创刊号上,发表了以《敬告青年》为题的发刊词,说:“充塞社会之空气,无往而非陈腐朽败焉”。对当时中国陈腐的思想、孔孟的反动旧礼教和封建主义的旧文化,     

《新青年》与中国现代戏剧改良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今欲革新政治,势不得不革新盘踞于运用此政治者精神界之文学。”[1]《新青年》同人清楚地认识到革新文学在这场政治、思想、文化革命中的重要地位。而“现代欧洲文坛第一推重者,厥唯剧本。诗与小说退居第二流。”[2]中国文学要赶上世界新潮流,戏剧改良势在必行。而且中国戏剧情形不得不使《新青年》同人忧心忡忡,傅斯年在《戏剧改良各面观》中说:“可怜中国戏剧界,自从宋朝到了现在,经七八百年的进化,还没有真正戏剧,还把那‘百衲体’的把戏,当作戏剧正宗!……中国戏剧在思想上与艺术上都没有立足现代戏剧界中…     

未完成的人生观方案——《新潮》同人与“新青年”的人生难题

作为被《新青年》的师长召唤出来的“新青年”,《新潮》同人从切己的人生难题出发,以人生观的重建切入新文化运动。詹姆士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傅斯年重建人生观方案的重要知识资源,但他在引入詹姆士的“实际主义”时悬置了其理论体系中重要的“精神主义”向度,其确定性的追求恰恰体现出不确定的状态。这套未完成的人生观方案因反映了新文化派的“公同信仰”而被同人纳入更广泛的社会问题讨论中,但由于它的未完成性,该方案一旦触及一般青年,其背后的哲学理论即沦为虚空的知识结构。因传播媒介限制形成的碎片化阅读方式、危机时刻囫囵吞枣的阅读选择、狭窄的社会阶层上升通道造成的功利阅读,终使《新潮》同人的这次人生观探索难以“及物”,并给思想界埋下亟待再次变革的种子。     

从《新青年》到《向导》——两个时期的两个杂志

1923年10月,胡适在致友人的一封信里说:“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而《民报》与《甲寅》还算不上”。这三个杂志各自代表了什么时代,胡适在信里未做说明。我现在对《时务报》和《新民丛报》所代表的时代也略而不论,仅对《新青年》以及接续《新青年》的《向导》及其所开创的时代,做一简要的论述。《新青年》月刊原名《青年杂志》,于1951年9月15日由陈独秀创刊,1922年7月终刊,共出版了9卷54号。第一、二、三卷由陈独秀主撰。从1918年1月第4卷1号起,改     

筚路蓝缕 震古铄今——评持续十年的“新青年”杂志

辛亥革命之后的第四年(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兴起了一场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1916年9月。第二卷起改名《新青年》。1917年1月,《新青年》编辑部随陈迁到北京,1918年1月,由陈独秀个人主编改为同仁刊物,据《新青年》六卷一号和沈尹默的回忆,编辑委员会先后有:陈独秀、周树人、周作人、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刘半农、沈尹默。这样,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围绕《新青年》杂志,形成了一个新文化阵营。1920年2月,迫于北京政府的高压,《新青年》随陈独秀南迁到上海,除北京的故旧外,陈望道、李汉俊、李达、沈雁冰等应邀为其撰稿。当年5月出版了迁沪后的第一期(8卷1     

论《新青年》的公共领域图景

本文立足于《新青年》杂志的大众传媒原生定位,从“公众”的构建、文学公共领域、政治公共领域以及公共领域外在载体——语言革新等方面,力图描绘《新青年》公共领域图景,并比较它与哈贝马斯“公共领域”之异同。     

钱玄同与现代小说批评话语

现代小说批评话语的构建曾经是《新青年》同人的重要议题,钱玄同积极参与并因其基于语言的小说批评而独树一帜。他把国语建设与文学创作贯通起来,以明清迄于民初的小说创作为主要批评对象,指出其肤泛语与过火语的充斥,剖析其语言之所以缺乏质感的内在原因,并把批评锋芒直指其文学趣味中的复古倾向。现代小说发展的第一步是翻译,第二步是新作,而鼓动鲁迅为《新青年》撰稿则是其小说批评话语的具体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