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儒家的性朴论——兼与日本学者和国内同行商榷

《荀子》一书既有性恶的说法,也有性朴的说法.很多论者不注意后一种说法,而在注意到它的人之中,甚少有人认为它与性恶的说法是冲突的.日本学者免玉六郎别出心裁地以性朴论来解释《性恶》,而国内也有个别学者倾向于提出类似的解释.事实上,性朴与性恶是无法协调的.《性恶》无性朴的意思.我们在客观理解儒家人性论时要摆脱不正确的先入为主.荀子和董仲舒是性朴论的代表,而众多从王充开始先入为主的说法让人们不容易接受这一点.平心静气地读他们的原著,则可以发现以性恶论来说荀子,以情性阴阳论来说董仲舒是大有问题的.王充对董仲舒人性论的叙述难以在他的著作中获得支持.     

也谈荀子的人性论

周炽成博士“荀子：性朴论者，非性恶论者”一文（载《光明日报》2007年3f120日第11版。以下简称周文），提出两个相互联系的新见：第一，推断《性恶》篇非荀子所作；第二，     

揭开二千年之学术谜案——《荀子》“性恶”校正议

今本《荀子》既说“性恶”也说“性朴”,且“性恶”说仅出自《性恶》篇.该“性恶”说与同篇及他篇的“性朴”说相冲突,与同篇中反对抽象化、价值化、无符验化地论人本性的立场相矛盾,且“性恶”结论前的论证文字实不能有效证明“性恶”而只能证明“性不善”以辩驳性地反对孟子“性善”说.荀子是“性补”论者,他在驳斥孟子性善说时所建构的是“材—性—伪”及伪性有别、伪材有关、化性起伪、积伪成圣的学说,并强调治世必须依人性、人情而教化与管治并行.《性恶》篇的“性恶”系“性不善”之讹,始讹时间约在西汉末年汉成帝时;以“性不善”校勘之,可厘正荀子文本、廓清荀子思想、恢复荀子声誉而揭开此二千年的学术谜案.     

“性朴”即“性恶”——由《庄》观《荀》的新辩护

荀子以“本始材朴”言性,实际是因袭了道家的修辞传统,因为以“朴”喻性主要是道家文本特别是《庄子》中的典范譬喻。但道家对人性之“朴”抱有美好想象,因此推崇性朴、贬低教化,这又是荀子不能接受的立场。所以他对人性的论述,虽然名义上针对孟子,却在思想的客观呈现上与道家的性朴观念尖锐对立。尤其是,荀子对人性恶的主张可被视为对“本始材朴”之性做出了与道家截然相反的判断。因此在荀子眼中,性朴并非中性,而是本能地趋向于恶,也即性朴与性恶是可兼容的。那么将荀子刻画为性朴论者,以瓦解其作为性恶论者的传统形象,这种名为“性朴论”的流行解释就很难成功。     

儒家性朴论思想史发微:从先秦到西汉

人们习惯于以荀子为性恶论的代表,但实际上他是性朴论的代表,性恶论为荀子后学所持。刘向编《荀子》时把《性恶》夹在显然属于非荀子作品的《子道》和《法行》之间,这一历史细节非常重要。孔子所谓"性相近,习相远"亦显示出性朴论的取向。性朴论与性恶论尖锐冲突,无法协调。主张"性者,天质之朴"的董仲舒,是西汉性朴论的最重要代表。在他之前的贾谊和与他同时的韩婴也持性朴论。引入"性朴论"这一概念研究中国人性论史,可以产生很多新的、富有启发性的看法,同时也可澄清历史上的一些误解。     

儒家性朴论:以孔子、荀子、董仲舒为中心

在儒家中持性朴论的典型代表是荀子和董仲舒,孔子也倾向于此论.《荀子》一书中的《礼论》、《劝学》、《荣辱》、《儒效》等都表明了人性朴,而《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所作.董仲舒在继承荀子性朴论的基础上凸显了性中善的潜质,但不认可孟子的性善论.根据性朴论,人性不能说是善的,也不能说是恶的,而是中性的,故它不同于性善论,也不同于性恶论.性朴论也异于性有善有恶论和性无善无恶论.司马迁、董仲舒、韩婴等西汉中期的人未读过《性恶》,对我们推断它的产生时间很有帮助.     

荀子非性恶论者辩

两千多年来,人们皆以荀子为性恶论者,其基本依据是当然是《荀子》一书中的《性恶》篇。但是,该篇极可能不是荀子本人所作,而是其后学所为,因为,它对人性的看法与《劝学》、《礼论》、《天论》、《正名》、《荣辱》等篇对此的看法严重相悖。在这些多篇文章中,荀子都不以人性为恶,而以之为朴、为善恶未定、为可善可恶等。荀子的弟子、《史记》的记载、西汉时代的人性论等也可以旁证荀子不以人性为恶。     

《性恶》的文本结构与荀子的思想体系——从“性朴论”的内在紧张谈起

"性朴论"针对传统"性恶论"的理解,为荀子"性论"赋予新的内容,并由此为荀子作为儒家正统正名。然而"性朴论"的相关论证始终建立在对《性恶》文本质疑的基础上,这就造成了《性恶》与《荀子》在文本整体性上的内在紧张感。实际上,通过对《性恶》文本展开结构的划分,认真分疏其对"性善"的诘辩方式,可以发现荀、孟"性论"内涵并不一致。荀子的"性论"在"涂人成圣"的理论框架下,并不具备孟子"性论"的价值根据内涵,而是分别对应着"材性资朴"的"知仁义法正之质",与"情之所欲"的"能仁义法正之具"。其中,前者正是从《荀子》文本中得出"性朴论"的文献依据,以及进行相应解释的理论基础;而后者则是《性恶》开篇谓"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的理由,以及此篇与《荀子》全书并不冲突的内在根由。由此,荀子"性论"的真实内涵不仅得到了全面的展现,荀子"成圣"即是"王道"的整体思想框架也将得以显示。     

荀子“天生人成”的性恶论与康德的“根本恶”

“人之所生而有”的欲、知、辨、能等,作为“本始材朴”,既可能意味着人向善的原初禀赋,又可能指示了人趋恶的自然倾向。但若因此断定荀子既非性善论者也非性恶论者,而只能是持一种“中间状态”的性朴论者,却极易招致荀子丧失确定性和稳定性的危险。荀子的逻辑是,人生而具有某些天性,但这些天性究竟是善的还是恶的,却并不能归因于天,而只能是出于人自身的创造。若一个人无力创造,即无法“具”其“朴”“资”,那便是荀子所谓的“性恶”,康德称之为“根本恶”。至于人如何“具”,一方面,“俄而”间的“决”与“断”成为生死关头,另一方面,“长久”的“积”和“渐”又事关重大。前者涉及自由任性问题,后者必重圣王师法。以自由任性为基础,圣王师法也就跟权威专制或浪漫主义的人治遐想等清楚区别开来了,这有利于荀子思想的现代转化。     

“性伪之分”与“性伪之合”——荀子人性论的内在矛盾

荀子言性恶,主张通过“化性起伪”来实现人性由恶向善的转化.学界多认定荀子人性论是主张人性本恶的.荀子在《性恶》篇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观点后,提出了“性伪之分”学说,由此可见,荀子在此所言之性是“恶”的“性”,但《荀子》篇中也有“性伪之合”的论述,此处的“性”并未被认定为“恶”的“性”,由此可见,若认定荀子认为人性本恶是不妥当的.笔者认为荀子受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认为“性”一方面是符合“天道”的“自然天性”,另一方面是落实到“人道”的“社会性”.荀子人性论中的矛盾之处也因此彰显.     

荀子性恶论之谜及其破解

性本非恶,荀子却说"人之性恶",性恶的根源到底是什么?这是荀子性恶论逻辑上的难题。对于这一难题,历来没有善解。其实,荀子为论证性恶准备了五个理论预设,即情性、同欲、欲多、物寡、群居。五者的必然结合是人的本性。五者本非恶,其结合却必然会产生一种恶果。性恶的根源就在五者的必然关系中。这是理解和破解荀子性恶论之逻辑难题的密钥。     

荀子人性论的再考察

荀子的人性论以性恶最为著名,但性恶并非荀子所谓人性的全部内涵。荀子认为人性中还有非恶而又非善的一面存在。荀子的人性概念是一个多层次的意义结构,它的最一般的意义是指人生而就具有的本能;它的第二层意义是二元的,由恶的情欲之性和无所谓善恶的知能之性构成。认识荀子的人性论,必须把握其性概念的这一意义结构特点。     

“性朴”论与荀子思想

荀子为性朴论者,他的人性论是其理论的基石,与其天人观、义利观、社会观有着密切的关联,最终落实到"礼以养欲"上,并构成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从而荀学完成了儒家"仁者爱人"的最终目的。     

儒家性非自足、性自足传统刍议——以荀子、王阳明为中心

荀子与王阳明分别是儒家性非自足、性自足传统的两位典型代表。性非自足与性自足传统均有自身的理论难题,且若走向彻底、极端,均易得出一些难以让人接受的推论。性善、性恶传统可看作是性自足、非自足传统的子传统。"性善-性恶"的儒学史模式存在局限,鉴于此,有必要提出"性自足-性非自足"模式,在必要时对它进行补充或替代。     

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批评

先秦时期的中国学术界实只有"百家"之名,而无"诸子"之称。故《荀子·非十二子》中所"非"的它嚣、魏牟、陈仲、史?、墨翟、宋钘、慎到、田骈、惠施、邓析、子思、孟轲等"十二子",亦只是针对他们所代表的六种学术观点或思想行为,而并非他们所属的学派或"家"。《荀子》一书中指名道姓加以批判的,除《非十二子》篇所"非"的十二子及子张氏、子夏氏、子游氏之儒外,还有《儒效》《富国》《王霸》《臣道》《修身》《荣辱》《礼论》《解蔽》《正名》《正论》《性恶》等篇对"百家"诸子的学术批评。荀子对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思想批评的特点,一是他着眼的只是诸子的学说,而非其"家"或"派";二是荀子对所有诸子学派的批判基本都能秉持"中庸"的原则,以辩证和客观的态度予以评析,力求避免学术立场的片面和偏蔽。而荀子上述先秦诸子百家学术批评特点的形成,又是与当时诸子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的。     

荀子思想三期发展考i仑

荀子早年、中年、晚年分别传习《左传》、《公羊传》、《春秋觳梁传》,由此可将荀子思想分为早、中、晚三期思想。今本《荀子》中属于荀子早期思想者有《议兵》、《天论》、《致仕》、《非相》四篇,属于荀子中期思想者有《王制》、《正论》、《礼论》、《性恶》、《正名》、《儒效》、《强国》七篇,属于杂录荀子不同时期言论而成之作品《大略》一篇,其余二十篇是荀子晚年居于兰陵时之作品。     

荀子人性论新论

荀子的人性论,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要为他的道德法则——礼——提供一个人性的根据。这包括两个方面:1.“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2.人“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见《荀子·性恶》,以下引《荀子》书,只注篇名)。前者是要通过人性说明礼义的重要性,后者则是要说明礼义道德     

论荀子为性趋恶论者，而非性恶论者——兼论人性发展三境界

荀子性恶与孟子性善的分野在于苟子以生言性,他的性是人生而具有的自然情性,其伦理境界表现为质朴的德性发展的本质和潜能,这是对告子老庄思想的批判、继承;在道德生活中,“悖于性而反于情”的伪使之复归于善。对苟子的人性不能以非善即恶的绝对的、既定的价值角度来考察,而需以动态的、层次的、发展的视域来观察人性的总体趋向。苟子性朴-趋恶-善伪的知性发展理路与黑格尔伦理——教化——道德的致思路径是相契的,反映了中西方性恶伦理思想在精神上的契合。     

《荀子》各篇写作年代考

《荀子》书荀子亲著的二十二篇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一是荀子前２８６年游学于齐前之作，如《不荀》；二是前２７９年以后至前２５５年以前在稷下时之作，如《王霸》、《王制》、《正论》、《天论入《劝学》、《修身》以及《解蔽）、《荣辱》、《正名》、《性恶》、《礼论）、《乐论》；三是前２５５年以后居于兰陵时之作，如《非相》、《臣道》、《君道》、《非十二子》、《成相》、《赋》以及《富国》、《致士》、《君子》。荀子弟子记述荀子言行的五篇中，《议兵》、《强国》、《儒效》反映的是荀子前２５５年以前之事；《大略》反映的则各个时期都有；《仲尼》前半篇反映的可能是苟子在稷下时的思想，后半篇反映的可能是其在兰陵时的思想。     

论荀子的“群居和一之道”

与处于基础层面的性恶论和在逻辑上内涵相对较大的礼论相比,抽象的内涵较小的"群居和一之道"更宜视为荀子的思想核心,且它根本上是一种政治哲学的表达。荀子那里,划分社会等级的礼是"群居和一之道"在现实层面的具体落实。与孟子把性善设置为政治的道德基础不同,荀子以性恶为政治的理性基础。对他来说,性不是生,也不是心,而是"生之所以然"的形上之性,然而,此形上之性又生发于形下层面,展现为情性;其所谓善恶也不是道德判断,而是事实描述,性恶指对生发于形下层面的情性不加以适当节制而导致的"偏险悖乱"的非秩序状态,礼则是为了避免陷入此种混乱境况而对政治的理性设计。不止于此,荀子还延续孔孟传统,为政治建立道德基础,但他却把道德基础安置于为政者身上,认为为政者必须同时是道德的楷模。在荀子,"心"是认识和肯认"礼"以"化性起伪"进而达到"群居和一"的枢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