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认识我国农村群体性事件的正功能——以科塞社会冲突理论为视角

社会冲突无处不在,尤其是当今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时期,各种矛盾冲突凸现.近年来我国发生的多起农村群体性事件就是社会冲突在特定时期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在解释和认识冲突方面,科塞的社会冲突理论从一个理性的视角,在充分肯定冲突消极影响的前提下,更加强调了冲突的正功能.这为我们建设和谐社会,正确认识和解决农村群体性事件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启示.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政治性质、功能与价值准则

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这种观点做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进而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我国房地产政策宏观分析的模型与方法——以1998-2009年房地产政策为例

十余年来,我国政府房地产政策几经变迁：既有经济手段,也有法律和行政等手段;既有阶段性的渐进,也有急剧的逆转。常用的政策模型,如理性模型、渐进模型、垃圾桶模型等都不能很好解释这一长时间段的政策演变,而间断平衡模型能够给予较为满意的解释。房地产政策是政治、经济、文化,乃至社会心理共同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因素的说明都无法正确解释房地产政策。我国政府对房地产的管理与调控,与本国的国情密切相关,必须从这一实际出发多视角地考察,才能对相关政策给予合理解释。     

论政府政策行为的政治性质、功能与价值准则

自从政策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研究领域被纳入政治学的研究范围以来，政治学的各种理论和学派都对政策行为或过程做出了自己的解释，绝大多数政治学家认为政府政策行为过程是一个政治过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对这种观点做了更加科学的解释。从这一基本理论前提出发，进而认为政府的任何政策，都具有基本的政治功能，这就是调控社会利益关系。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必须坚持基本的政治价值准则，即社会政治利益最大化的准则。     

从评估到监测:社会稳定风险应对的新策略

当下各类影响社会稳定的事件频发,迫切要求加强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目前我国政府对社会稳定风险的管理主要集中于建立和完善重大决策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然而实践成效尚有不足,一些被评估为低风险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却引发了严重的群体性事件。其根由在于,不仅政策决策阶段可能孕育社会稳定风险,政策执行阶段本身也有可能不断酝酿和产生新的社会稳定风险。因此,社会稳定风险管理有必要延伸至对政策执行的风险监测。社会稳定风险监测机制的核心是通过监测政策对象态度等因素,预测影响社会稳定事件发生的可能,以便及时提供预警信息,防范和阻遏各类影响社会稳定事件的发生。     

我国死刑政策落实现状分析

由于我国当前尚不具备废除死刑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文化、法制观念等条件 ,所以我国一贯实行严格限制死刑适用的刑事政策。但是这一刑事政策在落实过程中 ,由于封建重刑主义思想、传统价值观以及我国现阶段经济和治安状况的影响 ,在实体控制和程序保障方面都出现了种种问题 ,除了在死刑适用对象限制方面值得肯定外 ,不论是死刑适用条件、死刑实际执行制度 ,还是死刑程序保障方面都没有充分体现严格限制死刑的政策 ,使得我国的死刑政策没有得到充分贯彻 ,甚至还与死刑政策发生了某种背离。     

预防群体性事件:以身份认同为视角

社会过程是居于社会场所内各个行动主体互动的结果,群体性事件是互动过程中行动主体所采取的激进式表达诉求方式的表现.群体性事件中参与者以身份的名义行事,在国家政策的影响下自觉划分“我们—他们”的身份认同;当身份认同形成身份边界时,一旦遭遇突发事件刺激,参与者便倾向于采取激进行动,导致群体性事件.群体性事件的身份认同及身份边界是因国家政策所导致的不平等而起,解铃还需系铃人,解决这一问题,可从制度政策和文化两方面着手.     

司法中的法律解释与正义实现

法律自身的缺陷,使司法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成为必须,而我国传统的法律模式和法律解释体制不能很好的适应社会的变化和需要,这对于正义实现这一目标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因此法律解释必须被赋予更多的主动性和创造性。本文即试图对司法中的法律解释行为对于正义的实现这一问题进行探讨。     

我国社会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成因解读

我国正处于改革深化的社会转型期,这一时期是群体性突发事件的高发期。群体性事件是改革开放深化过程中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及深层次问题的集中反映,是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探寻各类群体性事件的成因对于有效预防和减少群体性事件发生将有重要意义。     

伽利略与贝拉民的相遇

本文通过阐述伽利略被迫卷入神学争论的背景和过程 ,展示了伽利略为捍卫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而受到警告这一重要事件的发生发展过程 ,并对伽利略与贝拉民会见留下的那份未经签名的重要文件进行了解释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中的马克思

西方社会理论的核心人物吉登斯和贝克认为,马克思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同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批判是同一的,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这个生产过程暴露了为它服务的政治经济制度的潜在矛盾性和自裂性。作为经典的社会学家,马克思提出的社会理论也是现代社会理论架构过程中跨越不了的门槛。同时,吉登斯和贝克通过对马克思的历史观、社会观的批判,来解释其＂错过＂了＂风险社会＂课题的原因。虽然马克思的经典理论确实没有直接论述风险社会的专题,我们必须要看到,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野审视当代风险社会理论仍然蕴含着数个重要的视角。     

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的政治经济学视角

与单边贸易政策一样,贸易政策合作同样具有分配效应,也表现为各合作方国内政治经济过程的结果。用利益冲突的均衡去理解和研究贸易政策合作,比建立在政府追求国民福利最大化假设之上的传统理论更贴近现实,因此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它在国际贸易政策合作研究领域得到迅速而广泛的应用。     

政策决策过程的社会稳定风险识别研究

中国面临着不断升级的社会性冲突风险,而政策决策和行为成为冲突风险的主要来源.政策从制定到实施都是一个利益分配和协调的过程,这个过程非常复杂和困难,一旦出现不协调和不平衡现象,就会出现风险.显然,识别政策决策过程的风险至关重要.构建社会稳定风险识别模型,并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阐释利益群体引发风险的行动逻辑,将有助于决策主体在决策过程中围绕利益群体的价值观、决策属性、决策资源、执行制度进行风险识别,不断提高决策质量.     

行为金融学的投资者风险偏好探析

行为金融学是在质疑经典金融理论关于投资者具有理性预期、风险回避和效用最大化的行为特征的前提假设中产生的。面对金融市场的异常现象,行为金融学引入心理学、行为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与范式,指出投资者在面对不确定性进行决策时,由于个体认知方式与价值判断的不同,往往表现出不同的风险偏好而偏离经典金融理论的前提假设。因而投资者并不总是理性的,其行为经常出现非贝叶斯法则预期、风险追求和期望值的多样性。行为金融理论关于投资者风险决策偏好不完全理性的观点将为我国不够成熟的证券市场防范风险,健康有序地发展提供理论基础和管理对策的支持。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突发事件与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关系研究

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具有连续性、线性发展特征,这是现代定量研究的基础。现代社会科学普遍缺乏对于非连续、非线性的突发事件的研究,但突发事件对社会发展意义重大。突发事件打破路径依赖,使制度变迁和技术进步障碍消除,机会之窗打开。突发事件可以暴露系统存在的缺陷,是制度变迁、技术进步的动力,也决定了变迁方向、地点和时机。在公共政策制定与公共管理中,应用突发事件相关的脆弱性、混沌、制度变迁理论,可以探讨如何有效推动制度和技术进步。     

社会变迁过程中政府能力的政策学解读--基于系统论观点

中国正处于巨大的社会变迁之中，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的环境特征对政府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从系统论的视角看，政府能力体现在政府对变迁中社会环境的反应、适应与变革能力。基于系统论的政策学解读，政府能力最终可以归为“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能力。从环境与组织管理的关系出发，围绕公共政策的生命过程，可以分别考察政府在输入、转化、输出三个环节中政策制定和政策执行的情况，进而探讨政府能力提升的路径。     

论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创造”及其突破

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不仅仅意味着研究成果数量上的增加,更重要的在于研究质量的提高。“中国创造”特指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是由中国学者创造和提出的、符合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基本形态,能够归纳、分析、解释和解决中国问题并能给予人类社会以启发和启示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成果。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产生的过程证明,寻求突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     

和谐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创新

社会政策是推动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的有效工具。它是在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以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为目标的政策体系。随着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理论的确立，中国社会开始改变长期以来重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发展、有经济政策而无社会政策的局面，进入了注重社会公平、重视社会政策的新时期。和谐社会建设必然在更高的层次上要求社会政策从理念、责任主体到实现机制等方面的创新，以便尽快构建起一个“政府主导、责任分担、社会化、多层次”的社会政策体系和实现机制。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略述（下）

大陆法系刑法理论主要分为古典学派(旧派)和近代学派(新派)。古典学派最早系统阐述了罪刑法定原则和罪刑相适应原则,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意志自由,刑事责任本质上是一种道义责任;在刑罚论方面,早期古典学派有学者主张目的刑论,但大多数古典学派学者主张报应刑论。近代学派对犯罪原因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认为刑事责任的根据在于行为人的反社会人格;基于社会责任论,近代学派反对报应刑论,主张目的刑论,认为刑罚目的在于防止再犯、防卫社会;近代学派在保安处分和刑事政策研究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古典学派与近代学派就意志是否自由、个人本位还是社会本位、刑事责任本质为何、在犯罪认定上应当坚持客观主义还是主观主义、刑罚根据是什么等问题展开了长期论战。论战结果是两派在责任论、刑罚论等多方面走向融合。两派论战还促进了后期古典学派的形成和发展。二战以后,西方刑法学者通过对法西斯刑法思想的清算和以往刑法思想的反思,又提出了一些新的刑法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