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夷夏”到“中华”：“中华民族”观念形成时期的思想转化

晚清的"夷夏之辨"被认为是某种民族主义,这种看法本身就是民族主义的产物,这有其历史原因。在戊戌变法前后,"夷夏之辨"的内涵在守旧派和革命派之间发生分化,守旧派以"防夷变夏"为目标,守护的是名教和皇权,革命派则以民族革命为导向。1900年后,种族论和民族主义先后主导思想舆论,"夷夏之辨"因缺乏革命学理而被舍弃。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中华"取代"夷夏"成为中国人的身份符号,尽管维新派(立宪派)和革命派对"中华"内涵的理解有差异,但经过1905-1907年间的民族主义争论,"中华"内涵渐趋一致,成为不同派别共同的话语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华民族"成为构建"中国"的主体表达。     

中唐文坛的夷夏之辨

安史之乱以后的中唐,文坛再度兴起复古主义思潮。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韩孟诗派皆在复古的旗号下追求创新。中唐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与安史之乱以后的夷夏之辨有密切关系,胡汉关系的破坏导致汉民族本位文化的强化,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夷夏大防"和"尊王攘夷"的观点得到推崇。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反映在文学上,带来了文坛的复古主义思潮。民族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最终使得文化趋同,少数民族的汉化也使得文化上的夷夏之辨变得更为复杂。     

儒家与夷夏之辨

阐幽发微儒家“夷夏之辨”这一命题，揭示“夷夏之辨”的基本内容和实质，即夷夏之别的主要标志不在种族、地域的分布，而是以周礼为准，以文化高下而划分。     

“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及清朝实践

古代"天下中国观"与"夷夏之辨"是"怀柔远人"的思想基础.怀柔须建立在"德治"与"自治"的前提上.作为历代帝王的治术之一.怀柔的手段不外赐予、和亲、通商、教化等形式,以彰声威.最终目的是以"礼"来"定君臣之分,严夷夏之防".作为儒家思想的表征,"怀柔"在很大程度上是理想的象征,但其影响深远.     

何休"三世说"浅议

"三世说"是公羊学重要思想之一.董仲舒将鲁十二公按照时间远近分为所传闻世、所闻世和所见世.在董说的基础上,何休将三世发展成为社会进化的三个阶段:衰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社会由衰乱世向太平世发展的过程便是王化由鲁扩散到诸夏,再扩散至夷狄的过程.在<公羊解诂>中,何休将<春秋>众多书法纳入其三世说,如大夫卒日、大小国之别、夷夏之辨等.何休"三世说"深化了<春秋>王鲁、夷夏之辨等义理,促进了公羊学说的发展.     

从礼仪文化的角度看“夷夏之辨”

夷夏之辨对于中国佛教的影响,集中体现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之中.佛教同儒道二教的矛盾冲突从佛教传入之日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但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本身所具有的宽容性、调和性,三教之间一般能够求同存异、和平共处.因此,“夷夏之辨”就其本质而言,是文化问题.狭义的“夷夏之辨”的论争实质是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主要是道教谁优谁劣的问题.     

北周三教论衡与南朝佛教文化

北周自武帝宇文邕开始,共举行了11场三教论衡。从逻辑上看,论衡聚焦在三个议题上:卫元嵩的以儒融佛思想、佚名道教徒的夷夏之辨思想、释道安的内外二教思想。这三个议题都与南朝佛教文化密切相关。卫元嵩的以儒融佛思想借鉴了释慧琳的《白黑论》,佚名道士的夷夏之辨思想继承了顾欢的《夷夏论》,而释道安的内外二教思想也是在吸收南朝相关宗教关系论和形神之辩成果的基础上形成的。由此可言,北周三教论衡是对南朝三教论衡思想成果的继承、融汇和改造。     

夷夏之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政治文化研究之三

夷夏之辨是传统的政治理念。19世纪末顽固派以此作为拒绝向西方学习的挡箭牌 ,对历史发展起着阻碍作用。20世纪初革命派以此为推翻清廷统治的思想武器 ,对历史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夷夏之辨 ,是决定近代中国政治思潮演变的主旋律 ,是全方位理解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学术思想的主心骨     

儒家民族观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的影响及现代启示

儒家民族观最能体现中国传统民族观的本质特征,它所倡导的"天下观念"、"大一统"思想、"仁爱"精神、"贵和"理念,以及在"夷夏之辨"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文化标准,都蕴涵着丰富的和谐思想,对我国古代民族关系主流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今天构建和谐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也具有重要的启示.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正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6期蒋寅:《由古典文学看历史上的夷夏之辨与文化认同》指出作为华夏民族的传统观念,夷夏之辨不仅反映于上古典籍,而且到中古时期就借助于苏武、王昭君、蔡文姬的故事得到文学化的表达,并以典     

论北宋西北开边以后的民族关系

北宋的西北边区多为少数民族聚居 ,外与西夏及其他部族相邻。自宋神宗即位以后 ,为扭转长期以来被动防守的局面 ,相继向外开拓疆土。北宋后期的西北开边具有很大的盲目性 ,人力财力都遭受了重大损失 ,但对这些新边地区的经营 ,又促使了民族关系的进步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在开拓地区进一步推行“汉化”政策 ,部族蕃官开始担任汉官职务 ,仿汉官制进行磨勘迁转 ,蕃兵则采用汉兵法进行组织和管理。在经济关系上 ,设立固定市场 ,鼓励蕃汉贸易。颁行关系法规 ,保护蕃民利益。废除土地禁令 ,开放土地买卖。不分民族、地域 ,各类人户均可移居边地耕殖自营。这对宋代西北边区的开发和各民族的交流与融合 ,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白族档案史料研究

白族档案史料是以白族为主的各民族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进程中形成的。其形成过程大体经历了秦至西汉、东汉至唐初、南诏国和大理国、元明清、近现代几个时期 ,主要包括碑刻、经卷、画卷、家谱、族谱、民俗、名人档案等类别 ,各类档案的形式、内容、价值等 ,又各有其不同的特点。     

茶与茶文化对中华民族融合的贡献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原与西北部少数民族之间的茶马交易形式,“茶马互市”促进了内地和西部地区经济上的交往和繁荣,密切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之间的联系和融合。明清以后,安化黑茶因其独特的湖湘物产文化品质,成为内地与西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交易的主要茶类,有利于中国茶文化的传播和民族融合。中国茶道的终极目标就是要通过以“和”为精神指引的茶事活动,创造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境界,从而促进中华民族的融合。     

从东汉时期入仕者与知名人士出生地的分布状况看东汉江南经济的发展

西汉时期,江南地区处于半开发或不开发状态,但到了东汉末期和三国之初,江南地区的社会经济已获得巨大发展,这种发展都是在东汉时期实现的。故近人多有从不同角度和不同层面论述东汉时期江南经济的发展状况之文,但都未能从东汉人文状况的变化去论述,本文正是从东汉时期江南地区入仕者与知名人士的涌现数量大大超过西汉时期的人文状况来论证这一问题,可补前人及今人论述之缺。     

辛亥革命时期汉民族史的建构

一般认为民族史的研究以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为开端。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学人已经开始了民族史的研究,它的理论源头是梁启超等提出的"史界革命",以及随之开启的对"新史学"的探索。这是中国社会由传统的"天下-王朝"体系向现代"民族-国家"模式转型在史学上的反映。"新史学"的叙事主体是"民族",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新史学"实践更多地是指向"汉民族",从而引发了汉民族史的研究。这种研究是以宏观建构为特征的,包括汉民族的史前部分、汉民族的起源与构成、汉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汉民族的兴衰发展等,从而构建了汉民族完整的进化发展的史迹,藉此为现实民族建国服务。与此相应,其他民族的民族史也基本以"新史学"的思维而零星展开。     

波澜壮阔的大历史图景——论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的民族国家叙事

从主流意识形态的文化立场考察,新时期古代历史题材小说从四个方面呈现出民族国家视野下的大历史图景：首先,“汉唐明清”的“盛世叙事”,重建了中华民族精神,在叙述民族国家观念的现代性展现过程中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提倡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其次,民族融和、共同和谐发展的历史面貌得到再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第三,“汉唐明清”由衰转盛的变革历史书写契合了民族国家改革话题,表达了与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一致的精神向度;最后,古代历史题材小说自身的工具性,导致它的价值取向与当前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有着趋同之处,晨现出一种“现世关怀”情结。     

试论唐代河北胡化的渊源及发展

河北道自唐代玄宗后胡化是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出的一个重要观点。此说虽为河北胡化的经典理论,不过陈寅恪先生及后来的学者大都着眼于唐朝中叶以降讨论河北因何突然胡化的问题,而中国自古就有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的观念,所以作为传统汉人文化区的河北要被胡族胡化绝非朝夕之间可以完成的,这种文化上的改变需要一段时间较长的历史演变过程,才能达到移风易俗的效果。所以,探讨河北胡化首先要追溯其历史渊源,继而梳理河北胡化的渐进过程。     

元杂剧中的回回作家、演员、戏曲及其民族性

元杂剧代表元代文学的最高成就，杂剧的创作、演出空前繁荣，有许多兄弟民族的作家、演员投身其中，为杂剧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本文集中讨论了参与元杂剧创作、演出的回回作家、演员及反映回回生活的作品，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和为杂剧所付出的努力给予肯定，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回族形成前就具有汉文化渊源的民族本质规定性特征。     

试论匈奴分裂的原因

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造成匈奴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内在的历史原因,又有外部因素的影响。争夺单于继承权的斗争直接导致了匈奴的分裂。匈奴贵族归汉事件的屡屡出现;政治制度的不完善;汉匈联系的加强、南北差距加大,使匈奴从内部逐渐瓦解,促使国家走向分裂。自然灾害严重、汉政府和其他民族政权的军事打击以及王莽的民族政策影响,使匈奴内乱加剧,加速了匈奴的分裂。     

"五胡乱华"和"孝文帝改革":事件、叙述与认同——以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为中心

清末民国时期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对"五胡乱华"与"孝文帝改革"有着不同的评价.清末认为五胡乱华给中国带来了灾难,孝文帝改革是北魏衰落的根由.民国成立后,认为五胡之乱尽管给中原人民带来了灾难,但这些北方民族最终同化于汉族,促进了中国民族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强调这些北方民族对中华民族形成的意义和中国文化发展的贡献,认为各民族互相融合,形成一个新的中华民族.这一评价变化过程,是中国民族认知不断发展、不断调整叙述策略以建构民族认同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