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书院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例

东佳书堂是我国古代早期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代表,书堂以培养陈氏家族子弟“期取青紫”为办学宗旨,科举制度成为东佳书堂创建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从东佳书堂来看,家族书院的科举取向乃是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需要使然。在科举的指向下,对家族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家族的主动选择。     

东佳书堂：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东佳书堂是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最为详实可靠的我国古代早期书院的代表，是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从东佳书堂的个案可以看出书院是在印刷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书籍的流布、积聚成为可能的请况下，一些地方家族为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培养家族科举人才而兴办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教育机构。     

家族书院与家族发展的互动解读——以唐至五代时期的家族书院为例

家族举办的书院以“期取青紫”和“家传孝友”为宗旨,为实现以上目标,家族对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主动选择开放办学。书院与家族互动中的科举因素既是家族书院发展的动力也是桎梏。     

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宋代书院重视科举文学教育。以家族书院为代表的私立书院以科举文学教育为旨归,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讲学式书院以传道为己任,然不排斥科举。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学规、语录讲义及教材等方面具有鲜明体现,对文学和书院的发展各有利弊。     

桂岩书院探论

桂岩书院是江西书院史上第一所具有教育功能的私家书院.它始建于唐代,历宋元至明,屡次在高安境内华林山南麓兴复,为家族及地方培养了大批科举人才,开启了一方崇学重教的传统,在中国书院史的开篇之章占有重要一页.     

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增强,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文教育,在科举文教育方面作出了重要努力.在利禄的驱使下,一些书院甚至以科举文教育为鹄,此举不仅导致生徒畸形发展,而且使国家难以羁縻实才,不少学者对这种浮而不实的教育现象进行了批判,而阮元在诂经精舍与学海堂中不课科举文的大胆举措是对这种现象所作的一次重要反击.在家长厚望、生徒需要等诸多压力下,清代很多书院对道德学术教育与科举文教育进行了调和.清代末期,西方实学浪潮对一些书院的科举文教育有所冲击,不过,在科举尚未废止的情形下,实学对清末书院科举文教育的冲击程度极为有限.     

明代的家族文化积累与科举中式率

明代初期承继元朝传统,有"儒户",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家族,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在科举考试中有着明显的优势.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特别是能否找到擅长的一经,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直接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凭借<易>经屡屡中举,再现了东汉以来"一经传家"的神话.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核心因素.晚明以后,杨氏家族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对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更是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经历了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     

为“旧学应举之寒儒筹出路”兼彰“存古”之义：清季豫、湘、赣三省因应科举停废的办学努力

1905年晚清中央政府谕令立停科举,但暂时保留优拔贡考试和举贡保送考职.此后河南、湖南、江西等省皆有因应上述政令“兼彰存古之义”的办学努力,不同程度地影响到后来保存国粹学堂的兴办进程.过去对此研究相当不足.重建上述办学努力的相关史实,可从一个与科举停废直接相关的视角,增进对清季官方保存国粹努力这一复杂历史图景的了解.而对科举停废后若干办学方案的比照研究,或可推进对清季“学堂办法”与“书院考课”区别的认知.     

章程：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为使清代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清代书院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对山长选聘、生徒甄别和经费资助等书院活动进行严格的规范,使其能满足书院培养科举人才的教育目标。因此,章程既是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实现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明代书院举业化探析

自书院诞生之日起,其与科举的关系就是一个敏感的话题。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众多书院一直游离于科举之外。及至明代中后期,书院与科举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随着政府对书院控制的加强,书院的举业化程度也日益加深,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其身上原有的光彩也因此而日渐黯淡。     

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论析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对科举持理性的态度,在从事时文教育时,也注重包括古文在内的综合素质培养。这些书院施教者通过制定学规、撰写经典古文著作的叙录或评点时文课艺等方式,要求生徒钻研古文,从中汲取丰富的养料,为时文写作提供借鉴。清代书院"以古文为时文"教育有助于提高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增强生徒的应举能力;也有助于提升生徒的综合素养,为社会输送健康的人才;还有助于丰富时文理论,促进古文的发展与传播。一些书院进而以经是文学的源头为依据,凸显经书研读在"以古文为时文"教育中的重要性,试图纠正清廷的科举目的与士人的应举意图之间所出现的错位现象,真正发挥书院传道讲学的教育功能。     

八股文宗师王鏊科举经义学术渊源

八股文宗师王鏊的科举经义时文的学术渊源可循有二:一是受元代江西庐陵彭士奇所编彭氏家族宋元经义的影响.彭士奇是元代科举活动的重要参加者,是元代"股体"时文的倡导者和代表人物.和他有关的科举经义材料是现存最完整最真实的元代科举经义材料.彭士奇所编辑彭氏家族宋、元两朝科试经义全部程文,被明正统十年进士昆山叶盛在景泰四年得到....     

奖惩措施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酵母

课试为清代很多书院的文学教育手段,清代书院课试时主要采取发放膏火、刊刻佳作、传看课卷、正附课（或内外课）升降等一系列奖惩措施,这些措施成为鞭策生徒的酵母,大大激发生徒的研习积极性,在实现书院文学教育的基本功能即提高生徒的文学素养等方面功不可没,而一些专门从事科举之文教育的书院又可借此来提高科举命中率从而扩大自身影响。由于奖惩措施优越性明显,因此它不仅存在于清代诸多书院的课试教育中．而且也被中国当今的一些学校教育所接受．     

论甲午战前清代书院改革的价值取向

鸦片战争前书院存在与改革的价值核心是保证封建政权的稳定,书院的官学化,使其变为科举的附庸,丧失了推动社会进步的功能,因此,导致了以摆脱科举与理学束缚为目的的书院改革。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继续进行的书院改革,其价值核心重在政治重建,关注的是如何恢复和修补已破损的价值体系,但这已不是在传统范围内的循环重复,因为西学的影响,使它有了新的特质。在“通经致用”政治目标下,由汉宋兼采,逐渐向中西兼采过渡,为“新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理论思维模式,成为书院价值理念转向近代化的桥梁。     

千年家族书院——观澜书院建置沿革考

观澜书院是湖南传统家族书院,创建于北宋年间,经元、明、清、民国乃至20世纪80年代,这所书院一直存在,可称之为"千年家族书院"。但是,对这所在许多关于中国书院史、教育史的论著中都有提及的书院,学术界却未进行过深入研究,致使许多相关问题模糊不辨,甚至舛误丛生。本文根据实地考察,并结合发现的文献资料进行考证,以求廓清史实,为中国书院史的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自由讲学：新文化运动后期书院的发现

在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胡适、吴宓等文化立场不同的趋新学人,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过去书院制的优点——自由讲学。他们都看到废科举以后的新教育出现了根本性问题,而书院这一“传统”体制中,却蕴含着走向现代的可能性。清季废书院的同时也剥蚀了民间固有的办学资源,使后来想要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修改中国教育体制成为极其困难的事。然吸收“书院精神”的做法,当时已有所尝试,后来也在延续。在那个年代,他们已注意到人的物化问题,提出了从“物的教育”回归“人的教育”这样跨时代的根本主张。     

谈休宁状元博物馆藏乾隆御赐“福”字及相关史料

中国科举取士制度创立于隋代,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明确谕令停止科举,推行学校教育,实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终被废除。科举制度在唐宋时期得到逐步完善,“重文轻武”并成为宋代的基本国策。在徽州,宋以后儒学的兴盛,使的府学、县学、书院及私学发达,徽州科举入仕蔚然成风,科举及第的人数众多,据有关资料统计,徽州在明清两代进士近千人,历代状元有24人之多。     

张之洞编《中国大地形势歌》

张之洞(1837～1909)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早年简放湖北、四川学政,创建武昌经心书院、成都尊经书院,着意培养科举文士.后在湖广总督任上,极力倡办新式学堂,派遣大批学生赴日本留学.     

李退溪书院思想与人格美育

朝鲜李朝书院的兴盛,与李退溪的书院思想和书院活动有直接关系.李退溪认为,当时的国学乡校已经失去了育人的本质功能而沦为科举应试的工具.兴建书院势在必行,非为举业而为尊贤讲道.通过对为己之学与为人之学、君子儒与小人儒的分析,李退溪认为书院重人格教育的尊贤讲道之风可以纠偏当时浮薄恶劣的士林风气、提高士人人格修养、美化风俗并使天下大治.     

宋代书院记中的教育热点问题探析

书院记是书院题材与“记”这种散文体裁相结合的产物。宋代书院记表现了宋人丰富的教育思想,归结起来,主要集中在三个热点问题上:其一,书院教育的目标与宗旨;其二,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其三,对伦理道德教育的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