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书院起源研究的新视角——以江州陈氏东佳书堂为例

东佳书堂是我国古代早期具有教学功能的书院代表,书堂以培养陈氏家族子弟“期取青紫”为办学宗旨,科举制度成为东佳书堂创建的基础与发展的动力。从东佳书堂来看,家族书院的科举取向乃是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的需要使然。在科举的指向下,对家族书院给予经费支持并实施开放办学成为家族的主动选择。     

东佳书堂：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

东佳书堂是目前所发现的史料最为详实可靠的我国古代早期书院的代表，是中国书院发展史的第一个里程碑。从东佳书堂的个案可以看出书院是在印刷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书籍的流布、积聚成为可能的请况下，一些地方家族为维护家族稳定，促进家族兴旺。培养家族科举人才而兴办的一种全新的文化教育机构。     

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

宋代书院重视科举文学教育。以家族书院为代表的私立书院以科举文学教育为旨归,以朱熹、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讲学式书院以传道为己任,然不排斥科举。宋代书院的科举文学教育在学规、语录讲义及教材等方面具有鲜明体现,对文学和书院的发展各有利弊。     

书院与官学教育——以明代为例

本文是基于与官学教育相比较,对于明代书院形态的考察。古之官学教育不同于今日专业化、职业化教育,它直接与科举制相匹配,用意在于预养未来可能的政府官员。同时,不能通过科举选拔的士子,亦可为地方乡绅,成为社会自治的中坚。这就是养士、造士。书院并非制度化的官学教育,但它教养对象的主体,却正是官学教育的生员,这一点耐人寻味。而书院则以其灵活多样的个性化教育,更能实现养士的目的。本文从师道尊严、作养士气、教育形式、人文底蕴、资金来源与生员自治等方面,重点考察了书院较官学教育的优长处。     

章程：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为使清代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清代书院通过制定和完善章程,对山长选聘、生徒甄别和经费资助等书院活动进行严格的规范,使其能满足书院培养科举人才的教育目标。因此,章程既是清代书院科举化的重要表现,也是书院实现科举化的重要保证。     

科举阴影下的女史心态——以席佩兰的科举诗为例

诗歌研究史中对科举诗的研究相对不足,女性科举诗更是如此。袁枚第一女弟子席佩兰在其《长真阁集》中共有五首科举诗,通过这些诗歌的解读可以洞悉在科举笼罩下女才子的复杂心态。她对科举并非心仪皈依,而是依违两可。她有明显的男性意识、名士情结以及竞技心理。这是女性话语权缺失时代女才子们的常见心态,从中可看出其对科举的思考,对诗歌的介怀,对男性话语垄断的腹诽心谤与抵抗颠覆。     

论书院遗址的文化价值与保护利用——以江西为例

本文调研了江西部分书院遗址的现状,发现有独立存在、坐落于村落、坐落于学校等几种情况,大多破败凋零.江西书院遗址有特殊文化价值:儒学教育的“道场”,尚学敦教的园地,教育传承的见证,古代教育和革命教育结合的基地,有着自然与人文融合的独特景观.本文认为要从杜绝拆毁破坏,依托学校保护,建设地方文化中心,探索改造新农村的新路径,开设传统文化讲堂,进行特色旅游等方面对书院遗址进行保护利用,为发展和繁荣文化服务.     

论"科举学"的广博性--以福建科举为例

本文认为"科举学"的研究对象虽然十分专门独特,但研究空间却非常广阔,从福建的科举历史,便能看出"科举学"的广博性.福建文化是受科举考试的推动而崛起的,进士和举人构成了福建历史上政治、文化和教育人才的主体."科举学"的广博性,充分体现在科第人物成千上万、文献资料浩如烟海、影响地城无远不届几个方面."科举学"可以成为研究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独特视角,其研究空间要超过大多数专学,因而具有远大的发展前途.     

现代书院品格教育之实践——以河北工程大学科信学院甘丹书院为例

托马斯.里克纳认为,品格教育是指以核心价值观指导行为的道德教育与训练。作为现代书院的甘丹书院以传统书院品格教育为鉴,将培育学生公民品格作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关键,以知行合一为教育教学原则,围绕邯郸优秀文化传统开展学术研究及教学活动,在治学修身穷理笃行中实现“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公民品格的培育。     

清代江南科举世家的典范式崛起——以吴县潘氏为例

江南素为人文渊薮之地,清代科举世家之现犹如雨后春笋。吴县潘氏祖籍安徽,清初以业鹾迁徙至苏。经过数百年由儒贾立身,到专力举业的晋身之阶取换,在乾隆时期崛起为吴中著名科第艺文之家。潘氏子弟兰茁其芽,秀彩竞发,对清代中后期政治、社会、文学、文化及学术影响深巨。通过梳理吴县潘氏世系及其崛起的天命人为因素,将家族崛起置于清代中后期历史文化发展演变的景深中,探究家族文化与文学典范性成长的动力与过程。     

古代宗族与科举仕宦的关系研究——以明清徽州社会宗族为例

我国古代社会具有较强的宗族性特征,宗族在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与其成员在科举、仕宦方面的成功呈直接的正相关关系.研究古代中国宗族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影响,能有效了解中国教育形态的变迁与成效.明清时期徽州在科举及仕宦方面成就显著,其宗族在对子弟科举、仕宦方面的奖掖形式及旌表方式经过年代的传承具有了风俗的特质,这为我们研究古代中国宗族教育提供了非常好的范本.     

宋代私学与理学传播:以书院为中心

宋代私学与理学的结合有其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私学与理学结合后,逐渐成为理学的主要传播媒介,对私学的传播者、受众、私学的传播途径、内容等方面的考察我们就可以得出这一点.同时,随着理学的逐步正统化,私学--主要是书院也逐步官学化,私学从而与理学传播渐行渐远了.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下的民人科举问题研究 ——以黑龙江地区为例

旗民分治管理体制是保证八旗在清朝统治中占据优势地位的重要举措.清朝统治者继承前朝的科举制度,使其成为选拔人才、巩固政权的重要途径.因此,旗、民在科举问题方面呈现的差异性既是对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具化,又是巩固并强化其存在合理性的重要保障.而黑龙江地区则因地处最北方,成为清政府保障八旗统治优势,不受汉化染指的堡垒.以黑龙江地区为例,阐述该地旗民分治管理体制的形成及发展过程,明晰民人的相关概念.在此基础上探讨黑龙江地区民人科举的相关问题.旨在为清朝民人的相关问题研究提供新思路.     

儒佛之争: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以福建为例

宋明时期儒学书院与佛教寺院的"阵地争夺战",其实质是传统儒学与佛教文化在意识形态领域激烈冲突的一种外在表现.在"佛老之营遍天下"的不利局面中,朱熹率门下弟子,以各地书院为阵地,全面开展了重新诠释和再造儒学经典的运动,他们创造性地将书院的"旗帜"插到各地的佛教寺院中,将佛教的圣殿和讲堂演变成为传播儒学的杏坛.为了回应争消弥这种冲突,佛教学者往往反其道而行之,这就继儒学的"援佛入儒"之后出现了佛学理论的"援儒入佛".儒佛两家的这种理论上的互"援",就为代表中华传统文化的儒学,和代表外来文化的佛教从相互冲突、排击而最终走向相互吸收,促进各自的发展提供了某种可能.     

明清时期江南地方书院的发展及其影响研究——以嘉兴为例

明清时期江南一带书院鼎兴,嘉兴地处苏杭腹地,地方上的书院活动兴盛,虽不是最具代表性,但其发展过程是江南书院历史走向的一种缩影。嘉兴地方上书院的萌发、发展和成熟都不是江南书院中最早的,这与南宋政治文化中心的迁移、辐射密切相关,其集中萌发于宋代,到明清时期达到高峰。不可否认的是,明清时期嘉兴地方书院仍是江南书院的重要组成部分,几经起落,其发展和历史走向经历了“抑制—扶持”的反复过程,究其成因可归结于“专制统治与人才培养”之间阶段性矛盾的一种调和机制,它是时代境遇下“专制与取才”矛盾调和物,其对地方上人文环境发展、对人才培养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论宋代的科举梦兆——以《夷坚志》为中心

《夷坚志》中有不少科举梦兆故事的记载,对于揭开宋代士子心态和社会现实具有特殊价值。科举梦兆的内容多是试题、报榜人、科名、登第时间、因果报应等与科举密切相关的事物,并对士人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在发生人群、时间和空间的分布上,科举梦兆呈现出集中的特点。作为科举社会的产物,科举梦兆表现了士子在科场沉浮中的复杂心态,是宋代"科名前定论"的重要阐释和补充。     

试论中国书院文化对日本私学教育的影响——以中国“白鹿洞书院”和日本“咸宜园”为例

中国书院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朵奇葩。白鹿洞书院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中国的书院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教育制度在明清之际传入日本,尤其是《白鹿洞书院学规》对日本私学的发展影响深远。日本私塾咸宜园是江户时代最大的汉学塾,虽然它不具备书院祭祀、藏书等功能,但深受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影响。无论是中国的书院还是日本的私塾都实行开放政策,以学习儒家经典为主要内容,注重知识教育和德育教育相结合,并且积极鼓励学生通过刻苦钻研学问来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理想。     

制度起源的综合解释框架——以人民公社制度为例

新制度主义政治学三种主要流派试图各自抽象出一个关于制度的起源的普适性解释,但都仅具有有限的解释力。人民公社制度起源的经验证明了一种制度起源综合观点的存在:获利机会是制度创设的经济动因,权力对比决定制度变革的机会和方式,文化阐释是增强未来制度合法性的重要手段。     

科举与社会分层之相互关系——以明代为中心的考察

以明代科举制为例,文章从科举的内容、影响范围和考试程序三方面的分析入手,探讨了科举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影响,认为科举不但不能消解社会等级阶层,反而会以其极强的操作优势成为维护既有社会分层秩序稳定性和柔韧性的最有效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