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与胡寄窗先生商榷

《管子》是先秦经济思想材料较丰富的古籍。胡寄窗先生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册中,对《管子》经济思想的评述,占全书六分之一以上的篇幅,提出许多独特见解,这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是一个可喜的收获。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阶经背景,胡先生认为,从《管子》作者们“主要以商品货币关系为论述的核心一点看来,代表的是新兴商人阶级的观点”,“《管子》的作者们一般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而在某些问题上反映了新兴土地所有者的要求……。《管子》主张广泛而     

《管子》代表的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答叶世昌同志

在《学术月刊》1963年第2期“管子的经济思想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一文中,叶世昌同志认为“阶级观点”与“阶级利益”是两回事,所以不完全同意我对《管子》作者所代表的阶级的分析,并指出“只能说《管子》经济思想反映了商人阶级的观点(也反映了地主阶级的观点)而不是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如果《管子》代表商人阶级的利益,在《管子》中就不应该“有许多直接抑制富商大贾的办法”。     

我和《管子》研究

我曾深入研究经济思想最为丰富的古籍之一《管子》。“文革”结束以后,我忙于写《中国经济思想简史》,自己关于《管子》经济思想的主要观点则写入了《中国经济思想简史》上、中册,不再作单独出版。 书虽然没有出版,可记的事情却很多,不妨谈几点最主要的。 通过对《管子》的潜心研究,我形成了一些自己的观点,有的已在当时的报刊上发表。《管子》代表什么阶级的利益?胡寄窗先生强调其代表商人的利益,我则认为代表封建国家的利益。我将自己的观点发表在《学术月刊》1963年2月号,引发了一场讨论(在此以前,石世奇先生曾在《经济研究》1962年第     

杨朱思想的演化与学派问题

前言战国初年及孟子时代,学说思想中主要学派是儒杨墨三家,每家代表着各自的阶级的利益、顾望和主张,儒家是代表领主贵族统治阶级的思想,墨家是代表广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群众小生产者阶级的思想,杨朱是代表新兴商人地主阶级的思想。至于老庄道家学派,则是代表没落领主贵族的思想,在战国中期由庄子发展起来,(?)成为“真正的道家学派”。战国初期,主要学派是儒杨墨三家,道家不在其内。春秋末战国初,儒家学派曾受到鲁穆公、魏文侯及楚悼王的保护盛行过一个时期,到战国中期,     

论《管子》“轻重”篇是对管仲思想的偏离

作于战国时期的《管子》一书是对春秋初期管仲治国之术的继承与发展。《管子》“轻重”篇阐述的经济思想不宜等同于“设轻重渔盐之利”的管仲思想。文章分别从刘向校书、时代特征、傅玄等学者的辨伪三个方面论述了《管子》“轻重”篇是对管仲思想偏离的问题。     

试析《管子》国轨论中的统计调查思想

出现在战国中期的《管子》一书.是先秦典籍中保存我国古代经济思想与措施最为丰富的传世巨著.其中有些卓越而深刻的思想见解常令人赞叹不已.“国轨论”就是《管子》中非常突出的一个观点.“轨”是指一定的法规或准则,“国轨”就是管理国家的准则,它论述的主要是关于管理国家经济的规划与立法问题.     

从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到秦始皇的“焚书坑儒”

从战国到秦统一,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确立时期。在这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里,没落的奴隶制继续土崩瓦解,新兴的封建制获得节节胜利,阶级斗争的惊涛骇浪此伏彼起,代表没落奴隶主阶级利益的儒家和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之间的斗争,也在各个领域广泛、深入地展开。这在经济领域主要表现为“复井田”和“废井田”之争,在政治领域主要表现为“分封制”和“郡县     

《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

《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非常丰富,其分配的内容主要涉及到对自然资源、社会公共资源和社会劳动产品的分配,其相应的分配伦理思想是“均地分力”、“德当其位”和“藏富于民”。《管子》的分配伦理思想有纵、横两个向度,前者以“制礼明分”的分配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以调节宗法等级社会中不同阶级和等级之间的利益关系;后者以“富而能夺,贫而能与”的分配伦理思想为指导原则,以解决相同阶级和等级中个体之间的利益分配的问题。     

《管子》"礼、法"思想试探

礼、法思想是《管子》中的最核心思想之一,据《管子引得》[1],“礼”字凡出现117次;有关“法”的论述尤其多,“法”字凡出现385次,是《管子》一书中出现次数最多的词之一,其中还有多篇专论“法”的论文。《管子》一书有关礼、法的思想内容丰富、论述深刻,其中关于礼、法关系的认识对后世影响很大。     

王道政治的精致构想——《管子》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新探

王道政治是先秦时期理想的政治形态.除了儒家之外,《管子》也有非常精致的构想.《管子》关于王道政治的构想主要反映在其民本思想与德治思想方面.《管子》继承了早期的天道观,把天道与民意联系起来,并由尊天道走向了贵民意,确立了民本思想.在政治上,《管子》提出了治国“十一经”,试图从政治权力层面的社会和道德基础、经济民生层面的富民之举、法律和政令层面的安民之举以及民意层面的重民、贵民思想等四个方面,来建立清明的社会政治.《管子》还表现出对德治的倚重,提出建立完善的伦理道德.     

《管子》方法论思想初探

<正> 《管子》一书在先秦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主要反映的是黄老学派与法家的思想(其中也渗有阴阳家、兵家等思想),各篇虽非出自一人之手,但其哲学思想却是基本上前后一致的。本文不拟全面探讨《管子》的哲学观点,只就它的方法论思想,作一简要评述。(一) 先秦哲学发展到战国中期,已开始对思想方法及其基本原则作比较自觉的反思,《管子》书即反映了这一特点。正是在对方法论的反思中,《管子》作者提出了“心术”的基本原则:“实、诚、厚、施、度、恕,心术也。”(《七法》,以下凡引《管子》,只注篇     

经济地位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与南哲文同志商榷

在《阶级是纯粹的经济范畴吗?》一文中,南哲文同志也提出了划分阶级的标准问题,他说:“划分阶级的主要标准是人们的经济地位,但同时又要考虑到人们的政治、思想等方面的因素”,“在一定条件下,甚至主要是根据政治思想来划分的”。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在我们看来,经济地位是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就是说,划分阶级的标准只能依据人们的经济地位,而不能把政治思想也算作划分阶级的标准之一(尽管是次要的)。南哲文同志首先引证了恩格斯的一句话,作为自已的理论根据。这句话就是:根据历史唯物主义     

《管子》尚贤思想简论

<正> 尚贤者,推尚贤才也,亦即唯才是用。在春秋战国时期纵横捭阖的大合唱中,这是一个高亢的音符。《管子》一书是后人关于春秋时期齐国治国实践的总结或理论性探讨。本文拟就其中的尚贤思想作以简要论述。一、《管子》谓“贤”之标准既尚贤,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贤。立场不同,世界观不同,用贤的目的不同,其“贤”的标准也不同。《管子》出于致国以霸的目的,认为:“言大人之行,不必以先常,义立之谓贤。”(《管子·宙合》。下引《管子》只注篇名)这个“义”,亦即《牧民》篇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中之“义”,是《管子》治国思想的四项政治纲领之一。关     

《管子》学术讨论会纪略

<正> 由山东省中国哲学史研究会等单位联合发起的《管子》学术思想讨论会,于1986年10月15—20日在淄博市举行。讨论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一)关于《管子》的断代、作者和体系多数同志对《管子》的断代持战国说,少数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其中有的认为,《论语》对管仲有详细记载,《管子》应成于春秋时期。也有的认为,该书提出的农本思想、富国口号及“富商大贾”““兼并”、“泉”(货币名)等,都是战国至秦汉间使用的思想概念,特别是《轻重》诸篇反对同姓王分封制,主张由国家控制政治、经济和货币流通,则反映了西汉吴楚七国之乱时的情况。还有的对个别篇章进行了考证,认为《问》篇成于春秋中后期,《版法》成于郑子产铸刑鼎之前,《小匡》成于齐语之     

对“重本抑末”思想的有力冲击——论《聊斋志异·黄英》的形象塑造

“重本抑末”、“重农轻商”,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思想传统。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商人的形象,在古典文艺作品里很少被作为歌颂、肯定的对象。《聊斋》中的《黄英》,不仅形象地描绘了商人的活动,细致地表现了农业领域里资本主义萌芽的情况,而且鲜明地揭示了新兴市民阶层的精神世界,流露了对商人、对     

政治:改造和治理社会的系统工程

什么是政治?《辞海》认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产生于一定的经济基础,又为经济基础服务,给予经济的发展以巨大影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经济利益是各阶级的最基本的利益。各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彼此之间必然展开激烈的阶级斗争。因此,阶级斗争、处理阶级关系成为政治的重要内容”。这种立足于经济的角度,把政治主要归纳为     

古代中国异端消费思想与行为的历史学和经济学解读

异端消费是古代消费的重要内容之一。古代异端消费思想主要包括以《管子》为代表的“侈靡”消费观、以陆辑为代表的“崇奢黜俭”消费观和以郭子章为代表的“奢俭皆非”消费观等。在分析异端消费思想与行为的同时,对其进行历史学和经济学解读．努力探求古代消费与现代消费的均衡点。     

《管子》中的管理心理学思想

<正> 《管子》是齐学的代表作,其中蕴藏着十分丰富的经济、政治、军事、哲学思想,涉及到国家管理的各个方面。本文试就《管子》中的管理心理学思想进行探讨。一、功利主义的人性观怎样认识和理解人的本性,这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根本问题,也是管理者确立管理思想,制定管理策略,选择管理方法的思想基础。《管子》中也论及到了人性观问题。《牧民》篇中就有“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并对“民心”——即人性作了较为深刻的论述:“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从心理学角度分析,这句话实际上揭示了人的两种需要:一是基本的生理需要,一是在生理需要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较高     

论西门庆的文化特征

1933年,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中指出:“西门庆发迹的历史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历程。”作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敏锐地发现了西门庆的阶级属性,从而将西门庆的研究推进了一步;建国以后又有“富商、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提法,及八十年代的“新兴商人”的提法,这些概括都是从阶级属性的角度来认识西门庆的,但却没能揭示西门庆这一人物的全部内涵。我认为西门庆这一形象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载体,它比富商、恶霸、官僚等的内涵丰富得多。他既是一个沉湎于色欲的淫棍,又是一个多情的丈夫;既是传统文化的叛逆者,又对传统文化含情脉脉;既有贪官的狠毒、商人的奸诈,又有常人的信义与亲情。总之,简单的政治历史评价无法概括其内涵,我们只能以传统文化作为参照系,来分析西门庆对传统到底背逆了     

重构《管子》中法家思想的发展理路

文章对《经言》、《外言》、《区言》和《管子解》等文献进行了分组讨论,可以看出其中对“法”、“术”、“势”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最终在《管子解》中出现了三者融为一体的趋势。这可以反映出《管子》中法家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渊源、形成、发展到成熟的过程。在这个发展过程背后,又是隐含着丰富的思想史背景的。《管子》在对教化的态度、政治的开明阴鹜上,与晋法家有着明显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