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坚持和发展《资本论》基本原理的争鸣

熊映梧同志的《再谈用发展观点研究资本论》发表后,唐昌黎、詹彪两同志发表了不同意见(见《社会科学》1985年第七期、第十期),展开了争鸣。这里涉及到几个重大理论问题,值得探讨。     

形象思维是对世界的艺术掌握——评形象思维对抽象思维的依存论

《哲学研究》七八年第十二期发表的王极盛同志的《何谓文艺的形象思维》,以及《社会科学战线》七八年第二期发表的韩凌、舒炜光同志的《形象思维问题新探》,是两篇引人注目的文章。王文把浦满春、孟伟哉、周忠厚、何洛、蒋孔阳、茅盾等同志的观点,叫做“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平行论”;而在我看来,王、韩、舒等同志的主张,     

战友的怀念——读成仿吾同志的《纪念鲁迅》

<正> 成仿吾同志的《纪念鲁迅》一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出版的《解放》周刊第五十五期,不久又发表在一九三九年一月二十五日《鲁迅风》第三期上。但是,这篇文章究竟写于何年何月?发表的年月是否就是写作年月?此稿何时由延安到上海的?关于这些问题,我们感到已经发表的一些研究文章中所谈看法同史实是有出入的。     

再论船山史观的评价问题

<正> 《船山学报》1985年第一期发表了黄明同、周穗明两同志合写的《也论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以下简称《也论》),对徐泰来同志《船山史观与历史唯物主义》(湘潭大学学报》1982年第4期)和拙作《中国朴素唯物史观的历史探索》(《湘潭大学学报》1984年第四期)》提出异议,我们表示欢迎。但该文所提的问题,我觉得仍有商讨的必要。     

再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

拙文《论物之作为价值主体》在《湘潭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发表之后,《学术论坛》先后发表了两篇意见不同的商榷文章,一篇是高兆明同志《物不能作为价值主体》(1989年第5期)的文章(以下简称(《高文》),一篇是黄海澄同志《论价值主体的本质规     

三论法的共同性——兼答尤俊意、徐牧二同志

法的共同性问题,是法学基础理论体系中难度极大的课题。法学理论界“左”的习惯势力和传统观念,人为地增大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笔者曾不嫌浅薄,先后发表了《法的共同性初探》、《法的阶级性、共同性再探索》两篇文章,对法的共同性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寻和思索。最近,拜读了尤俊意同志《对‘法的共同性’的几点质疑》(《政治与法律》1984年第5期)和徐牧同志《要正确分析法的本质——读〈法的共同性初探〉》(上海《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两篇文章,觉得     

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世界观不等于本体论——答黄楠森同志

黄楠森同志在《哲学研究》1985第12期上发表了《本体论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一文。为此,我在《人文杂志》1989年第2期上发表了《评“本体论”哲学——兼论实践唯物主义》一文,对黄楠森同志的某些观点谈了我的看法。为此,黄楠森同志在《人文杂志》1990年第5期上发表了《再论本体论——答刘福森同志》的文章,对我的文章提出了全面的批评。看完答文很     

对货币流通规律三种表达公式的探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用文字论述的货币流通规律,怎样用函数式或方程式的形式加以表达,自五十年代以来有不少文章进行了讨论。大致可以归纳为三种表达形式:第一是教科书中通用的形式,可简称为“除法”;第二是王惟中、洪大璘两位同志发表在《学术月刊》1982年第五期上的《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公式》一文中的表达形式,可简称为“减法”;第三是卫兴华同志在《学术月刊》1985年第1期上发表的《〈资本论〉中货币流通规律公式的探讨》一文中提出     

评《论〈文心雕龙〉的纲》

马宏山同志在《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上发表《论<文心雕龙>的纲》一文,其中的许多新观点。我认为值得商榷。因此,我谈谈个人的粗浅看法。马宏山同志还在《文史哲》1979年第1期上发表《<文心雕龙·辨骚>质疑》,又在《哲学研究》1979年第7期上发表《<文心雕龙>之‘道’辨》,有些观点,与《论<文心雕龙>的纲》一致。本文间或征引此两文语,一同评论。“本乎道”《文心》的第一篇《原道》,是论“本乎道”的专篇。“原道”,即“原于道”。“原”字后省略介词“于”。《经传释词》:“于,犹乎也”。《淮南子·原道训》高诱注说:“原,本也”。所以“原道”犹云“本乎道”。是说作文要以“道”     

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

关于民族形成上限问题,本刊在一九八一年第二期发表了杜玉亭同志的《基诺族族源问题试探——兼论族源和民族形成的上限》一文后,第四期又发表了牙含章同志《关于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的两封来信》。现将杜玉亭同志《就民族形成的上限问题答牙含章同志》一文发表。我们认为,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是有意义的,热忱欢迎民族理论战线上的同志和关心这一问题的读者也来参加讨论。     

也谈文学中的典型问题

1962年《文学評論》第六期上发表了蔡仪同志的《文学艺术中的典型人物》一文,今年《文史哲》第三期,第五期上又发表了狄其骢同志和应汉光同志的两篇文章,这些文章对文学典型的普遍性以及典型的普遍性与阶級性的关系等重要問題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对我們研究典型問題有很大启发和帮助。但在这几篇文章提出的論点中也有我們不完全同意的地方,現在     

关于《丁玲的名、别名、笔名辑录》的补正

本刊一九八○年第四期发表王中忱同志的《丁玲的名、别名、笔名辑录》一文以后,相继收到几份来信来稿,提出补正,现综述如下: 乇乇:(zhè音浙)一九二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八月二日在《中央日报·红与黑》副刊第三、四号,发表散文《素描》时署名(上海潘颂德,无锡荣耀祥)。喻自己是文坛小兵。(武汉熊守海)     

论柳宗元哲学思想的主要倾向——兼与丁宝同志商榷

丁宝兰同志一九七九年在《哲学研究》第二期上发表了《柳宗元世界观的实质问题》(以下简称《实质》),认为柳宗元世界观中“唯心主义的东西”是“主要方面”,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三期发表了柯兆利同志的文章,对丁文的基本观点提出商榷。一九八○年《哲学研究》第十一期又发表了丁宝兰同志的答辩文章《略论研究柳宗元世界观实质的方法论问题》(以下简称《方法论》),再次坚持“柳宗元世     

再谈实践是认识的源泉——与褚静宇、王之璋同志商榷

<正> 笔者曾在《哲学研究》1982年第11期上发表《也谈认识的源泉》一文,认定“物质世界是认识的源泉”这一命题实质上是旧唯物主义的认识源泉观,而只有“实践是认识的源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源泉观。不久前,褚静宇、王之璋同志撰文(见上海《社     

形象思维的讨论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

<正> 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自一九六六年第五期《红旗》杂志发表了郑季翘同志的《在文艺领域里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一文之后,就基本上被迫停止了。直至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光明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信,才又展开了较大范围的热烈的讨论。今年第一期《文艺研究》又发表了郑季翘同志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解释文艺创作》一文。郑季翘同志的文章,重申了他过去的观点,对前文写作和发表的历史背景作了说明,并补充和阐发了他不同意关于形象思维的提法。这些都有助于问题的讨论。但是,遗憾的是郑季翘同志对自己过去那种极左的不是同志式的与人为瞢的态度,以及由此造成     

再论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兼答丛大川同志

丛大川同志发表在《社会科学》1991年第11期的《实事求是是实践中的认识过程》一文在对拙作发表于《社会科学》1991年第5期的《实事求是的实践的唯物主义意义》质疑后指出:“讨论实事     

再谈意识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答姚伯茂同志

<正> 姚伯茂同志在《东岳论丛》1983年第1期发表《也谈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一文,对我的《意识对物质起决定作用的一定条件是什么》一文提出了两条商榷意见,值得进一步讨论。我想再谈一些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姚伯茂同志和其他同志。姚伯茂同志的第一点意见是:拙文所说     

一个心造的幻影——与刘光裕同志商榷

<正> 文艺与生活的关系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至今尚未取得一致的看法。最近,刘光裕同志相继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是《谈源于生活和高于生活》,载《江淮论坛》82年第2期;另一篇是《艺术形象和社会生活》,载《文史哲》82年第6期),对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文艺与生活关系的论述提出了新的解释,这种探索精神是可贵的。但是,刘文的新解是否符合毛泽东同志《讲话》中的原意,是否符合文艺与生活关系的实际情况,都是需要讨论的。笔者不揣浅陋,草成此文,就教于刘光裕同志。     

再论“共同美”在哪里?

一九七八年《复旦学报》复刊号刊登了邱明正同志的《试论共同美》一文。这篇文章引起了艺术工作者和美学爱好者的兴趣。我在去年第一期《复旦学报》上发表了与邱明正同志商榷的文章,题为《“共同美”在哪里?》。接着,去年第四期《复旦学报》发表了胡惠林同志和姜浪萍同志的两篇文章,对我的观点提出了异议。同时,我还收到了几封读者来信,都是与我商榷的。关于“共同美”的讨论不仅     

略评吴晗同志及其批评者的道德论

在六十年代,我国学术界曾经开展了一场声势颇大的道德问题的大辩论,引起了有关方面及其人士的注意,而其中主要是以批判吴晗同志的道德论为中心的。一九六二年,吴晗同志在《前线》杂志第十期和第十六期先后发表了《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九日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三说道德》一文,针对某些同志的批评意见,进一步地阐明对于道德问题的见解,从而引起了持续二、三年的这场大辩论。在辩论的开始阶段,多数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