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义”阐释：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问题

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虽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进入中国，但由于其长期局限于比较研究的“以中释西”“以西释中”“中西互释”单纯方法论视角，缺乏两种阐释学原理意义上的疏通与转化，因而至今并未见出本土化的重要实绩。要推进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本土化，须以文学心理学阐释的原理形态为出发点，运用华裔学者傅伟勋提出的“创造的诠释学”与佛教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格义”阐释法，通过对中西文学心理学阐释各自所包含的“实谓”“意谓”“蕴谓”“当谓”“必谓”五层次文本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四步骤的“格义”阐释，最终形成一种“新格义”阐释法，才能实现西方文学心理学阐释的真正本土化。     

唐代景教“格义”论发凡——兼论“格义”之利弊

“贞观”之期步入中土的唐代景教,由于受制于入传之际的时空环境,受制于儒释道“三位一体”式的异质文化生态语境,为求新声于他邦,不得不效仿佛教“东扇”之初所择用的“格义”宣教范式,对中土文化资源进行广采与博取。然而,为何景教在历经如此这般的“格”致之后,最终落得的竟然是个了无痕迹的不“义”结局？“格义”之法自身有何利弊？景教“格义”的态势到底如何？景教“格义”的得与失究竟何在？诸如此类的论题．正是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     

“格义”在孙绰佛教思想的应用

孙绰作为魏晋时期的文学家,人们对他的研究多停留在文学层面上。而作为居士、名士,他与多名僧人交往,他的思想中,佛教思想也占有很重要的部分。而在对佛教思想的解读方面,"格义"也成为了孙绰思想中重要部分。文章将通过对孙绰佛教思想中"格义"思想的应用加以阐释。     

合本子注疏论

佛教经典流传到中国,最先并非直接的梵语原典,而是经由西域各国的所谓“胡语”翻译而来,从胡语译成汉语后,往往失去梵语佛典的初本面目。在佛教经典传授的初期,传授者采用“格义”的阐释方式,把佛教术语与中国本土固有的概念相对应,以期很好地理解经义。魏晋之际,随着一经多译的大量出现,“合本子注”的形式不但为佛经翻译和阐释带来了方便,使佛经更加中国化,而且还影响到其它古书的注释,最终确立的“集注”体成为注释学上最重要的体例,古代有名的注释典范之作,大都采用“集注”的形式,注释水平得到极大提高。     

格义之学的兴衰及其佛学背景的演变

作为一种解经方法,格义用儒道经典中的概念来解释佛经术语,为佛教概念的普及提供了便利,但其在方便理解的同时也出现了背离佛教思想的倾向。随着道安等人提出的"附文求旨"的解经原则的确立,加上建立在《阿含》《毗昙》《般若》等经论之上的佛教概念体系的建立和佛教内在理解路径的畅通,格义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逐渐淡出中国佛教的视野。     

试论“格义”在佛教与中国文化融合过程中的作用

佛教与中国文化的融合,是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交融的一个历史典型。在这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格义”起过重要的作用。“格义”盛行于两晋,故习称此时为“格义”佛学阶段,但笔者认为,在佛教初传中原的汉魏时期已经运用“格义”传播佛教。两晋以后,“格义”的作用主要表现于促进般若学和湟槃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由于“格义”模糊了佛教与中国文化的异质性,这就为“三教调和论”的产生和流行创造了条件,从而也为佛教在中国的生存和传播提供了思想依据。经过“格义”,使中国文化影响佛学,使印度佛教在中国被改造而变形,也为独具特色的中国佛教宗派的形成开辟了途径。因此,“格义”确实“影响于当日之思想者甚深”(陈寅恪语),不能仅以佛教“迎合”中国文化视之。     

格义：辜鸿铭对儒经的文化翻译

格义源自我国最初的佛经翻译,是两种不同文化会通初期的有效途径。我国儒家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初期,辜鸿铭采用西方文化格义东方文化,对儒家典籍进行了文化翻译,在西方社会获得成功。然而格义本身所具有的局限性,势必会导致译文对原文的失真。在当今的文化交流形势下,辜鸿铭的儒经格义翻译带给当代文化译介的启示是坚持翻译的“陌生化”,保留异域文化的特色,保持文化的多元化。     

义解:移花接木--中国佛教阐释学研究

中国佛学对印度佛典的理解与解释近乎一种文化"嫁接".最初的佛典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因而采用了一种用中国儒道学说来比附印度佛教学说的"格义"的阐释方法.关于"格义"的使用年代与确切含义的理解,学界有不同看法,但考其精神实质,应是一种"傅会中西之学说"的方法."格义"方法充分证明了存在的历史性决定了理解的历史性这一阐释学原理.自东晋至隋唐,阐释佛教教义的"疏"、"论"大量出现,学术争鸣通过对佛典文本的阐释差异表现出来因对同一经典的不同阐释而形成派别,因对不同经典的阐释而形成各种师说,因对不同经典的尊崇与发挥而形成不同宗派.通过对<法华经>"方便"一词各种解说的考察,可发现中国佛教的经疏有四个特点,即阐释的附会性、扩展性、细密性、多元性.佛教义学的疏论,是中国文化与印度佛教文化相互交流融合的典范之一.     

“格义”：唐代景教的传教方略——兼论景教的“格义”态势

唐代景教流播华土达两个多世纪,既苦其心志,又劳其筋骨,最终竟落得个"了无痕迹"的悲戚结局。既未能让华夏民族皈依上帝,成为基督的羔羊,也无法使中华文化吸纳福音的光芒,甚至自身的文化身份都无力获得全面的显彰。毫无疑问,如此的命运,同其效法佛教初传华土时的"格义"方略间不无关系。那么,景教"格义"的动因何在?景教"格义"的态势如何?此乃本文拟将开掘和阐释的论旨所在。     

陈寅恪“格义”研究发凡

《支愍度学说考》首次系统地厘清了中印文化接触史上的"格义"法病。在中国文化遭遇新一轮的西风东渐之际,敏感到"格义"现象的复生,并重提思想史上清算"格义"的旧账,绝非无历史感者所能然。而其所绘制的"格义——合本——新译——新义"的路线图,实为跨语际文化融合之常道。     

"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以老子之道的诠释为例

传统的格义借用本土的概念来解释外来佛学的术语,近代的反向格义是以西方的哲学概念解释中国本土的术语。传统的格义是普及性、启蒙性、工具性的,是权宜之计;而近代反向格义却是研究性、专业性的,是主流的或正统的方法。对反向格义的利弊得失应该进行严肃的反思和讨论。西方哲学概念的体系是对立二分的,与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成对的概念体系有重要不同。将物质和精神、实然和应然的概念引入对老子之道的定义或解释,难免陷入困境。在用反向格义的方法来解释中国的哲学术语时,对其困难和局限应该有自觉的意识和说明。此外也不妨尝试用描述的方法来解释古代的哲学术语,从而避免以西方现成概念来对应中国哲学术语时方枘圆凿的困境。     

中国佛教义学的过去与现在

中国佛教义学源于印度佛教的传入,以及基于佛教本位的翻译、诠释、讲说与造论,其真正的开展始于明确佛教本位之时,即从格义佛教走出之时。这意味古代中国佛教义学可分为明确佛教本位的初期确立阶段、学派并起的全面开展阶段以及宗派成立的最终成熟阶段。从中唐后进入衰退与萧条阶段,其间只有不多的短暂复兴。到现代,面对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普世、强劲的传播,现代佛教义学从明确佛教义学的性质与原则出发开始初创,出现了欧阳竟无、释太虚、释印顺等大师,为佛教义学的现代转型打下了坚实基础。     

民俗佛教的形成与特征

在五代北宋之际中国佛教经历了一次嬗变。在此之前主要是学理型佛教通过“格义”与“判教”创宗立说，是民俗佛教在民间社会孕育生根的时期；在此之后主要是民俗型佛教蓬勃展开的时期。民俗佛教具有泛神论、仙佛不分、兼融三教等特点；与学理佛教探索生活的意义空间相对，民俗佛教营造生活的秩序空间。     

邯郸学步,失其故步——也谈中国哲学研究中的"反向格义"问题

以西方哲学的门类划分来重构或重新叙述中国哲学,是一种比一般观念层面的反向格义后果更为严重的一种反向格义。本体论这个译名使我们对西方的ontology产生了根本的误解。熊十力根据他的理解,认为本体论和宇宙论是人类思想的普遍问题,而没有看到这些术语的确是"西欧学人据其所有者分判"。就反向格义的思想路数而言,牟宗三与其师如出一辙。反向格义的结果是,我们把被人已经彻底批判否定的东西当作普遍有效的真理来接受,而西方哲学发展的积极成果对我们的哲学研究几乎没有产生什么积极的影响。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

严复对中西学的格义实质上是予中学以西学的诠释，用西学补中学之不足。这种采近代西学之“石”，攻经典精义之“玉”的理智心态，对传统文化机制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努力，起到了破块启蒙作用。     

《圣经》汉译中的本土化阐释策略

《圣经》汉译历史由来已久。最初的《圣经》讲解者必须将自己的理解与解释置入汉民族的生活语境中,以进行本土化阐释。《圣经》汉译过程中采用了用中国儒道释学说来比附基督教学说的格义与附会的具体阐释方法。     

格义与新柏拉图主义

本文主要对中国的"格义"在与新柏拉图主义在"基督教希腊化"运动中的作用做了比较与分析,指出了它们的几点异同,并指出,要在中西方的比较研究中不产生误解,必须将相似的现象作全面的分析。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问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作为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最为重要的成果，一直指引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并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基本依据。新时代如何进一步实现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的结合，推进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创新发展，在学理方法上需要运用“新格义”阐释法，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标准各自所包含的观念逻辑与理论意涵进行“共现”“分梳”“比堪”“融通”阐释，最终形成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的新内涵、新形态。由于此种新内涵与新形态是以不断变化着的当代中国文学现实为基础，以文学批评的思想、内容、形式、功用为进路，通过打通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性、历史性、审美性、人民性标准与中国文学批评“道”“文”“质”标准，实现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政治逻辑、情感逻辑、伦理逻辑与知识逻辑的统一，因而它可以使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标准在理念与实践两个方面成为一种统一文学创作、鉴赏、教化、批判与行动五重目标的全新文学批评共同体。     

《易筋经义》中的佛教历史观?

佛教历史观不是佛教基于对历史问题的认识形成的观念，而是说佛教系统中存在着一定的有规律的历史演化轨迹，这些轨迹根植于历史的创造者，由此体现出佛教历史观具有某些特点。精英佛教历史观具有精英化、理论化、系统化等诸多特点，在很长时期内占据了学术主流。作为一个个案，《易筋经义》从侧面展现出明末以来佛教历史观的转变，其作者、内容、表达方式、情节、地位等无一不附有“小传统”的痕迹。佛教历史观中的“小传统”之塑造不仅源于作者的视野，而且在很大程度展现出作者哲学观念的与众不同。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礼释戒”的“格戒”现象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佛教戒律与礼制在观念、制度、生活等层面,体现出彼此“同一”与“差异”的“文明对话”。魏晋南北朝时期僧人与儒士将中国本土之礼仪制度与佛教的戒律仪轨互相类比、诠释,通过“以礼比戒”“援礼义证戒”等“以礼释戒”的阐释过程,出现“格戒”的现象。同时,这一时期的佛教通过翻译律典、制订中国僧制,树立“戒礼有别”的主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