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与孔子的诗学思想

《论语》和《诗经》的关系非常密切,过去人们多有论述,但仅限于一般的引《诗》用《诗》,所以,相对表面化。本文全面考察《论语》引《诗》用《诗》情况,重点在于暗引部分,以揭示出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及其儒家诗教的渊源。     

马一浮对《论语》的佛学解读

马一浮运用佛教讲经的义理和方法解说《论语》,将《论语》阐释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他运用佛教判教的方式,将《论语》摄属于六艺,认定《论语》无往而非六艺之要。他将佛教四悉檀运用于《论语》解读,在情景化的对话中准确把握文本的基本含义,体悟圣贤的本怀。除此之外,马一浮还运用了佛教的始终、本迹等义,在佛教义理比照下彰显孔子的微言大义。通过对《论语》的佛学解读,马一浮有关六艺的学思得到了比较全面的表述和展示。     

《论语学案》与《论语后案》比较探析

刘宗周《论语学案》与黄式三《论语后案》同为浙东学派研究《论语》之经典。在注解原则上,《论语学案》志在教化,《论语后案》还原经典。在义理阐释上,《论语学案》求心之要;《论语后案》则对心颇为警惕,并将求心之要转化为寻礼之本。在解经方法上,《论语学案》直抒己见,《论语后案》重视考据。     

从公理化诠释看朱熹对《论语》的误读

《论语》的文本特点,给后人随意解释留下了巨大的空间。然而用公理化的方法去诠释《论语》,则可以看出很多解释都是误读。例如朱熹《论语集注》以“天理”取代“中庸”,以“忠君”取代“德政”,都是误读的典型。这就显示了公理化诠释的积极意义。     

王道世界·受命改制·太平之境——《戴氏注论语》《论语述何》关系初探

沟通《论语》《春秋》经义，宣说《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运用三科诸义阐释《论语》，发挥其他公羊义理说解《论语》，是《论语述何》的四个重要内容。《戴氏注论语》通过援引多种典籍勾连《春秋》《论语》经义，反复申言《论语》反映孔子制作《春秋》，大量运用通三统、异内外、张三世义法推阐《论语》，发挥建五始说、经权说、讥世卿说阐发《论语》，对《论语述何》的这四个核心内容作了深入的继承与大力的拓展。在此基础上，戴望通过更广泛沟通《论语》《春秋》，将《论语》转变为贴近《春秋》、宣说王道的经籍，表达了其对儒家外王面向的强烈追求；通过强化孔子当素王《，春秋》创设新法、主张改制革新、为后王立法的特质，指出孔子在《春秋》中注入了改制的理念，表达了其更迫切的改制愿景；通过强化三世渐进义与三世之太平世，指出孔子在《春秋》中寄寓了太平之治的理想，表达了其对太平之境的渴求。由此《，戴氏注论语》强化了公羊改制以致太平的思想特征。细酌戴望对王道世界、改制革新、太平之治的强烈诉求，与其遭遇太平天国战乱、感知同治中兴改革氛围相关。     

也谈关于《易》本的问题

《三国志·管辂传》裴松之注引"始读《诗》、《论语》及《易》本",前人认为《易》本很可能成书于东汉时代,为一部"术数家书"。但经仔细辨析,上述意见其实是对原文的一种误解,《易》本即是指《易经》,并由此揭示了《易》学的衍化与社会习俗之一斑。     

白居易《论语》《孟子》思想论析

白居易"世敦儒业"的家庭环境,科举考试中的"连登三第",中唐儒学复兴运动的影响与积极参与,都使《论语》《孟子》对白居易儒家思想人格的确立和生存哲学的建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可以说,以《论语》《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真正构成了白居易生命的底色和根本。     

陆德明的《论语》学

陆德明在对《论语》源流演变详细考述的基础上,阐明了自己的《论语》观。其《论语音义》一书,从字句、注音、释义、句读四方面对汉魏六朝的《论语》研究成果进行了总结,保存了许多重要的《论语》研究史料。《论语音义》标志着《论语》学汉学系统的终结,在《论语》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左传》用《诗》初探

春秋史书《左传》，记载了大量的时人引《诗》赋《诗》的实例，由此揭示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１）用《诗》之风起始兴衰的流变过程；（２）用《诗》之风广布深入的社会渗透；（３）断章取义用《诗》方法在春秋之际得到极大的发挥：不仅断章随意，而且取义灵活；（４）《诗》在春秋的社会功用，除去人们熟知的作为表情达意的语言工具外，更多的是把《诗》作为治国之道、衡量人们道德行为的准则、先王的法令制度来使用，即以《诗》为史，以《诗》为礼，甚至以《诗》为法的运用     

论欧阳修《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

欧阳修主张探求《诗》本义,但《诗本义》并非全是《诗》本义。《诗本义》的许多解说很精彩,但也有不少解说值得商榷。学者过多关注《诗本义》疑古惑传的开创性、人情解《诗》的独特性、求《诗》本义的合理性,而较少关注它解说《诗》本义的错误。《诗本义》错解《诗》本义,表现在三方面：一是《诗经》传注本不误,欧阳修反对其不当批驳;二是欧阳修以人情解《诗》,“人情”却并非总是合理;三是欧阳修过分探求圣人之志,妨碍了他对文本的正确解读。宋代林光朝称《诗本义》“于义未稳”,却被视作讲学者的一面之词,致使《诗本义》解《诗》本义之不足被忽视。     

《庄子》重言对《论语》叙事的模仿和超越

从《大宗师》和《天地》中两则重言对《论语.微子》的叙事模仿可以看出,《庄子》部分重言在叙述视角、叙述者类型、叙述情节、叙述人物、叙述结构上对《论语》叙事进行了有意的模仿,但《庄子》重言在对《论语》叙事模仿的基础上又进行了创造和扩充,从而超越了《论语》叙事。     

《礼记·乐记》的用《诗》与用诗

《乐记》的引诗存在着用《诗》和用诗两种情形,前者是对《诗经》诗句的直接引用,后者与诗的音乐功能密切相关。两种情形各有其特点。人类的类比思维方式,诗、乐、舞的三位一体,周人的礼乐文化观念以及社会对诗的广泛需求,是形成《乐记》用《诗》与用诗的文化根源。     

汉唐《论语》《孟子》学流变及特点

汉唐《论语》《孟子》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汉代是《论语》、《孟子》学的发轫期,有关的注解之作已经涌现。魏晋南北朝时期《论语》学成果颇为丰富,但《孟子》却较少研究。同时,受时代学风影响,《论语》学的发展呈现出玄化或佛化的特点。唐代《论语》学的成就并不高,但是《孟子》其人其书的地位却不断提高,初步出现了所谓“孟子升格运动”。汉唐时期的《论语》《孟子》学的发展为宋代《四书》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关于《论语》的若干疑难问题阐析

《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经典,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绝不亚于《圣经》对西方文化的影响;为了进一步深化对《论语》的研究,有若干疑难问题需作深入探讨,包括《论语》的编著者、《论语》的真谛、《论语》的核心思想、《论语》的疑难句等;认为《论语》主要是孔子的弟子有若和曾参的弟子们编纂而成,也包含了冉求、闵子骞的弟子编纂的一些内容;《论语》是一本政治哲学书,围绕着为人、为学、为政三位一体的内容展开;《论语》核心思想是"仁",包括体和用两个方面,仁之体为内心修养,仁之用为"仁民爱物"。     

论《孟子》引《诗》与战国中期《诗》学的发展

《孟子》一书引《诗》三十七篇次。对《孟子》引《诗》情况进行考察、分析,从中可以发现战国中期“诗三百”流传发展的一些宝贵信息。一是对《孟子》引《诗》用途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对《诗》的极大的尊崇与推重,同时也证明了在战国中期“诗三百”文献化程度越来越高,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影响日益扩大。二是《孟子》引《诗》为《诗经》相关篇章作者及创作背景提供了信息。三是核查比较《孟子》引《诗》文字与汉代“四家《诗》”文字异同,可以看出《孟子》引《诗》是有一定稳定性的,很可能在儒家体系内有相对稳定的“定本”作依据的。四是对儒家及其他各家引《诗》及逸《诗》情况统计分析,表明直至战国中晚期,儒家“以《诗》为经”的观念及“诗三百”传本仍然没有得到普遍认同。     

日本幕末、明治时代两部《论语》新疏的校勘学成就 ——《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

日本幕末与明治时代接连诞生了两部《论语》新疏,一部是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另一部则是竹添光鸿的《论语会笺》。这两部新疏是日本儒学史乃至整个《论语》学史上的重要著作,两位作者也是著名的儒学家,但是在我国学术界,长时间以来几乎不知二书的存在,即使是日本学界,关注者及相关研究亦甚少。实际上,安井息轩于《论语集说》最为用力,在其晚年才得以杀青,而《论语会笺》也是竹添光鸿经过长期地修改校订而完成的会心之作。然而迄今关于《论语集说》与《论语会笺》的研究,大多都没有注意到安井息轩与竹添光鸿的校勘学成就,对于《论语集说》全无论及,而关于《论语会笺》则仅举其所用互校的本子而已。     

从人文精神角度看《左传》用《诗》

《左传》中大量出现的引《诗》、赋《诗》、作《诗》现象反映出春秋时期的人文精神。人们以《诗经》作为道德品行、事理判断和礼仪风度的准则,而《诗经》本身所具有的语言形式方面的特点,也是《左传》用《诗》之风盛行的原因之一。春秋人将《诗》政治化、道德化的过程正是提升《诗》的人文精神的过程,是将《诗》的属于人的自然内涵部分纳入社会人文精神的视野范围予以重新审视的过程,是对《诗》的重新发现和解释     

《韩诗外传》与《荀子》用《诗》之异同

前人多笼统言说《韩诗外传》与《荀子》之间的诗学关系,在研究方法上也存在以《韩诗外传》和《荀子》所用之“诗”较多相同为证据,推论二者在《诗》传上之关系等问题。而通过对《苟子》与《韩诗外传》在同一语境下用《诗》情况的微观考察可见,《韩诗外传》用《诗》与《荀子》大异而小同。同时,就著作目的而言,《荀子》为立说而用《诗》,《韩诗外传》为解诗而引事、引理。而就具体每一处用《诗》来说,《韩诗外传》与《荀子》类似,体现出以诗证事、以诗证理的特征。     

《论语》英译意译方法研究的功能句法视角

本文探讨的是《论语》的英语翻译问题,重点是分析"意译"的翻译方法,研究的视角是系统功能句法。通过对一些《论语》英译文进行功能句法分析,对采用"意译"翻译方法的利弊做了一些讨论。本文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很多《论语》著名翻译者都采取了意译方法来翻译《论语》。本研究的启示是:句法分析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论语》的英译本,也可帮助我们评估译本,同时揭示译者的语言选择及其意义表达的动机。     

试论《四书评》中的《论语》评点

《四书评》是一部重要的经书评点著作,其中《论语》评点充分体现了评点者的评点特色。评点者对孔子推崇备至,但绝不迷信孔子,有时甚至调侃孔子。评点者在评点《论语》时十分关照现实生活,以古思今,托经言志,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评点者对于《论语》的章法结构和人物形象给予了高度关注,体现了评点者的文学审美趣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