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秩序失衡：关于苏联解体最根本原因的再认识（上）

苏联解体的因素既有历史的、也有现实的,既有国内的、也有国际的,既有政治经济的、也有思想文化等方面的。最根本原因就在于其特殊的历史传统、社会基础及经济制约所导致的国家、社会、个人利益关系的协调机制失效。形式上表现为前苏联上层指导思想的急速转变而导致政策的非连续性,社会结构的转型而导致的社会严重分化,以及国家社会与个人关系的改变而导致的利益矛盾外显化,实质上是其变革道路中基础秩序失衡。     

沉痛的代价历史的警示--从苏联解体看社会主义发展历史进程的经验教训

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有其复杂的的缘由.其中既有历史原因、现实原因,也有外部原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苏联解体这一现象,对今天如何认识和坚持社会主义提供了诸多警示.     

苏联文学对中国20世纪50年代文学思潮的影响

建国初期,伴随着政治和经济上对苏联模式的引进,苏联文学也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深远而全面,几乎涵盖了理论建设、领导方式和指导思想等各个方面,对中国50年代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种影响,既有历史的渊源,又有现实的基础,其原因是非常复杂的。     

以国家利益视野回顾建国初期“苏联援华”始末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制定对外政策的基础和依据,也是处理与其他国际社会行为主体关系的重要参考因素。以国家利益视野回顾建国初期"苏联援华"始末,并从中确认中苏两国因利益趋同而走向合作的动因,以及导致中苏双边关系破裂的国家利益分歧所在。     

苏联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形成原因初探

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与合理性,也有其历史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突出、明显,以致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影响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充分发挥。鉴于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所形成的政治体制,不仅直接影响着本国的政治、经济生活,而且也会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产生重大的影响。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相继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今天,探讨苏联高度集权政治体制的形成,是有一定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     

习近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大国外交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习近平的国家利益观逐渐形成。考察习近平国家利益观的形成条件,可以发现这些条件既有客观条件也有主观条件,既有理论基础也有实践基础,既有历史基础也有现实凭依,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际因素,是综合条件发展的结果。其中,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利益观,历史基础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利益实践,现实凭依是新时代中国的国家利益实践,国际因素是世界各国的国家利益理论与政策,主观条件是习近平的经历经验。     

对中苏走向分裂的理论化诠释：一种建构主义视点

20世纪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走向破裂,其中原因既有现实主义方面的,也有双方不同的观念建构的。就建构的因素而言,中国对苏联主要有两种认同:建国后前十年为"兄弟"、"老大哥";60年代末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这一变化是由二者对利益的不同认同造成的。中国重在以"革命性"的观念原则划分敌友,而苏联重在以"物质利益"分亲论疏,这两种不同的利益认同路线导致双方不能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共享期望,分裂最终不可避免。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论华夏社会中民族、国家意识的同一性

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是社会整合与稳定的工具。历史上国家的产生与演进,除了其阶级压迫的功能外,还有其治水、御侮等公共职能。这两种功能因各国、各地区、各民族不同的生态环境与历史发展道路而有所差异。其中“一类其演进最初是由内部固有的因素引起的,另一类演进则是由外部影响引起的”。①目前围绕这些问题的解释多种多样,既有外部冲突论与调和论,亦有包括经济、环境、人口变量在内的各种微观研究。我们认为,国家内部间的阶级、阶层冲突与在外力压迫下人类为生存而导致的融合有主有次,阶级冲突是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内因,外在…     

苏联解体原因之唯物史观视角的思考

苏联解体是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苏联后期,经济体制僵化,限制了苏联生产力的发展,以及各项改革没有正确的,科学的社会意识为指导,没有切实去维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导致改革失败,苏联解体。根据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从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上去分析,可以看出苏联的解体有其特定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这对中国建设特色社会主义在理论和现实上有着重要启示。     

如何认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变化

在历史、理论和现状的联结上,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国家的干预和调节而导致出现了八个方面的新变化,这些新变化在缓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促进其生产力继续发展的同时,又并没有消除其基本矛盾和经济危机,也并没有改变其最终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我们应该在三个问题上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     

苏联文明中心转移和苏联模式的关系解析

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曾经成为世界文明中心。苏联的成功得益于先进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在于集中统一的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强大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苏联模式的形成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和特殊的历史条件,它在保证苏联文明中心形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苏联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经济上过于求纯、急于求成,指导思想上集权统一,超越阶段,政治体制严重脱离群众。因其不能与时俱进地作出调整,苏联模式走向了反面。衰落的苏联模式诱发了苏联文明中心的向外转移。模式先进而走进文明中心的经验,模式衰落而淡出文明中心的教训,对于深入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丰富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俄罗斯民族政策的历史反思及启示

本文所阐述的历史是指苏联建国之后至今,即俄罗斯的现代历史。从历史上看,俄联邦与我国都是多民族国家,而多民族国家的民族问题有着许多共性。我国和俄联邦在领土上接壤,对俄联邦民族政策的历史剖析,特别是苏联解体后,对其当时民族政策失败的原因进行分析,以及阐释现代俄联邦对苏联时期民族政策的改良,对我国现代民族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苏联的民族问题对其中央集权进程的制约

今天,谁也不否认,苏联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制的国家。中央集权在苏联社会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对苏联社会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和作用。我们的理论界发表的探讨苏联体制问题的文章,大多论述其经济体制,较少涉及政治体制;对苏联民族问题的讨论也仅限于纯民族问题,而把民族问题与政治体制联系起来立论的文字更为鲜见。然而,苏联的民族问题对于其政治、经济体制是有着紧密关系和重要影响的。     

突破·因袭·成败——论成功的革命与受挫的建设

20世纪初,由于列宁突破马恩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同时胜利的理论,才有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也正是由于在建设的模式上因袭马恩关于未来社会的设想,导致各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毫无例外地遭到惨痛的挫折。本文主要通过苏联社会主义兴亡的历史昭示了当代社会主义者在探索未来道路中所应持的科学态度。     

苏联范式植入中国民事主体制度的历史基础审视

20世纪50年代,苏联民法范式全面植入中国法,从而使中国民事立法、民法理论和民事法律制度走上了全面移植苏联法之路。但正如立法和法律与作为其基础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处于互动状态一样,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对苏联法的移植也是建立在一定的内生与外生基础之上的。应该说,与中国传统法在废与立传承上的断裂迫使中国民事主体制度走上法律移植之路,而政治信仰与法律观的高度趋同、计划经济的体制同构、市民社会的基础缺失以及专制主义的文化同质等因素,则共同促成了中国民事主体制度对苏联法的全面移植。但是,在历史基础已然改变的情势下,我国现行民事主体制度中仍然残留的诸多苏联法痕迹却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前苏联意识形态管控模式灭落论析

苏联意识形态管控模式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然其缺陷也是无法掩饰的,但是,最终导致其灭落的主要原因还是苏联意识形态教育内容上的自相矛盾和意识形态教育与苏联社会实际之间的背离。     

中国宪政强国主义的行来之路与历史反思

中国宪政制度的设计,经过百年的努力和挫折积累了较丰厚的历史经验,有了相对意义上的进步,宪政所要求的最初步最原则的宪法制度规范基本具备。然而由于中国本土历史上缺少宪政传统、缺乏社会基础没有产生社会分层,导致长时期内宪政被视为国家建设机制的工具而忽视其本源价值,在学理层面与西方法理学强烈冲突。从宪政起步便对分权制衡进行改良,国家公权完全凌驾于公民私权,多次立宪的功利主义倾向,是中国宪政史的症结所在。     

略论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楚文化的关系

巴渝文化与蜀文化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种文化。不同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导致了巴文化与蜀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不同的特色。巴渝文化与楚文化有紧密的渊源关系 ,这主要是由地域的相接 ,族属的渊源 ,文化基底相同及历史上交融互渗这些因素造成     

浅谈构建和谐民族关系的基础

我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多民族国家,56个兄弟民族共同和谐地生活在中华大地上,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历史、传统文化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更具体地的说,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有其重要的基础条件,如果没有这些重要基础条件,便不会有今天中华民族大家庭共同和谐生活在一起的局面,这些重要的基础条件主要有5个方面:历史基础、文化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思想基础以及地理环境基础。     

论律师的社会认知度

律师队伍的建设已经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而提高律师的社会认知度无疑是建设律师队伍的前提基础。当前,我国律师的社会认知度不高,造成这种局面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律师自身的原因。提高律师的社会认知度,应从四个方面着手:思想上明确律师职业的性质和使命,内容上加强法律职业道德教育,管理上强化监督与惩戒制度,制度上完善律师准入、定期考核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