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明末清初思想论略

作为思想解放运动，明末清初的反对甚至痛恨讲体面话的人或文章、反奴、颂真率等思想为周作人所接受。中国古代笑话至明末蔚为大观，清朝建立，遂渐湮没。周作人看重王谑庵，重在其幽默的风度。他把幽默看作国民健全的标志，缺少幽默是社会疾病的一种征候。周作人的乡曲之见和“苏杭文学”的提出，延伸为一种深广的悲悯情怀，汇合成他明末清初思想不竭的源泉和动力。     

向历史寻求理论支撑点--30年代周作人推重明末公安派性灵小品原因考察及其他

30年代的周作人对明末性灵小品推重有加 ,这主要并不是一个对公安派及其发动的文学运动的评价问题 ,而是别有目的在。周作人首先是为 30年代风行文坛的闲适、幽默小品的出现寻求文学史的依据 ,从而为反击左翼文坛的批判取得一个坚实的理论立足点 ;其次是出于对公安三袁处世态度、情感思想的认同 ,并兼有为争取知识分子读者群体的策略考虑。另外 ,周作人与公安三袁在思想倾向、文艺观点等方面也有着比较价值。     

周作人的民间文化情怀——以周作人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为中心

周作人喜爱风土志,重视民俗学研究,反对"道学气",这使其文化视野向着竹枝词敞开;反过来,从他关于竹枝词的论述也可以考察其文化心态,因此,借"周作人与竹枝词"这"一斑"可略窥"周作人民间文化情怀"之"全豹".在有关文章中,周作人主要从两个方面讨论竹枝词并显示其对竹枝词的审美取向:一是重视竹枝词的"土风",甚至出现了"重注轻诗"的取向;二是重视竹枝词诙谐幽默的艺术风格,在纵向的层面上将竹枝词置于中国谐诗的发展历程中进行考察,在横向的层面上则通过与日本川柳的比较来阐明竹枝词的艺术风格.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宽容”与“不容”:鲁迅、周作人对林纾的批判——“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派”的历史面相考辨

在重新评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守旧派林纾的历史价值中,鲁迅与周作人的态度和言论是绕不过去的关口。与周作人对待林纾出尔反尔、绝不宽容的批判态度相比,鲁迅对待林纾的态度则显得幽默宽容而又不失深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对派也有被历史重塑的一面,梳理中国新文学史中鲁迅如何成为五四时期新旧论战中的主将,以及鲁迅随感录《现在的屠杀者》如何成为针对林纾的一篇批判文章,有助于重新理解“五四”的历史性书写。     

黄裳散文与“苦茶庵法脉 ”

黄裳对研究者将其创作归入"周作人传统"很不认同,但作为学者型的散文作家,他的很多作品在写作上正是延续了周作人散文的"苦茶庵法脉",其对创作的自我表述也和周作人如出一辙。而黄裳之所以否认自己与周作人的联系,一方面因为其创作并非全部属于"周作人传统"或"苦茶庵法脉"这一范围,另一方面也因为感情上对周作人的拒斥。     

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的成就与问题

近三十多年来,周作人研究史料从少到多,从单调到丰富,还原了历史现场,有力地支撑了整个研究工作的开展。主要表现在:以《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闲话周作人》等为代表的资料专集夯实了周作人研究的基础工程;众多的回忆文字提供了新的材料,改变了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单调、刻板的印象,拓展了周作人研究史料的范围;周作人与鲁迅以及其他同时代人的关系得到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并从特定的方面呈现出新文化史和新文学史的面貌;关于周作人附逆的各方面资料得到认真的清理和研究,并被整合到他的人生和思想道路中去;周作人的集外文、日记、书信和佚文得到陆续的发表和出版。然而,周作人研究史料工作无论是在系统性,还是在严谨程度、学术水平上,都还存在着诸多不足。其中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要展开较为系统的版本研究和校勘工作;二是要认真地鉴别、考核史料。     

晚节宜慎

周作人与杨荫榆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曾是北京知识界的显赫人物。周作人在蔡元培任北京大学校长时,得其兄鲁迅推荐,任北大东方语文系主任兼教授,后因善书“闲适幽默”的小品文而名声大噪。杨荫榆1942年夏继许寿裳任北京女师大校长。1925年5月9日,她开除了学生自治会的六名职员,学生教师多不服,教育部长章士钊则支持杨的行为,并于8月1日派宪兵解散女师大,五天后下令停办该校。之后的日月,章去职,女师大复校,杨荫榆也离京。因鲁迅文章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周作人文化性格的佛学底蕴

以释补儒,以佛学作为对儒家思想纠偏补缺最重要的文化因子,构成周作人基于中西文化融贯之上的儒家人文主义思想的基本框架。小乘缘起论为周作人提供了消解儒家天命观的思想力量,强化了周作人反思想统制的个性主义。佛学以觉为本的立教思想启发了周作人的启蒙思路,形成他以关注人的精神解放为本的人道主义特征。从佛学心性理论入手重视自身人格意志修养,是周作人以释补儒格局治佛的又一途径,其中佛学“空观”理论与“忍”的精神帮助周作人强化反抗绝望的精神特别值得注意。佛学通过消解、补充儒学而进入周作人的文化性格,从而赋予其厚重的佛学意蕴。     

强作解人说知堂──写在周作人生辰100周年

今年1月16日，是周作人生辰100周年。与四年前鲁迅诞辰100周年相比，周作人的百岁生辰自是静寂无声；除了一些周作人作品爱好者和现代文学研究人员之外，恐怕绝少有人会记得周作人的百岁生辰。作为一代文化名人，周作人并不寂寞。他的作品还广泛刊布；在市场经济大潮汹涌澎湃的今天，人们在熙熙攘攘之余，忽然想到去寻找那一泊宁静的港湾了。散文随笔热的如火如荼，使周作人的作品也火了一把，那盛况差不多可以与本世纪三十年代周作人在文坛叱咤风云时期相比了。但是，周作人又是寂寞的，这寂寞，在我看来应自“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后始。1…     

谈周作人对孙犁的影响

孙犁和周作人在生活时代、政治面貌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差别,孙犁生前对周作人有许多批评。但是不能否认孙犁受到过周作人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周作人和孙犁的创作都有淡远明静的艺术特征。孙犁易受周作人影响的深层原因在于二人性格、气质及读书路径的相似。     

在学术与思想之间: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

在周作人的知识结构中,文化人类学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留学日本期间,周作人接触到希腊神话,又因希腊神话对文化人类学产生兴趣。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周作人对文化人类学的接受不仅有着学术上的诉求,而且有着更深的思想因由。就前者而言,文化人类学为周作人解读童话故事、探究文学起源提供了理论资源;就后者而言,文化人类学既是周作人解剖中国社会痼疾的工具,也是解决儿童问题的主要依凭。对于周作人与文化人类学关系的梳理,可以反映出文化人类学知识在中国传播之初,如何与"五四"前后的学术、思想相勾连。     

一条启事、一则报道与一次讲演——新发现有关周作人的三则史料

笔者在阅读民国报刊时,偶然发现与周作人有关的三则史料,即周作人1937年1月5日在北平<世界日报>"明珠"副刊第94期所刊登的一条启事,北平<世界日报>1937年12月16日第4版教育界所刊发的一则有关周作人的报道,天津<每月科学画报>所刊登的周作人1943年在南京模范女子中学的一次讲演.这三则史料不见于周作人个人文集及钟叔河先生编订的<周作人散文全集>,亦不见于有关周作人的传记、年谱及研究文章中,对周作人研究有一定史料价值,故笔者把它们整理并发表出来,期待方家批评指正.     

周作人的“两个鬼”

“两个鬼”是周作人对自身矛盾性的一种概括 ,亦是人们对他的普遍认识。通过周作人与鲁迅的比较 ,可见在某种程度上“两个鬼”并不是周作人所独具的特性 ,而是人性的普遍存在。     

论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兼及其文体生成的心路历程

书话体散文是周作人追寻已久的生命文体,是他心中真正自由的个性散文.周作人的书话体散文具有明显的对话性.周作人在生活和创作中都体现出一种典型的"次子心态".从文体学角度考察,周作人书话体散文的生成分三个阶段,有着鲜明的特征,从中可以见出其独特的心路历程.     

赫尔德与周作人——民俗学与民族性

周作人撰写的作品中使用了许多民俗学和民族文学的关键词语,如民歌、民俗学、童话等,这些外来的关键话语反映了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期间通过学习森鸥外、柳田国男等人的著作而受德国近代民俗学、人类学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主要反映在周作人对民俗学、人类学的重视是因受到德国近代学者赫尔德的思想影响。赫尔德对民歌的研究实际上由周作人接受并在中国语境中发展出自己的学术兴趣。同时,周作人撰述中所使用的民族与国民性话语的历史上下文及其与德国近代思想史上赫尔德文化民主主义之间存在着密切联系。     

成也气节,败也气节?——周作人救亡时期的气节思想与失节问题辨正

周作人的气节观念与气节问题都需要以求知的态度来检讨与面对.周作人的"失节"不可否认,但并不意味着其气节观念的价值可以被完全否认.在救亡热情高涨的年代,周作人的气节观念显示了自己独特的理论思考与问题指向.如果说,同时代的人是在以鼓吹气节的方式来抵抗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周作人则是以批判气节的方式揭露日本对世界的危害.周作人的失节问题不在于他的气节思想,而在于他未能真正履行自己的气节思想.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