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语气词"呢"的形成和发展

＂呢＂是现代汉语中常用的语气词之一,主要用于疑问句和陈述句的句末,表示疑问或指明事实,不容置疑,略带夸张。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不同的书写形式。＂呢＂的来源和最后形成很复杂,和＂尔＂＂聻＂＂哩＂等语气词都有密切的关系,而这种复杂的情况恰恰表现在近代汉语这一段。     

基于语料库的汉语数词“二”“两”用法的历时研究

汉语中数词＂二＂＂两＂的用法相对于其他数字词表现出独特的词汇细化现象。本文拟从历时的角度借用语料库的实证语料来分析＂二＂＂两＂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的语用变化,以及在新的网络语言时代下所呈现的新特征,并试图从社会和文化心理的角度对可能产生这种词汇细化现象和所呈现的新特征给出了合理的解释。     

“X哥”背后的语言、文化思考

自＂犀利哥＂蹿红网络之后,＂X哥＂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特别是在网络媒体、报刊杂志,诸如＂雪碧哥＂＂钢盔哥＂＂力量哥＂＂灯笼哥＂＂烧饼哥＂＂妖娆哥＂＂面包哥＂＂高数哥＂＂励志哥＂＂一分哥＂＂苍天哥＂＂真情哥＂＂格子哥＂＂深邃哥＂＂双刀哥＂＂工地哥＂＂热心哥＂＂沧桑哥＂＂丝袜哥＂＂三轮哥＂＂火车哥＂＂奔跑哥＂＂曾哥＂＂春哥＂……层出不穷,这些强大的语言现象的冲击不得不让我们思考,哥文化背后隐藏的究竟是怎样的语言、文化力量和大众心理。     

近十年以来“三言”“二拍”研究综述

新世纪以来的＂三言＂＂二拍＂研究有别于上世纪的地方在于文献考证方面的成果较少,研究视线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文本本身的解读,这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人物形象研究;为某种人物形象和社会现象的出现探索原因,结果往往归于社会思潮和文化影响。     

《老子》之“道”与龙树之“空”的比较——以“有”“无”关系作为着眼点

《老子》的＂有＂＂无＂关系可以分为形而上层面之道的＂有＂＂无＂关系、形而下的器物层面的＂有＂＂无＂关系、作为人世间及天下治理层面的＂有＂＂无＂关系三个层次,这三个层次是相互贯通的。《老子》的＂道＂与龙树的＂空＂虽有很大差异,如《老子》的＂有＂与龙树的＂有＂、《老子》的＂无＂与龙树的＂无＂的含义差异巨大;但两者也有诸多可融通之处,如《老子》的＂道＂是＂有＂＂无＂的统一体,龙树的＂空＂体现色空不二的关系,等等。     

“~应”“伊~”等并非附加式双音词

就学者新说中古诗歌中＂伊＂＂於＂＂为＂＂试＂等是词头,＂应＂＂已＂＂云＂＂来＂＂其＂＂取＂等为词尾的观点,文章从宏观与微观角度作细致准确研究,论定它们都不是附加式构词。得出结论为：＂伊~＂或表肯定和强调语气,或为判断系词;＂於＂为＂於乎＂之省,＂为~＂为泛义动词;＂试~＂或为动词＂尝试＂,或为副词＂姑且＂;＂~应＂为动词＂应当＂;＂~已＂或是＂以＂的通假,或为副词＂已经＂;＂~云＂,或是动词＂说＂,或为＂运＂的通假;＂~来＂为助词;＂其＂为助词,＂载＂是＂才＂的通假;＂~取＂为泛义动词。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明朝中后期女性婚恋伦理观的嬗变——以“三言”“二拍”为例

＂男尊女卑＂是中国千百年不变的封建伦常,女人在儒家的人伦秩序中被放置在＂从属＂地位。为了确保男性权力的绝对统治地位,儒家大儒为女性制定一系列道德规范＂。三从四德＂是其最核心的伦理规范。这些伦理规范严重束缚了女性的生命激情,将女性绑架在了男性视野下,成为可悲的附庸品。＂三言＂＂二拍＂充分肯定人欲的正当性、合理性,与此同时,也对传统的贞操观进行了强有力的挑战。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萌芽,使得明朝中后期的妇女逐渐摆脱了＂一女不可嫁二夫＂、妇女必须＂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教的禁锢,女性贞操观念比以往淡薄,贞操不再是唯一严苛评判女性道德的准则。女性开始冲破传统礼教的束缚,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从＂三言＂＂二拍＂中的大家闺秀、小家碧玉、青楼歌伎的婚恋观念进行分析,对明朝中后期妇女婚恋观加以阐释,从而得出当时妇女追求婚恋自由的合理性。     

李达“两论”“解说”平议

《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最重要的哲学著作,李达的＂两论＂＂解说＂则是得到毛泽东本人赞赏的重要著作。毛泽东对＂解说＂的修改和李达的再修改反映了他们之间平等切磋学术的科学态度。李达的＂两论＂＂解说＂既是＂我注六经＂,也是＂六经注我＂,不仅详尽地逐段解说了＂两论＂,而且发挥了＂两论＂的若干重要观点,为宣传毛泽东思想和在新中国普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对美学、文艺学领域实践思想的一系列范畴的再思考

＂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本体论＂＂实践存在论＂是新时期我国学界根据马克思主义实践思想提出的一系列新的范畴和观点,对推进当代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贡献。董学文和陈诚对这些观点和范畴都做了全盘的否定。但这种否定,从总体看有些简单化和轻率,在学理上难以令人信服。     

浅谈时间副词“刚”与“了”的共现

通过考察动词进入＂刚VO＂＂V了O＂＂刚V了O＂三个结构的合格性以及表达的体意义,得出动词＂点性＂由强到弱的渐变连续统,认为＂刚V了O＂结构成立的前提条件是动词本身既能单独与＂刚＂连用,也能与＂了＂连用;结构的体意义与动词与＂了＂连用时体意义保持一致。     

“‘甘肃文学八骏’东部行”与社会转型期的东西部文学关系

社会转型期文学生态的变化使得东西部文学关系出现了新的面向,东西部之间文学意义的互见成为可能。＂甘肃文学八骏＂能够成为文学界颇有影响的品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突破自我、主动寻求与＂他者＂＂对话＂的路径选择,通过＂进上海＂、＂进北京＂等＂东部行＂的文学活动,在东部和西部文学界之间找到了一种共同维护文学理想的话语方式。透过＂‘甘肃文学八骏’东部行＂的表象,就会发现它在东部与西部、都市与乡村、中心与边缘以及地域性与差异性等文学关系上有着意义丰富的涵盖。     

盐城方言助词“着”的用法探析

盐城方言助词＂着＂与普通话助词＂着＂的用法大体一致,但也有差别。＂着＂在盐城方言中有两类用法,一类是动态助词;一类是语气助词。盐城方言中动态助词＂着＂的语法意义也有＂持续义＂＂存续义＂＂伴随义＂三种,与普通话助词＂着＂的不同之处在于存现句中＂着＂的意义的细微之处、语音节律要求以及＂着＂＂了＂的并列使用。盐城方言中语气助词＂着＂表示祈使语气、先时语气,此外还有一种反问语气用法。     

近代汉语时期与动量词组合的语言成分

近代汉语时期,除数词外能与动量词组合使用的语言成分主要有：指代词＂此＂＂这＂＂那＂;疑问代词＂那＂（哪）;方位词＂后＂＂前＂＂下＂＂上＂;时间词＂今＂＂先＂;后缀＂子＂＂儿＂＂家（价）＂＂里＂等。各组合形式的出现时间和发展过程各不相同。近代汉语动量词在组合能力方面有一定的规律性：相对而言,计数动量词（＂次＂＂回＂）的组合能力最强,现代汉语中消失了的动量词（如＂过＂＂巡＂＂转＂＂度＂）在近代汉语时期的组合能力很弱;从时间角度来看,元、明时期动量词的组合能力最强。各组合形式的出现一方面与动量词及语言成分本身的发展紧密相关,另一方面与语言发展的类推作用有关;其此消彼长的发展过程主要与同义词之间的互相竞争有关;社会时代是促进各组合形式发展或消亡的外部因素。     

从日语翻译的角度看汉语“把”、“被”套用句的特点

＂把字句＂与＂被字句＂的套用是汉语的一个非常有特点的语法现象,它通过两个句式的杂糅使语言达到经济、简练的效果。本文尝试立足于汉日语言对比,侧重于翻译,从语法结构、语义特征和语用层面对汉语＂把＂＂被＂套用句这一特殊句型的特点进行分析和归纳。     

论文化工业时代的中国流行音乐

中国的流行音乐从70年代末在中国起步至今,在社会环境、市场经济及各种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经过30多年发展,虽然在制作和市场上慢慢地成熟起来,但若将其放置在大众文化的背景下审视,其标准化和伪个性化的特征,以及接受欣赏其主体对情感生命的激荡、召唤、谐调和整合,所显现的在雅俗之间游弋最终合二而一,即＂雅＂＂俗＂文化特征便显露出来。     

文学视域下东西方文化语境比较——以《鲁宾逊漂流记》与“三言”“二拍”经商题材小说为例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镜像,深刻地反映出文化的特质。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冯梦龙的＂三言＂、凌濛初＂二拍＂经商题材小说,深刻地反映了十七、十八世纪东西方商业的发展以及文化的各自特点。这一时期东西方世界对个人价值肯定、对自由人格重视遥相呼应,有很大的相似性。在创作目的上,他们都是想通过作品来疗救人的灵魂或社会,但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巨大差异,虽然同是对生命与个体的意义、价值取向的关注,西方是指向宗教,而中国则是指向史学。鲁宾逊和＂三言＂＂二拍＂中的商人群体都是特定时代的特写人物,这些作品围绕其文化内核在人物形象、义利之辨等方面而极具民族特色,反映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     

中国当前的高收入阶层分析

高收入群体目前在我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首先表现为其所拥有的财富总量巨大;其次表现为该群体有着相对固定的职业和社会身份象征,开始具有相似的自我身份认同感和政治、经济、文化需求。当前的高收入群体出现了阶层化的特征,导致了我国贫富差距的持续扩大,影响了我国的社会结构的优化,增加了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风险。在哈贝马斯的国家社会＂三分法＂的基础上,从政府、市场及公民社会（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当前的高收入阶层的产生、发展过程及功能,同时提出了缓解贫富差距和化解社会阶层间差距的对策。     

中国古代文体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在中国古代,文体研究主要表现为3种形式：一是散见于古代文献中的散论;二是体现在古人整理的文集和编撰的各种文选中;三是体现在研究专著中。在中国古代的文体研究中,有几个重要问题值得一提：文体分类的问题,具体文体风格特点研究,＂文本于经＂的观点,＂文＂＂笔＂之争,古文和骈文之争,诗文之辨,诗词之辨,曲与诗词之辨等。自1949年至1980年,文体研究没有受到重视。而1980年之后,文体研究受到人们的关注,古代文体研究也日益受到重视。     

“X二代”舆情衍变特征及其与社会问题的互构

“X二代”舆情的形成、高涨、转换、消退与产生这一舆论的社会问题密切联系.近年来,贫富差距日渐加剧,底层青年向上流动受阻,社会阶层固化问题日益突出,少数“富二代”“官二代”的恶劣行径放大了人们对这些群体的负面评价,致使“X二代”的舆论爆发.随着这些社会问题的缓解、网络媒体的管控以及严肃媒体的引导,对“X二代”的讨论日渐理性.“X二代”舆论的衍变呈现了舆论与社会问题相互构建、彼此消长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