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民间组织参与研究

近年公共危机的不断爆发给国家与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影响,对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提出了严峻的考验。民间组织作为公民社会的重要组织实体,在参与公共危机管理时应该而且也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文章通过对我国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分析,提出了加强民间组织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对策。     

新时期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文章从公共危机管理的含义和原则出发,深入剖析目前我国危机管理的现状,指出政府危机应对能力的不足之处,最后对我国的公共危机管理体系的完善和改进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     

心理契约：提升公共危机管理效能的支点

进入21世纪各种公共危机频繁发生,一个个痛苦的案例促使人们积极探索公共危机管理及其有效性问题。文章将心理学的专业术语——心理契约移植到公共危机管理领域,提出了危机心理契约的理论假设,阐明了危机心理契约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作用机制及其功能表现,从实践操作的层面提出了促进民众危机心理契约满足、避免危机心理契约破裂与违背,以提升政府危机管理效能的途径与方法。     

发达国家危机管理机制与我国公共危机管理体系设计

近年来危机事件频发,危机管理已成为研究的热点。通过探讨危机管理的概念以及应对危机管理的生命周期理论和全面危机管理机制,从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提出了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机制与危机应对策略。针对目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问题与现状,借鉴发达国家的危机管理理论与实践经验,建立健全我国危机管理体系,提升我国危机管理能力。     

政府危机管理到危机协同治理的分析及路径选择

现有的政府危机管理体系呈现出管理主体单一、权威来源唯一和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协作效率低下等问题。协同治理理论倡导的多元化治理、部门协同治理等理念可以很好地改进现有的公共危机管理模式和方法。本文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内涵和特点出发,分析了目前主要存在的公共危机管理问题,阐述了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要点,从政府理念、预防机制、部门合作等方面提出了政府危机管理转变为危机协同治理的路径。     

从SARS看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法制建设

针对我国在SARS防治过程中暴露出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如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不健全、公共危机管理行政法律主体缺位、行政紧急权力的行使缺乏法律依据、非职权性行政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法律地位不明确等,提出了制定《公共危机管理基本法》,健全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依法确立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主体,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法》,明确非职权性行政主体法律地位等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法律对策。     

政府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问题探究

地震、旱灾、洪灾、雪灾、瘟疫、事故灾难、社会安全事件等一系列公共危机时刻出现在日常生活之中,给政府危机管理带来新的挑战.危机管理是一项非常规化的情景性管理,极大地考验着政府的随机决策和执行能力,同时对行政伦理也提出了新的要求.文章试从行政伦理的角度阐述政府危机管理,在略述危机管理中的行政伦理困境后,详细地阐明了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具体伦理要求,借此有助于公共危机管理的人性化解决.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特征探析

当前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研究呈现三大特征：危机管理理论研究对社会危机事件的充分回应,危机应对主体的多元协同网络建构和危机管理过程的两端延伸。对公共危机管理特征的探析有助于理清其研究的主要脉络,找到研究的薄弱点,以便于能更好地了解和把握其最新的研究动态和发展趋势。     

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的现状与思考

目前我国公共危机事件复杂程度不断增加,单靠政府处理危机事件力有不逮,公共危机协同治理成为当前公共危机管理新趋势.基于当前国内对于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的研究现状,提出在公共危机协同治理研究中注重案例库建设,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作用,媒体的行为规范,治理主体的纵向协同,以及司法主体与保险主体在危机管理中的作用等研究.     

透视公共危机管理中的政府预防——基于责任政府视角下的研究

进入21世纪以来,公共危机事件频繁发生,对各国政府能力提出了考验.政府作为多元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中的核心主体,在公共危机管理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它承载了为实现公共危机管理的善治责任.我国是世界上公共危机事件发生频率较高的国家之一.因此,我国政府应加快突发公共危机应急立法步伐,建立有效的公共危机应对机制,加强危机管理体系建设、组建危机管理综合协调机构、对公众开展危机教育等方面的工作,以提高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的水平,建立政府预防机制,应对公共危机的发生.     

农村突发事件中非正式制度对公众心理危机的影响研究

文章首先分析了非正式制度影响下的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心理危机的发生发展机理,然后对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的个体风险认知和群体风险沟通、风险认知中的非正式制度因素进行了识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规避非正式制度对农村突发事件中公众心理危机的负面影响的相关措施。     

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与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以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为背景

乡村共同体主要依靠村庄内生力量建构和维持。以公共危机的社会化应对为视角,研究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乡村共同体自发性缔造现象,发现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是公共危机社会化应对的重要形式。该行为遵循“冲击—应对”的发生逻辑：当不可预期的公共卫生事件给村民生命财产带来冲击时,村民在共同利益引导、主流价值认同与合作机制支撑的基础上自发地缔造乡村共同体。乡村共同体虽然能够有效防止新型冠状病毒侵蚀村庄,但也面临着专业性不足、情感性缺失和可持续性较弱等问题。对此,可以通过加强村民与政府等主体合作、强化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践行集体意识、弘扬共同体文化等措施,促进自发性缔造的乡村共同体提质增效,打造公共危机综合治理模式。     

消费主义与农村个体化趋势

消费主义开始向农村渗透,严重影响着农村社会关系,特别是互助关系。通过运用深度访谈与参与式观察相结合的质性研究方法,从农业生产、住房建设、公共事务、红白喜丧等四个领域系统分析农村个体化过程。研究发现,消费主义对互助关系进行瓦解,建立在个人和民间实践基础上的“助”的理念和体系遭到破坏,乡村社会日趋个体化。传统互助团体开始走向衰落,村民从各种共同体中“游离”出来,走向原子化,从而导致了农村社会关系的危机。     

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研究综述

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针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发展的现实情况,国内学者在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基于已有研究成果,以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主题,按照文献的发展脉络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内涵与标准、影响因素和路径选择进行总结和概括,并从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等方面对当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的最新趋势进行探析.     

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及其借鉴意义

文章系统回顾了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的历史,对危机传播研究中的传播学、管理学及公共关系学视角进行了梳理,介绍了当前危机传播研究中的个案研究、技巧研究和理论研究三大领域,对危机传播的五种理论进行评析,并探讨了美国现代危机传播研究对我国的借鉴意义。     

金融危机背景下农村公共物品有效供给研究

农村公共物品对于农村社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完善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体系可以有效地节约投入和交易成本,提高农村经济的运行效率。但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农村的公共物品供给远不能满足农民和农村发展的需要,尤其受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影响,农村财政收入更加困难,用于公共物品的投入更加紧张。因此,建立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加大对农村公共物品的投入力度;从农民的自身需求出发,建立农村公共物品的供求表达机制;建立城乡统筹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构建多中心的农村公共物品供给模式等可为当前实现农村公共物品供给的有效途径。     

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研究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供给结构不合理以及管理落后的现状,已成为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发展的掣肘问题。国内学术界在这一领域做出了大量的思考与研究,本文就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特征、分类、需求、供给、供给体制改革等几方面对目前我国的研究现状做一介绍,以期对我国农村公共产品的建设与研究有所推动。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研究

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发生机理是指旅游危机事件何以引发媒体和网民关注、成为网络舆情热点的内在特征与逻辑规律,是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研究的基础性问题。文章在对研究文献进行评述,总结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生机理的研究方法、界定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采用多案例研究、网络文本分析和数理统计方法,对386个典型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归纳出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发生的影响因素,建构了网络舆情发生的作用模型,并针对旅游危机事件网络舆情的预防与管理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及建议。     

媒介化风险社会对危机传播环境的改变

结合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的相关理论,探讨了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基本内涵,指出我国媒介化风险社会的变迁过程促进了我国危机传播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媒介化风险社会的持续发展,危机传播环境将面临利益相关者压力日益多元,传播客体网络化趋势,信息短缺和信息泛滥两难,舆论引导与控制成本加大,谣言噪音与次生风险严重,危机传播从区域走向全球等六大现实问题。     

“幸福村落”建设中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逻辑

通过参观、访问调查及深度访谈等实证研究方法,深入了解湖北省秭归县"幸福村落"的现状,研究发现这一创建工程为乡村公共性的再生产带来了希望的曙光,提高了公共参与、激活了公益事业、繁荣了公共文化、净化了乡村风气等。基于传统乡村公共性逐渐消解的现状,从行政举措、利益效应以及村落记忆3个方面分析乡村公共性在"幸福村落"创建中得以再生产的内在逻辑。提出乡村公共性再生产的内在根源在于:完善的制度设计与群众的切身利益诉求实现对接,再辅之以村落记忆的粘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