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国公司的寻租行为及其治理

跨国公司的寻租活动扰乱了我国市场的正常运行体系，必然有损于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和投资，影响公平竞争和政府行为的合法性，进而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这势必要求我国政府联合跨国公司母国、国际组织以及跨国公司联盟。开展国际合作以打击跨国公司的寻租行为。     

跨国公司政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

跨国公司是经济行为与政治行为相互交融的经济组织,是一个具有多维行为的主体,它与国内企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仅要内部化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的不完全,而且这种市场的不完全是跨国界的。在国际经济关系中,跨国公司行为的政治因素强烈地影响着跨国公司和政府之间的关系以及它们各自的行为方式。     

国际政治中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关系论析

文章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分析了国际政治中的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指出跨国公司社会责任成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合作的黏合剂,它扩大了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合作的基础和范围,成为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进行合作的有效手段;跨国公司社会责任约束和规范了跨国公司的行为,改变了东道国的制度环境,有助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政府减少腐败,形成一种良性的合作关系.     

政府生态治理、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与政治锦标赛

市场机制的内在机制失灵与公民社会的自组织困境凸现了政府生态治理的主体角色。然而,以往对政府生态治理意愿与效能的塑造路径局限于政府组织层面的理念、体制与机制上。这实质上是传统西方组织理论囿于组织结构研究视角的逻辑作用结果。事实上,政府生态治理过程无法回避政府体制中的核心行动者,即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其意愿与行为将直接影响政府生态治理的政策走向与政策效能。通过政治锦标赛模式,塑造地方政府核心行动者的生态治理意愿与合理生态治理行为,从而有效保障政府生态治理的持续性绩效。     

跨国公司在华并购对我国公司治理完善的机理剖析

我国的公司治理存在着很多问题.我国应发现独特的公司治理模式形成背后复杂的经济、政治、文化、法律和制度背景,从中找出规律性的经验,来指导中国公司治理理论和实践,而不是刻意去追求所谓理想的中国公司治理模式.我国放松对跨国公司在华并购的限制对我国公司治理的完善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我国地方政府经济行为分析

本文以政府同样是理性的“经济人”为立论的基本出发点 ,以公共选择理论的政治市场模型为具体分析范式 ,对我国地方政府的种种“怪异”经济行为进行了另一角度的透视 ,揭示了其内存的体制性原因。     

完善我国对跨国公司行为规制的几点建议

印度博帕尔一案,是印度历史上最有影响的跨国公司环境损害案例,引发了印度乃至整个国际社会对跨国公司环境问题的关注。中国和印度同为发展中国家,也都是发达国家FDI流入的大国,都有着相比发达国家较低的环境标准,都面临着跨国公司通过技术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如何从博帕尔案中汲取教训,完善在华跨国公司环境行为规制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问题。     

跨国公司的政治风险管理对策及其对我国的借鉴

由于母国或东道国政治环境发生变化而导致跨国公司在理财方面所增加的不确定性被称为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经营性限制、税收歧视、剥夺性措施为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的三种主要形式;宏观法和微观法是两种常用的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的计量方法;跨国公司政治风险的规避策略应该是包括预防性策略、分散性策略和缓解性策略三位一体的立体规避体系。     

跨国公司全球化治理模式探究

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使建立在全球基础上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经济、社会中扮演日趋重要的角色。公司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虽一直是各国公司法规制重点,并颇有成就,但跨国公司却因其管辖权的冲突、"集团决策"对成员公司法律地位的冲击、"富集"效应和跨国性带来的社会责任等特殊性而给其有效治理带来难题。为此,对跨国公司的治理需要走出企业—国家的二元结构模式而引入市民社会(压力集团)、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等多元力量,形成多主体、多层次的全球治理模式,完善跨国公司的治理,以抵制跨国公司发展的负效应。     

政府行为优化与公民政治参与

基于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视域 ,政府行为优化和扩大公民政治参与是其必然要求。政府行为优化主要体现在运行效率、政策透明、行为公正和行为合法四个方面。而公民政治参与则构成对政府行为优化的主要推动力 ,促进政府运行高效、决策科学、行政民主、行为稳定和实现合法性的转换。通过两者双向联动的合作机制 ,共同推进政治文明建设     

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变迁、内在缺陷与改革动因

近年来,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公共财政管理的需要,我国相继进行了部门预算、政府采购、国库集中支付、预算科目和政府会计等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改革,并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是,长期存在于政府预算管理中的职能不清、透明度低、效率低下、浪费严重等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本文从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变迁入手,分析了政府预算管理制度的内在缺陷,并剖析了我国政府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动因,指出了继续深化政府预算管理改革的必要性。     

党内政治生活中非制度化行为治理探析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新形势下严肃和规范党内政治生活进行了具体部署,并号召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共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近些年来,受党内制度短板、部分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弱化、监督机制缺失以及陈规陋俗和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一些违背党纪国法,以功利性、隐蔽性、实用性、腐蚀性为主要特征的非制度化行为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不断蔓延,严重破坏了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损害了党内政治生态和党的形象。为此,要通过强化四种意识、坚持思想道德教育与制度惩防相结合、坚持短期集中整治与常态化治理相结合、坚持党内监督与大众监督的深度结合、建立健全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机制,遏制和根除党内政治生活中的非制度化行为。     

中国石油公司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分析

面对日益拉大的国内石油供需缺口 ,我国的石油供应必然立足于海外市场。中国石油公司如何调整战略进行海外开拓成为关系到国家经济安全和根本利益的重大课题。然而 ,中国石油公司走出国门的时间还很短 ,跨国经营的经验不足 ,面对国际市场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 ,规避政治风险成为首要而紧迫的任务。本文分析了中国石油公司跨国经营面临的政治风险 ,并从战略性地选择进入地区、安排合理的股权结构以及提高跨国管理水平三个方面探讨了风险规避措施     

地方政府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影响

构建公司治理模式,必须正确定位公司治理中的政府角色,这种政府角色的定位,不仅包括整体意义上的政府功能,也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角色差异,这种差异因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和中央与地方的集权与分权的存在而显得愈加明显,从而对中国这一具体制度环境下的公司治理有着深远的影响。应当关注政府之间在公司治理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竞争与冲突。     

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政治逻辑及其互动

作为环境治理现代化逻辑延伸的环境精细化治理,目前正在中国多个地方蓬勃展开。在特定的政治生态中,环境精细化治理依据的是技术逻辑、政治逻辑及其互动。其中,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逻辑具有"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的精准治理优势、"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无缝隙治理优势和"资源占用少、治理成本低"的简约治理优势。但环境精细化治理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更新问题,其背后有着明确的政治考量。通过环境精细化治理,能够复归"以人为本"这一环境治理的根本目标,能够在培育生态理性中形成政治动员,并在维护环境正义中形成"国家趋近社会"的态势。环境精细化治理的技术逻辑和政治逻辑之间既存在内在紧张,又具有兼容性和可调适性。     

论社会变革中的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政治社会化是社会政治生存环境与个体政治生存需要的统一,以秩序性统治或治理为终极价值关怀。现代社会变革呼唤着政治社会化的有效治理。跳出时下政治社会化研究的微观情结,以政治控制场域为限度,从营造良性的宏观环境和建构高效的具体治理模式的视角,探讨社会变革中的中国政治社会化治理机制,有利于推进我国公民政治社会化进程以适应社会变革的需要。     

网络人际传播及其对网民知行特征的影响

网络平台包含着大众传播、群体传播、组织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传播形式。网络交流沟通类应用形式的出现集中代表了“面对面”人际传播方式在网络世界中的移植和复制。网络人际传播应用是互联网介入真实生活的重要渠道．这种方式正深刻改变着现实中人的思维特征和行为模式,集中呈现出“思维碎片化”、“信息自我暴露”、“时间自由选择”、“关注议题公共性”等一系列新变化。     

奕(訢)政治思想和行政作为简论

奕訢是近代中国具有卓识远见的政治家,他主张建立一个“和众丰财”、“国足民有”、信守条约,和西方列强和平相处的社会。认为“礼可治国”,“道可治欲”,从人君到普通官吏,只要加强修养,就可以防止官场腐败。为了学赶西方,他力倡“师夷长技”,领导和主持了近30年的洋务新政,推动了近代中国社会的发展。但由于受列强侵略、慈禧太后的排斥打击,以及“夷夏观”和近代民族主义等诸多因素的干扰,他的政治理想最终未能实现。     

论政治行为的动因及其制约因素

本文着重分析了政治行为的内在动因和外部制约因素,认为政治主体对利益、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追求,构成其政治行为的根本动因和直接动因;从政治感受经政治情感、政治意识、政治态度到政治意志再到政治行为,则体现了政治行为主体的复杂心理过程和主观能动性。同时,任何政治主体政治行为的形成又受到一定的政治关系、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等环境因素的制约,实际上,政治行为就是政治主体同政治环境交互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