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域(Kog yul)地望的补充材料

本文依据奇特拉尔当地学者的著述及其他材料,对古藏文历史文书<大事记年>中的地名Kog yul(或作Gog)的渊源作了进一步的探讨,认为该地名源于当地科瓦尔语(Knowar)中Kho一词,Kho是一条主要河流的名称,也是地域的名称和当地主体民族--科人的名称,Kog yul即"科人之地".本文还对该地区的地理、居民及该地同中国的关系作了介绍.     

三亚黎语地名的文化解析

现有三亚市行政区划名称中,黎语地名占半数以上。根据命名理据梳理黎语地名类别,最常见的是嵌入动植物名称的黎语地名,以山石水田来命名的也较多,还有表地域情貌或叙述居住人群等丰富内容的其他类地名。黎语地名文化内涵丰富,不仅如实描绘了三亚的自然环境,反映黎族的生计方式,还记录了民族的历史变迁。     

谈蒙文专用名词的翻译

专用名词(下简称专名),是指人名、地名、机构名、会议名、报刊名、作品名以及各种引语等等,用来表示一事物或一事件所发生的对象、性质、地点和方式,是某事物、某事件的标志、名称、代称。在一定的语言环境中,专名起着重要的作用,甚至起着纲、目的作用。 专名翻译是蒙文翻译中的一个难点,也是最容易出差错的地方。如果专名翻译错了,往往会闹出笑话,甚至造成某些不良的影响。在此,我仅就档案、地名、牌匾等专名翻译实践     

吐鲁番地名Bujluq(葡萄沟)探源--兼谈葡萄种植技术的东传

吐鲁番地名Bujluq(葡萄沟)为中古突厥语"j方言"词汇,系由上古后期至中古前期费尔干纳盆地的突厥语"r方言"词汇borluq演变而来,本意为"葡萄园".borluq/bujluq在吐鲁番地区的使用,正是葡萄种植技术由费尔干纳盆地东渐的反映;而bor之为yzym所取代,borluq之为yzymzar或yzymzarl(i)q所取代,则又正与古代诸突厥语游牧部族、部落向定居的农耕型生产方式转化的进程和新疆及中亚诸农耕地区的突厥化进程相适应.吐鲁番名胜景地葡萄沟的维吾尔语名称--Bujluq,是对该地名中古突厥语东部方言(j方言)形式的保留.这一地名的使用,至晚也应始于10世纪中叶以前.如若考虑到bujluq是由borluq演变而来、borluq又是由budluq*演变而来的事实,则可进而推定该地名的出现当在两汉时期.     

河南省县市名称命名探源

地名的命名 ,或源于地理地形 ,或源于历史人物和事件 ,或源于美好愿望 ,其中蕴藏着丰富的地域文化内涵 ,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本文通过对河南省内县市名称的由来、含义及演变情况的研究探讨 ,归纳了地名的命名原则和规律 ,对地名管理和地名学研究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清代以来东北地区民族构成及地名的变迁

区域民族地理环境,是影响地名产生和演变的重要因素之一。作为一个地方的语言标志,地名通常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人们以本民族的语言命定的。我国东北地区,尤其是吉林、黑龙江境内,由于清代满族南下进关和关内汉族人民的踊跃流入,极大地改变了原有的民族分布格局,使得整个区域的地名经历了从满语为主到汉语为主的转变过程。考察东北(本文以吉林、黑龙江为限)地名及其所处的民族地理环境尤其是区域民族构成的变迁,有助于我们认识东北地区社会发展的一个侧面。     

南京地名是南京历史的一面镜子

地名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每一个地名都是人们对具有特定地理位置、范围及形态特征的地方所共同约定的语言代号。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地名,只有那些对人们有方位意义、本身又具有可被辩认的自然或人为的形态特征的地方,才有可能被赋予名称。 地名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的起源非常古老,根据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我们可以说,地名就是人们对于地物的反映和认识。     

浅析饭店名称中的语言

从语言角度看,饭店名称是一种公共场所语言.它们以最直接的形式招徕顾客,也以最直接的方式反映当代饮食语言特色,可以说,饭店名称是一种极为鲜活的语言现象.一般来说,各个行业的商铺名都可以分为专名和通名两部分.①根据店主选择度的大小,我们再将专名分为两部分,一类叫特选名,包括人称、地名、企愿、风格、评价五类;一类叫特色名,包括材料、定位、类别、制作方式四类.这样,饭店名称实际上被三分为特选名、特色名和通名     

四川各市、县名称的由来

一个地名的产生,不是无缘无故的,都有其一定的依据和含义。四川是我国的一个大省,面积广大,地形复杂,境内遍布名山大川,物产宝藏很多,这些都会反映到地名上来,又因为民族众多,语言文字复杂,地名的称呼和书写也就极不统一,加上历史悠久,地名不断发展变化,使古今地名也不一致。所以,四川地名众多而且复杂多样。现在,全省共有四个省辖市、九个地州辖市,一七七个县和二个自治县。这些市县究竟因何得名,具有那些规律性呢?经探索分析,我认为主要有以下七个方面: 一、因水——四川地处长江上游,河流众多,水泽不少,市县因水为名者多达五十多县,而尤以河命名者居多。其中,以境内河流的名称为县名者,如黑水县,就以境内     

越南地名中的古代遗痕

带有先秦至五代初地名遗痕的越南地名,全部分布于今越南顺化以北,而以红河流域为主,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汉唐帝国的南至以及在越南实行管理的中心地域;反映了汉唐行政制度影响的持久,同时也反映汉唐行政文化在近代越南的淡出;此类地名中存在无意识或有意识指射情况,甚至还出现位置互倒现象;此类地名古今发音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古今越南语言演变趋势;此类地名除了沿用古代政区名称外,就是取自英雄人物姓名,自然物地名流传至今者较少,比较单调,且英雄人物多处重复命名,从而降低了特定地点的纪念意义。     

论河北历史文化的阶段和地位

"河北"作为中国省级政区名称经历了一个发展和演变的过程,它首先使用于自然区,其次是大军区,最后才是大政区;作为大政区名称的使用与北朝时期的行台有关,至迟在北魏末年的孝庄帝时期已经出现,唐代河北道则经历了由监察区向行政区的转变.古代时期河北历史文化发展的轨迹及其文化标志可以概括为上古时代的双重文化、中古时代的融合文化和近古时代的畿辅文化.河北历史文化的地位则是中华丈明的创始地、北方文化的代表地、民族融合的交汇地、政治中心的归宿地和金戈铁马的四战地.     

广东"蠔镜"与台湾"蠔镜"

澳门名称的来源如同其起源一样扑朔迷离.早期澳门史学者将蠔系列的名称,全部以"蠔"(即长牡蛎)释之.根据中国文献上的载述,经过一番探究,我们考证出"蠔镜"、"蠔"及"海镜"也是一种动物,但属瓣鳃纲,不是蛤科,而且蠔镜与海镜为一物,并得出澳门地名中以蠔及其各种同音字起始的称呼,均从蠔镜繁衍而出的结论.     

关于“Turkestan”一名中译的商榷

“Turkestan”,是亚洲中部一个历史地理区的名称,在中外史地图籍、书刊中屡屡出现。这个地名来自古波斯语,原为伊朗语族人对中亚细亚锡尔河(Syr-     

公共设施与城市文化基因传承

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文化基因的展示媒介.因而以文化基因视角介入公共设施更新设计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上海是城市文化基因解析研究的范例.结合上海城市文化基因的微观解读与设计形态学理论知识阐释,以旧城公共设施更新为代表的公共设施文化性更新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共设施的文化性设计统领城市意象,提升城市文化传承力;以旧城公共服务与设施文化性更新助力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公共设施构建城市街道空间子系统的内在文化联系,提升城市文化品牌辨识度.     

公共设施与城市文化基因传承

城市公共设施是城市文化基因的展示媒介.因而以文化基因视角介入公共设施更新设计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上海是城市文化基因解析研究的范例.结合上海城市文化基因的微观解读与设计形态学理论知识阐释,以旧城公共设施更新为代表的公共设施文化性更新的价值与意义体现在三个方面:以公共设施的文化性设计统领城市意象,提升城市文化传承力;以旧城公共服务与设施文化性更新助力宜居城市建设,提升市民归属感和幸福感;以公共设施构建城市街道空间子系统的内在文化联系,提升城市文化品牌辨识度.     

神话、传说与地名文化

世界各地都遗存有由神话、传说命名的地名。而社会的发展,地质的变迁,民族的迁徙等又会使地名不断地演变、讹传、重名,地名的分布日益复杂化、国际化;同时地名文化与其它的文化形式一样具有相对的稳定性。     

论认证标志的商标权保护

认证标志用以识别不同的认证标准组合体系,其法律属性为标志化的服务名称。认证标志要构成商标,必须是特定认证服务的专有名称,而非同类认证服务的通用名称。各国商标法对认证标志的保护主要有三种模式,集体商标权、证明商标权和普通商标权模式。证明商标本质为一种特殊的服务商标。应在保留和完善一些特殊规则的基础上,以服务商标的理念改造我国的证明商标制度,以保护构成商标的认证标志。     

公园名称的语言文化研究

公园常以人名或地名或历史事件来命名;这类人物对中国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极具纪念价值;地名可能具有突出的地形地貌,或是神话传说等;历史事件也常是对中国的发展有过重大影响的。公园名称在音节上大都采用"双音节+双音节"结构模式;这符合汉语求对称的习惯,也符合汉语的语言特点。     

从地名看多元文化的交融——以承德地名为例

本文尝试从语言层次的角度,对承德的地名作一梳理.承德地名从共时层面上分三部分:一是少数民族语言地名,可细分为四种类型.二是方言地名.三是书面语地名.从承德的地名中可看到历史上周边各民族文化在这里的交融与整合情况.     

论南海岛名的“渔”味和“洋”味

南海诸岛的现行标准名称中渔民文化和洋人文化并存;然而纵观政府三次审定公布的岛名,却可看出“一进一退”的清晰踪迹,“进”的是“渔”味,“退”的是“洋”味.“一进一退”实是中外争夺南海诸岛命名权、译名权、话语权乃至主权的缩影;反之,为争夺南海诸岛的命名权、译名权、话语权乃至主权,审定岛名过程中彰显“渔”味并驱除“洋”味也就至关重要.现距1983年审定公布的《我国南海诸岛部分标准地名》近30年,政府亟须再次审定南海诸岛标准地名,审定过程中依然要顺应并促进这“一进一退”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