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古代文学

中国古代文学有着和西方截然不同的特点:如重现实、重品德、重责任、重抒情、重表现等,中国文学始终歌颂和平、歌颂友谊、歌颂正义而从业不歌颂战争、歌颂暴力、歌颂卑鄙、阴谋诡计,中国文学与史、哲没有严格的区分等,因此,对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要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文学理论,但不能硬套硬搬西方的文学理论,尤其不能把西方文学理论的一些术语当作标签到处乱贴.这些年来我们在这方面积累了较多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些年来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工作,从观念形态到方法路径,进行认真总结和反思.总的来看,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还是要用中国文化学的视野,还是要回到中国文学研究的传统领地,还是不能撤换掉中国文化的大背景.     

论创业者形象的塑造

一塑造“四化”创业者形象,这是新时期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当前文学创作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 在建设“四化”的新长征路上,文学需要暴露陈旧的、腐朽的东西,但也需要歌颂进步的、美好的事物.对前者的挞伐,将激励人们顽强战斗,在“四化”建设中保持清醒的头脑;对后者的歌颂,将为人们指出一条光明之路,树立学习榜样.歌颂什么,暴露什么,直接同塑造什么样的人物形象连在一起.有的同志认为,文学的作用就在于干预生活,暴露生活的黑暗面.因而他们主张新时期文学也应以暴露为主,不必强调塑造     

转型与嬗变——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走向

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有过引人注目的轰动,也有过艰难的求索,其精神走向是纷繁复杂的.它在"文革"后,恢复了"写真实"的精神品格,使新时期文学复归"五四"文学传统,由过去的"赞美歌颂"变为"批判的利器".在市场经济的浮躁与喧嚣中,现实主义文学由歌颂"理想"转向表现"世俗",展示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关怀当代人的精神世界,努力走近存在之本真,体现了一种新的精神走向.现实主义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的主潮,也一直以宽容的心态,不断吸纳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营养,提升精神品格,使其视野开阔,艺术风格更加多样化.     

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任侠主题

描述、歌颂游侠形象,开掘、赞美任侠精神,是两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一个传统文学主题。这个传统文学主题的创立、扩展,既是当时社会现象的反映,又是与当时的时代思潮相关联,适应了寒士阶层的历史性斗争的需要。     

惠特曼诗歌创作中的民主自由因素

沃尔特·惠特曼文学思想和写作风格对世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草叶集》歌颂自我,歌颂劳动和劳动者,歌颂大自然,批判奴隶主和蓄奴制度的血腥本质,歌颂黑人对国家建设的贡献,饱含了诗人对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和向往,充满了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意识。     

悖逆与回归——浅论明代讽刺喜剧

"讽刺性"渗透于中国古典喜剧各个历史时期,历经漫长的文学衍化,中国古典喜剧形成"歌颂性喜剧""讽刺性喜剧"双峰并峙局面.明代"讽刺性喜剧"悖离元代"歌颂性喜剧",完成了对讽刺传统回归和集成.     

关于汉赋的“歌颂”

对于汉赋的“歌颂”,当代有这样两种意见: 汉赋否定论者说,汉赋“以歌颂为主”,“一味郊庙颂歌赞君美”,“为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因此,它是“颂圣之作”,是“为皇权服务的工具”,是“供剥削阶级娱乐”、“填补统治者精神空虚”的“御用文学”、“官方文学”、“贵族文学”、“宫庭文学”,是“反现实主义的,无进步意义可言的”东西,应该把它从我国文学发展长河中作为“一段     

试论中国当代文学颂歌时代的出现

中国当代文学 (十七年文学 )是以歌颂为主的 ,本文将从诗歌、小说、散文等几个方面论述十七年文学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大一统的局面。     

略论二十世纪东方文学的特征

正如古代东方文化曾居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一样，古代东方文学也曾有过辉煌发达的历史。随着近古以后东方社会与文化发展的滞缓，东方文学的发展也放慢了步伐。近代东方文学的成就较之古代逊色了不少。跨入20世纪以后，东方文学发展甚速，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综观之，有如下几个特征：（一）20世纪以来东方文学的主流是反帝反封的，歌颂、反映、鼓舞当代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的。作品大多具有鲜明的战斗性、爱国性、大众性。格调上是要求自由的、歌颂斗争的、反映生活的、积极向上的，而那些消极的、堕落的、低级趣味的、脱离现实生活的…     

论歌颂性喜剧——以莎士比亚喜剧为例

提起喜剧,人们马上就想到讽刺,殊不知,喜剧不仅可以用来讽刺,也可以用来歌颂。在我国新文艺的实践中,歌颂性喜剧这一朵鲜花已经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现在的问题是,对于这一喜剧艺术形式的研究还没有认真开展起来。本文拟就歌颂性喜剧在喜剧史上的地位、歌颂性喜剧的特征以及歌颂性喜剧中崇高与滑稽间的辩证关系等三个方面加以探讨。     

“抬类词”共时分布的历时考察

表示“两人或两人以上合力举物”义,现代普通话用“抬”,方言中还有“扛”和“舁”,历史上这些词之间存在着竞争替换关系.从东汉起“舁”一直是通语中的主导词,直到明代被“抬”所取代;与“舁”基本同期出现的“扛”,历史上很可能是一个南方方言词,元以来也曾北上过,只是清以后逐渐从北方撤出;“抬”始见于唐代,明代以后逐渐成为新的通语主导词,“抬”很可能起源于江淮官话,然后往北往南扩散     

《〈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之我见

近期公开发表的《〈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征求意见稿》有以下几个特点:(1)维持了"三大块"的理论框架;(2)实现了从辩证自然观到系统自然观与生态自然观的转移;(3)扩大了技术论和创造性思维内容的比重;(4)突出了科学和技术的区别、科学和技术的社会体制属性,以及科学、技术与社会互动关系的问题导向。总的看,"新大纲征求意见稿"时代气息明显增强,服务现实意识强烈,但基本理论进展不大,逻辑性似有遗憾。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特点新探

中国二十多年的经济体制改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积淀了丰硕的成果。这场改革具有两个鲜明特点:(1)从改革方式看,是“渐进式改革”;(2)从改革内容看,是“创新式改革”。两个特点交相辉映,共同演绎出了一曲举世瞩目的华彩乐章,构造了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前奏。充分认识和理解两个特点及其相互关系,是总结这场改革运动丰富经验的重要方面,并对于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推进整个改革开放大业具有重要借鉴作用。     

不问鬼神问科学:谢颂羔的小说《雷峰塔的传说》——白蛇传的现实化改写研究之一

谢颂羔编著的中篇小说《雷峰塔的传说》(又名《白娘娘》),去除了原有故事的传奇性,白娘娘不是蛇妖,而是普通女性,因为被色鬼和尚与许宣的姐夫李某陷害,被误认为是蛇妖。作品从提倡科学、反对迷信的角度诠释白蛇传,将神话故事放到"五四"时代的启蒙语境中进行现实化改写,认为蛇变人或人变蛇是无稽之谈,直露地批判迷信风气,宣扬"德先生"和"赛先生"思想,具有鲜明的"五四"烙印。实化改写固然契合了"五四"的启蒙语境,然而给作品造成某些弊端,使作品显得平淡乏味。作品对某些传奇情节予以现实化解释,造成细节的失真,难以令人信服。     

论唐代保辜制度的完善及其立法借鉴

保辜制度是中国传统法律中一项独特的法律制度。它在中国延续几近千年,在中华法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认为,至唐代保辜制度正式入律,并且已经具备了很强的可操作性,并在实践中引入了比较完善的保人担保制度,从而使唐代的保辜制度从立法到司法都取得了较高的成效。而保辜制度的实施对人际关系修复的效果对我们今天的立法思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人们通常认为,马克思哲学是黑格尔的"合理内核"(辩证法)加上费尔巴哈的"基本内核"(唯物主义)。本文主张,马克思的方法论主要来自黑格尔的辩证法,但辩证法的载体并不取自费尔巴哈,而是取自康德,马克思从康德的"实践理性"中剥离出"实践"概念,赋予它以新的含义,并在这一概念的基础上创立了实践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的宗旨是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自由是受制于物质生产关系的,因而需要通过革命改变这种关系。其实,不但马克思的自由概念来自康德,而且他的物质生产关系的概念也是对康德的自在之物秘密的揭示。总之,康德是通向马克思的桥梁。     

求新须先求真——就《辨骚》“博徒”“四异”新解问题与李金坤先生商榷

李金坤先生在《文学遗产》发表《〈辨骚篇〉“博徒”“四异”正诠》,认为《辨骚篇》中的“博徒”与“四异”,是刘勰由衷钦敬的褒美之词。观点虽新却失真,故不能成立。因“博徒”乃古代常用词语,古籍中均用为贬词,未见有用作褒词者;李先生引《知音篇》中的“博徒”来证明《辨骚篇》之“博徒”为褒词,属断章取义的曲解。刘勰在对《楚辞》的总体定位以及对《楚辞》作品的具体评价方面都存在深刻的矛盾,这是不可回避的。     

中国规模化畜禽养殖的现状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利用1998—2011年中国畜牧业数据,对中国规模化畜禽养殖业发展状况以及规模化养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中国规模化畜禽养殖的发展程度比较低,但规模化畜禽养殖是中国畜牧业发展的必然趋势;（2）中国畜禽粪便产生量较大,牛和家禽养殖的粪便是中国畜禽养殖粪便的主要来源;（3）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对环境的影响不大,但在部分地区,畜禽养殖粪便产生量对环境还是具有一定的胁迫压力;（4）目前中国畜禽粪便造成的水体流失较高。     

从叶适到朱熹:"过不及"辨略

《论》《庸》开启的过不及论题,系儒家中庸哲学之一重要部分。其在宋儒得以反响与接应,确有两系之分路:主理的朱子一路,主物的水心一路。遮表之诠,固由佛家因明学所盛讲,其否定与肯定之命题形式,却也符合水心、朱子直面《论》《庸》之情形:朱子将顺的或正的逻辑为取径,吾人是谓表,水心以逆的或负的逻辑为路向,吾人是谓遮。而过不及命题与叶水心人性修养之普罗主义的主张,与责任承担之儒家精英主义的水心、朱子之不同进路的考辨,尤有趣味。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

李白对<诗经>的接受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他在思想上自觉把<诗经>当作反对齐梁柔靡之风的武嚣;第二,他与<诗经>有着相同的精神契合点即抒发性情;第三,他看重<诗经>的政治讽刺精神.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李白在其作品中从字词、句式、意境、手法、题材等各个方面对<诗经>进行了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