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朝佛教对诗人文学观的影响

六朝时,随着佛教的流行,佛教思想几乎影响到每个重要诗人的创作,并进一步影响到其文学思想的形成。这一影响过程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其一,佛教往往与道家思想一起影响诗人对文学的审美性进行强调和思考,并由此对抗儒家对文学的社会功能的强调与约束,从而促进了"文的自觉"时代的到来和蜕变。其二,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与往往处于社会边缘化的诗人建立了良好而亲密的关系:诗人改变着佛教,使佛教由严格意义的宗教转化为文化宗教,成为中国文化重要的一部分;佛教也改变着诗人,使边缘化的诗人找到心灵平衡的支点,更加陶醉于怡情适性的文学创作,促进了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王国维意境说对王昌龄意境说的继承和发展

“意境”是充满着中国艺术特性的美学的范畴。最早提出“意境”的是唐代的王昌龄的《诗格》。《诗格》主要是探讨诗的创作规律的。《诗格》推动了唐代诗歌创作和诗歌创作理论的发展。佛教对于诗人的影响 ,最主要的还是禅宗的思维方式。意境说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产物。王国维的意境说是对文学艺术创作和欣赏综合美感规律的探究。意境说形成后 ,逐渐成为古代独特的文学艺术创作与欣赏的理论核心 ,也逐渐成为现代衡量文学作品的艺术标准。     

略论"人间佛教"

"人间佛教"作为专有名词出现,是在太虚大师<怎样来建设人间佛教>一文中,作为现代特有的佛教理论思想体系则形成于20世纪,对于"人间佛教",谈论倡议者络绎不绝,这一理论思想体系是现代中国佛教思想家依据佛法基本原理,对转型社会与现代生活提出的众多问题的长期创造性思考的积累.其中,太虚大师(1890～1947)是"人间佛教"思想的创立者,印顺法师(1906～)、赵朴初(1907～2000)、星云法师(1927～)、净慧法师(1933～)等人则为"人间佛教"的杰出代表.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联系

许地山的学术成就与印度文化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佛教和印度文学两个方面。其人生观和文学创作受到佛教的深刻影响 ;其佛教研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他对印度文学作品的译介和研究为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和中印文学比较研究做出了开拓性贡献。     

唐代佛教寺院文化与诗歌创作

以寺院、精舍、招提、兰若等为题材的诗歌在唐诗中占有相当的比重,构成了唐人诗歌创作的一个重要现象。唐人诗歌中这类题材数量的众多,是唐代佛教兴盛与佛教寺院文化发达影响的结果。佛教寺院独特的山水景观与人造景观,为诗人提供了创作之诗思与素材;诗人独游与群游寺院时,作为一种表现与交流的需要以及在寺院的寺壁题诗,刺激了诗人创作的兴趣;而以官僚文人以及寺僧为首,在寺院组织的诗会联唱活动,也对诗人的创作以及联唱体式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李商隐佛教思想探讨

本文通过追溯李商隐与佛教的渊源关系 ,探讨了佛教对其思想及诗文的影响。李商隐身处晚唐末世 ,自幼丧父 ,中年丧妻 ,虽有才华 ,但一直遭受排挤、打击 ,只身漂泊于幕府之中。坎坷的际遇 ,给诗人带来了苦难 ,也是诗人走入佛学世界的巨大动因。从李商隐的一些诗歌我们可以读到他对佛教的理解与耽习 ,也可以窥到诗人独特的内心世界 ,那是巨大痛苦折磨之下的逃避 ,平静的背后隐藏着一个痛苦的灵魂     

原始佛教经典中的管理思想述评

原始佛教经典中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它们既反映了佛教初创时期面临的处境,也显示了佛陀本人在管理教团、理顺社会关系以及治理国家等方面所作的思考和探索.这些思想中始终贯穿着"众生平等"的准则.     

宋初晚唐体清寒苦吟诗风与佛家怀抱

宋初晚唐体诗人清寒苦吟诗风一为晚唐诗人的自然过渡,二为诗僧和仕途失意、生活寒苦文人的自然选择。其"清寒、苦吟"诗风源于晚唐诗人贾岛和姚合。晚唐体诗人与佛教的关系,在他们的诗歌作品中多有体现。究其原因,乃是佛教"人生皆苦海"的理论迎合了他们的心理需要。宋初晚唐体诗人在佛教中为自己"清寒"、"悲苦"的生活命运找到了终极关怀。     

唐诗中杨花意象之流变

意象是构建诗歌意境的必备要素,诗人往往喜爱营造意象,用意象进行思考和表达.自然花草树木是诗人所钟爱的意象,随着时代的不同,也被赋予约定俗成的象喻意义,但由于诗人情感、审美情趣各异,也拥有不同的情思.杨花因其特质,在唐诗中经常出现,又因时代的不同,在数量、意蕴上而独具特色.杨花意象在和不同意象的组合中,也产生了不同象喻意义.     

当代新诗创作的“无用”之“用”——以当代彝族诗人的创作为例

吉狄马加、阿库乌雾以及吉木狼格三位当代彝族诗人的写作成熟而颇具代表性,在三位表现殊异的作品里,各不相同的“思考”隐约形成一个谱系,这一谱系不仅是诗人对创作方向的理解,同时也体现了彝族诗人新诗创作的进入角度。在今天的诗歌写作里如何处理现代生活,如何在毫无着落的、繁复无趣的日常经验中找到坚实与归属感,是所有诗人共同面对的问题。     

《归去来兮辞》在朝鲜朝国语文学中的接受与影响

晋代诗人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不仅引发了其后众多文人的强烈共鸣,而且它作为一种"召唤结构",满足了朝鲜朝时期诸多文人的期待,成为朝鲜朝文人言说自我的一种象征语言.朝鲜朝文人通过对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词语、诗句及意境的引用,在时调和歌辞中充分表达了自我的内心诉求,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朝鲜朝时调和歌辞的创作.     

百年来回鹘文文学研究回顾

维吾尔族是一个富有文学传统的民族 ,历史上曾涌现出大量的文学作品 ,内容丰富 ,体裁多样。以其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 ,大致可划分为三个时代 :鄂尔浑时期 (840年漠北回纥汗国灭亡以前 ) ,佛教、摩尼教、景教在回鹘中流行时期和伊斯兰教时期。本文所述仅指第二个时代。其特点有四 :1 .文学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深受佛教、摩尼教的影响 ;2 .所使用的语言为回鹘语 ,文字主要是回鹘文 (本文所述不包括用回鹘文撰写的具有伊斯兰教色彩的文学作品 ,如《福乐智慧》、《先知传》、《升天记》等 ) ,仅有少量文献用摩尼文或其它文字书写 ;3.几乎没有传世…     

从敦煌佛教歌辞看唐宋诗歌创作思想的转变

唐宋两代诗歌的繁荣呈现出两种风格迥异的特性和面貌。一般把宋代诗歌的议论化、散文化的创作倾向归于的科举策试制度。从敦煌佛教歌辞来看,创作主旨十分明确,宗教宣传特征也很突出,其创作思想与唐宋间诗歌主理尚意的文学思想表现出很大的一致性。佛教为了广泛宣扬宗教思想,创作了大量佛教文学作品,同时十分注重对我国民间文学体式的吸收运用。而大量的佛教文学创作实践,一方面对民间文学作品有较大的提升和改造,同时反过来对我国传统文学理论及文学创作也有较大的启发和影响。研究唐宋文学思想的转变,应当重视佛教和民间通俗文学作品的影响。     

接受与转化:论韩国诗人郑芝溶对古典意象的处理

韩国诗人郑芝溶被誉为韩国现代诗歌之父,于1941年出版了其第二本诗集《白鹿潭》,学界以此为界称其之后的诗歌为后期诗.《白鹿潭》收录有25篇诗歌与8篇散文诗,若说前期诗集着重凸显"大海"之意象,而后期诗则倾向于"山"之意象;诗歌形式上,散文诗的比例增多,汉字和古词的运用亦占据较大比重.郑芝溶的自然诗本质上有别于韩国传统的自然诗,形式上虽保有儒家山水诗的特点,但是作为接受过新文化洗礼的诗人,郑芝溶的诗以对古典诗歌意象或接受、或扩延、或转化的方式不断适应现代诗内在的变革诉求,使古典意象在现代传承中成为创新的酵母.     

佛教与韦应物及其诗

韦应物是中唐著名诗人，也是中唐大历、贞元诗人中深受佛教影响的诗人之一。韦应物的崇佛习佛有其社会思想根源。唐王朝自“安史之乱”后，朝纲混乱，政出多门，内有宦官弄权，外有强藩割据，统治者无心治国，党同伐异，亲亻妄远贤。士大夫阶层在这样险恶的政治环境里，一方面要立足社会，实现自我；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人格，因此时常产生痛苦的心理。随着中唐佛教的发展，士大夫间普遍热心佛说，从佛教中寻找精神归宿。就韦应物来说，其崇佛还有更具体的主观原因，除了其遭受仕宦风波原因外，还有重要的两点：一是丧妻的打击，二是长年遭受痼疾之苦。韦应物与佛教的密切关系也正是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韦应物的诗歌创作也深受佛教观照思维方式的影响，其诗作蕴含着禅宗所推崇的静寂与冲淡的内在精神，有不少妙悟禅境之作     

悼亡诗词中生死的历时性

生死问题是文学上的一大母题.关于生死问题,中国古代的诗人们应该是最早的自觉体验的人群.他们是诗人,也是"思人".悼亡,就是活着的人对死的思考,并随着人生的体验又将这种思考上升到哲学层面.潘岳的<悼亡诗>开启了后来有关悼亡题材的诗歌创作.元稹的<遣悲怀>对生死问题的哲学思考初露端倪.真正将文学中的生死问题上升到哲学高度是苏轼.诗词中对生死的忧患至清代的纳兰性德达到顶峰,其词具有批判性的哲学思考.他们的悼亡诗词具有文学中生死的历时性.     

印度经典汉译的历史、现状和展望

自汉代以来,中国翻译了大量印度经典.古代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以佛教经典为主,兼有哲学、天文学、医学经典等.在这一过程中,中华文化得以丰富,翻译经验得以积累.唐宋以后,中国对印度经典的汉译走向衰落.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知识界再次开始关注印度经典,尤其是泰戈尔的文学作品.上世纪中叶,中国开始组建、培养精通印度语言的专业人才队伍,印度经典的汉译由此取得重大成果,其关注领域较之古代亦有很大变化,并且在印度两大史诗、印度古代宗教哲学经典、古典梵语文学作品以及现代印地语、孟加拉语、乌尔都语文学作品等领域成绩卓著.近年来,商业化的翻译实践有所发展,但面临诸多问题.当前,结合中印两国的实际情况,综合考虑重要性和可行性,中国最值得也最适合开展印度古代及中世纪经典的汉译,翻译过程中须注意借鉴已有的翻译传统.     

论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现代意义——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

本文以儒佛道三教关系为视角探讨了中国佛教的曲折发展及其在现代社会的意义与作用.认为外来的佛教在同中国固有的传统思想文化相互冲突与相互交融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的民族宗教,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中国佛教文化,千百年来对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上中国传统文化对外来文化的第一次大规模传入所进行的成功交融,至今仍对我们的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与儒、道为代表的中国固有文化的相交互融中,中国佛教形成了许多不同于印度佛教的特点.在现代社会,中国佛教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佛教的人生哲学可以给人以思想启迪,佛教的文学艺术可以给人以精神享受,中国佛教的圆融和谐精神对于当代的文化建设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从马克斯·韦伯的角度看大乘佛教的“天职”观

作为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改革,"人间佛教"也和基督新教一样,提出了佛教特色的"天职"观,这一点被邓子美认为是"人间佛教"最为成功的一点,然而由于"人间佛教"理论本身的缺陷,导致了佛教与现实生活之间的"张力"至今未解。本文以马克斯.韦伯的角度出发,从佛学、经济学、伦理学等多个角度,尝试性地做了"张力"的消解,为以大乘佛教理论为指导的"人间佛教"在现代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今天,积极适应现代社会的价值观、积极走上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做了初步的探讨。     

“人间佛教”与传统文化现代化

晚清民初,传统中国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传统文化亟待现代化.在此背景下,太虚(1889-1947)以其高度的历史文化自觉,揭橥"人间佛教"之帜,宣称"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佛即成,是名真现实"[1](P233).经过数十年、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人间佛教"日益壮大,影响显著.有论者指出:"坚持人间佛教的发展道路,实现传统佛教向现代佛教的转变,成为自太虚以来当代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和共识."[2](P125)"人间佛教"适应时代需求以推动传统佛教现代化,既包含生活层面、精神层面,也包括人世思想、出世思想,更兼具现代特色、传统特色,不仅成为传统文化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也是传统文化现代化的成功个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