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的命名及其后果——略论中国现代悲剧观念的起源

现代汉语词汇“悲剧”可能是个外来词,原本是日本文化界为翻译“tragedy”而新造的一个日本汉语词.这个词大约在20世纪初被留日的中国学者习得并引入中国.由于未意识到该词外来语的性质,中国学者长期以来对之可能存在望文生义之处,过于重视悲惨故事和悲惨结局在“悲剧”文体中的决定性作用.20世纪初,中国学界普遍的救亡图存的心理对此种中国式“悲剧”观念的流行有着直接的推动作用.因此,当中国学界以“悲剧”指称“tragedy”时,“悲剧”不复是“tragedy”的简单译名,而是将“tragedy”命名为“悲剧”,“悲剧”这个现代汉语词汇自身固有的多种中国式的意涵成了理解“tragedy”的先决条件.由是,产生了学界关于悲剧的诸多争议.就汉语语境来说,“肃剧”是对“tragedy”更为恰切的译名.     

“汉语权利”向“和化权利”的变异和回归

“汉语权利”指的是在中国本土形成并融入现代汉语、指称范围不包括任何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和化权利”指汉语的“权利”一词进入日语法学后发生变异、指称范围包括各种公共权力的“权利”一词，后者严格来说属于未经翻译的日语。“汉语权利”诞生于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随后进入日语法学并保持了20余年的主流地位。“和化权利”出现于日语法学的时间大体在19世纪80年代，经过与“汉语权利”的竞争，到20世纪初完成了定型化，同时开始返流中国。“汉语权利”与返流中国的“和化权利”也有过竞争，但毕竟势单力薄，顶不住。清末和民国时期的汉语法学全面承袭了以和化的“权利”为核心的话语体系。“和化权利”在当代汉语法学研究领域影响日渐式微，但在法学基础理论教学领域仍处在主流地位。当代汉语法学应全面回归“汉语权利”,同时吸纳“和化权利”的合理因素，形成以法权或其他本土化概念为核心的话语体系。     

汉语经历体标记“过2”与朝鲜语对应表现的对比分析

汉语经历体标记“过2”在朝鲜语中的对应表现有三种,分别为“-((m))n t(fe)k/ili itta/(e)pta”、“-apota-ass”和“-ass-(e)ss”.通过朝、汉语经历体标记的对比,可以揭示出两种语言经历体的共性与差异,进而探讨汉、朝语经历体标记的形成机制.     

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

新时期汉语新词新语的爆发式产生,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汉语词汇,使汉语充满了勃勃生机,同时也给汉语词汇系统带来了巨大的冲击.文章探讨了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的界定问题、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中“X”的语义与功能特点以及新时期汉语“X”族词语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关系.     

斯威夫特与古今之争——为新文化运动100周年而作

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欧洲知识界爆发了一场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的“古今之争”.迄今为止,学界大多把“古今之争”仅仅视为文学艺术原则或广义的学问原则之争.实际上,“古今之争”更关涉古代文明与现代文明的优劣,是古今政制原则的优劣之争.通过解析斯威夫特的《格利佛游记》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我们发现“古今之争”是西方现代文明史上的一次古今政制之争.     

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文化发展战略:重构汉语文教育目标

反思汉语存在的文化生态危机,从全球化时代国家文化战略出发谋划汉语未来的发展.深度培育汉语的表达活力,由活力汉语来承载国家的文化创造力.这就需要创造性重构汉语文教育的真正目标:从消极语用的“接受本位”转换到积极语用的“表达本位”乃至“表现本位”；着力突破“适应论”教育理论和“以本为本”的狭隘课程形态,深远培育学习者的“汉语童子功”,即以“思”为中枢、以“听、读、视”为基础、以“说、写、评”为指向的七字能力体系.由此而开辟“文化强国”的中国道路,主动应对全球化时代多元文化的博弈.     

汉语思维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内在影响

长期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注重与西方联系的“现代”,而忽略与传统文化精神联系的“中国”,甚至导致了“中国”的迷失.中国现代文学为什么不是西方现代文学,就在于它的根在“中国”,在于汉语思维与西语思维的根本差异.鉴于此,从汉语思维角度审视中国现代文学就显得极其重要.而从此角度梳理汉语以及汉语思维的独特性,厘清民族记忆的汉语表现、西方意识的汉语阐释,则理应成为一个急不容缓的重大命题.     

评布罗代尔《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

法国史学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对地中海15-17世纪的研究举世闻名.(地中海考古--史前史和古代史>,是他研究15-17世纪地中海历史的一个副产品.     

论“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与美学价值

“汉语新诗”概念是针对两岸四地当前自说自话的诗歌史写作及其背后有所偏隘的文化理念而提出的,具有其必要性;另一方面,从历史上看,“汉语新诗”概念及其理论运行具有一定的必然性,本文提出重新发现“汉语”,亦即对“汉语新诗”的语言学基础的重新确认,是对其主体性的重建.而“汉语新诗”的理论运行又自动呈现了不言而明的“沟通”意义与融合共生的美学价值.     

“返为自主国”：汉语进步论与中国近代的文化认同、政治理想

近代以来,随着殖民进程的开展,西方语言学家把世界语言分为若干种类,影响最大的是19世纪提出的形态三分法,其中把汉语定为最原始的语言。20世纪上半叶,一批中国语言学家提出汉语是一种最进步的语言,形态三分法乃是西人文化偏见的产物。但这一观点并不意味着中国学者因此把中国文明视为世界上最先进的文明。这个观点的提出,既和他们谋求汉语语言学学术独立的目标有关,更和一个“独立”、“自主”、“和平”、“一切以等夷相视”的世界政治理想声气相通。它既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中国文化对“西方冲击”的被动“回应”,又不能简单地视之为“中国中心”的兴起,也并非“西方中心主义”的简单倒置;而是中国人利用古今中外的思想资源,对自己形象和世界理想的营造。     

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及其东亚汉语教育史价值——兼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时期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

在我国,关注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者还不多,从类别、体例、结构形式入手,考述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来源,可以有效说明其语体性质,特别是其在东亚汉语教育史上的价值.以东亚汉语课本编撰史研究价值、东亚汉语教学史研究价值,以及东亚汉语言文字史研究价值发掘为基本目标,对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的学术价值进行探讨,就汉语言文字史研究来说,意义重大,比如包括汉语语音史、汉语文字史、汉语词汇史等学术领域的意义.而与朝鲜朝、日本江户明治汉语官话课本进行比较,则凸显了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在东亚地域汉语史视野内所具有的较高学术地位,并说明研究近代越南汉喃“小学”“蒙学”课本文献语言非常具有必要性.     

《马氏文通》与中国对比语言学的肇始——基于对《马氏文通》语言学元语言系统的分析

《马氏文通》建构了自己的元语言系统,充分体现了马建忠对建立汉语语法学和开创中国语言对比研究的贡献及其对后世的影响：马氏的模仿不是机械的,而是部分地继承了中国古代语法学说,结合汉语的实际,将西方的语法理论运用于汉语语法现象的分析;突显了汉语的“字”不同于英语的“词”,用“字类”替代了西方语法学中的“词类”;马建忠的“实字虚用”和“虚字实用”,直指“汉语实词不可分类”的事实;在字类中专设“助字”,体现了汉语助词与英语虚词的不同功能;“句读”及省、顿、次、式等概念,“为华文所独”,体现了中国古代文章学与现代“篇章学”的有机结合.马建忠较为成功地建构了汉语的语法体系,体现了“体用结合”思想.     

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

15-17世纪是英国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时期.在这一时期,以王权为核心的世俗政治体系逐渐发展起来.15世纪开始,随着王权的增强,英国国王开始在国内推行宗教改革、经济改革,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也成为其整合英国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15-17世纪英国王权对知识分子群体的控制有助于更全面地理解转型时期的英国社会发展状况.     

汉语国际传播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策略与路径

积极推动汉语的国际传播是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效工具.当今汉语国际传播在汉语教学本身及汉语承载的文化传播两个方面存在不足,有必要进行策略重塑和路径创新.策略重塑包括传播理念的“去工具化”、传播形式的“柔性化”和传播媒介的“丰裕化”等.路径创新则可以从分类传播、典型引领和受众体验驱动等方面着手进行.     

世纪之交汉语修辞学的走向

世纪之交汉语修辞学的走向胡性初一、近百年来汉语修辞研究流变“汉语修辞逐渐从古代文论,古代诗话词话中分离出来,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那是本世纪初的事情。”①２０世纪的近百年间,可以看作是汉语现代修辞学从草创、形成到普及、发展与开拓的时期。（一）１９...     

汉英结构差异之认知研究

本文从英语作文的病句入手,以认知语言学的理论为基础,对英、汉语的结构特点作了分析研究,认为“话题-说明”为主轴的语义语法更能概括出汉语的基本特点,而英语是以“主语-谓语”为基本结构的形态语法。明了英、汉语结构的这种基本差异,对于学生写好英语作文会有切实的帮助。     

文学史上的王鼎钧

20世纪50年代以来,王鼎钧以其丰富的散文创作推动着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革新,他的“人生说理” 散文以其人生体验和审美观照的完美结合而为后人推崇,他的“原乡”书写以其独特的“乡愁美学”传达出人生观照 的复杂性和丰富性,他的“宗教散文”以超越宗教的日常智慧让人体悟到一种“散文魔法”。这奠定了王鼎钧散文在 20世纪汉语文学史中的地位。     

"现实-象征-玄学":汉语象征诗学的内在结构--论袁可嘉的"新诗现代化"问题

20世纪40年代,汉语象征诗学的发展出现了一次根本性的转变.以"新生代"诗人为代表的新诗创作真正确立起了"现实-象征-玄学"相结合的全新的汉语诗学形态,这一构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象征艺术的真正本性,而对这一新的诗学形态作出全面的论证和总结的正是"新生代"诗人之一的袁可嘉.     

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的进程和教训

英国劳动力转移与城市化进程始于中世纪,先后经历11—13世纪的“快速发展期”,14与15世纪的“衰落停滞期”,16和17世纪的“恢复期”,18和19世纪的“加速发展期”,以及20世纪的“完成期”等不同的历史时期。英国城市化历史不仅留下一些经验,也出现过许多失误和教训,其中有些失误在今天第三世界城市化过程中还不断重演。反思这些失误和教训是正确认识英国城市化历史的组成部分。     

“五四”与新时期文学语言比较论

“五四”与新时期是20世纪中国文学语言成就最大的两个时期,二者之间很难做出孰优孰劣的判断。但“五四”时期,汉语刚刚经历剧烈的语言转型,难免有粗糙、混杂之弊。新时期的文学语言有两个明显进步：首先,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融合与协调,汉语克服了早期语言的混杂与生涩,充分显示了融合与成熟。其次,与现代30年文学语言整体的朴素与平实相比,莫言、苏童、林白等作家创造了绚烂与富丽等多种语言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