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化什么"和"怎样化"

"化什么"和"怎样化"是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两个核心问题.在"化什么"的问题上要提出具体化的内容设计,按照"要精要管用"和"全面与重点相结合"的原则做好文本选择工作,做到明确标准,有所选择,突出重点,列出"菜单";在"怎样化"的问题上要转变思维方式,变以往的"灌输"为"传播",大胆借鉴文学传播、文化传播、新闻传播、影视传播等现代传播学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实现传播方式多样化.     

"医闹"事件中"弱者的武器"与"问题化"策略

引发"医闹"事件的常常是人们认为不应该导致死亡的病例,即医疗事故具有可争议性是发生"医闹"事件的诱因.由于医患关系信任的缺失、医疗鉴定制度的不健全、患者及其家属利益表达渠道不畅,以及缺乏解决医疗纠纷的制度化途径,患者及家属只有采用"弱者的武器"和"问题化"策略来争取自己的权益,最终导致"医闹"事件的发生.应该建立健全医疗鉴定制度和类似消费者协会的组织保护患者权益,以及制定解决医疗纠纷的法律法规等,这样才能给医生一个清白,还患者一个公道.此外,重塑医患信任关系也是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     

关于"编辑学者化"的若干思考

"编辑学者化"在出版界已经提了很多年,直至今日,仍被从事出版的编辑同行们所津津乐道.有两种相左的观点一种反对"编辑学者化",一种提倡"编辑学者化".其实在讨论这一问题时,人们陷入了一种误区,刻意追求学者的身份和对整个出版界的考量不足,使得这一问题并没有深入地讨论下去,也没有得出让人信服的结论.     

"分众化"消费——文艺"共享"空间的裂变

文艺消费在90年代随着市场化的深入,使得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在80年代建构的文学"共享"空间发生了裂变,文学艺术消费的"分众化"就是这种裂变现象之一.当代文学期刊的改版和文学图书的策划以及"新新人类"写作和80后"青春写作"等文学现象即是这种"分众化"消费的表现.     

"真"的文学观念与中国现代文学批评话语的转变

真,作为批评范畴的话语,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系统里一直处于边缘位置,与"言志"、"缘情"、"意象"、"意境"、"神韵"等相比,只起敲边鼓作用.至于客现现实一面,因为它被吸附在诗话、词话等感悟式、印象式、抒情式文学批评中,始终与主观情感捆绑在一起,所以较少指涉客观世界.只是到了近现代,中国近现代生死存亡危急的现实语境才催生了"真"的客观性内涵,使它急速上升为居主导地位的文学批评话语.它迅速地越过抒情文学传统,与现实主义挂钩,其内涵直指"人生"、"平民"等文学的"普世价值",成为批评艺苑中一道主风景线.但是随着政治现实需要的加强,它逐渐被刺离了"人生"内涵,外延也被限定在革命范畴之内,沦落为政治工具符号.但如果文学之真一旦偏离了人生、平民、人道、人类等文学的"普世价值",那么它就失去了文学存在的意义.因此追溯"真"批评话语模式转变的历史,对于我们清楚地认识文学为人生、为平民、为人类的"普世价值"的永恒意义,扭转当代文学中粉饰、娱乐、游戏、谋利的文学短视潮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论商业新业态对家庭消费出行空间的影响--城市消费"沃尔玛化"研究的一个视角

本文分析了以大卖场、超市、便利店等为代表的现代零售新业态对当今中国城市家庭消费出行半径的影响,并从消费者行为学的视角论证了城市消费空间的“沃尔玛化”,极大地刺激了城市家庭消费方式转变,使家庭消费形成了以家庭为原点的“邻里型”、“社区型”、“城市区域型”的三级消费出行空间,从而体现了各类购物行动的效率性、自由性以及休闲性、体验性,使城市人的日常消费行为转化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矛盾"的多重定义与"真矛盾论"的理论困境

"真矛盾论"是澳大利亚著名逻辑学家和哲学家普利斯特等学者为当代亚相容逻辑的理论建构提供的哲学根据.他们认为,存在"事实上为真"的矛盾.要论证这一观点,就需要首先说明什么是矛盾之"真",这就要求回到"矛盾"概念的定义.本文表明,在"矛盾"的多重定义下,"真矛盾论"无法为自身找到合适的根据:"矛盾"的纯粹语形定义是不恰当的;在语义型定义下,矛盾是无法为"真"的,如果强行赋予其"真"值,则意味着已经改变了论题;在语用型定义下,矛盾之"真"可获得相对的说明,但矛盾的"可接受性"被弱化了,同时会导致与亚相容理念相背的结果;在本体论型定义下,矛盾之"真"需要语义封闭系统的可靠性作为基础,而其可靠性并不能在语义封闭的情况下得到证明.     

论文学通感的"哲"性向度

就其内在精神言之,通感有一种向“哲”的精神,一种对于宇宙人生深层“真实”透视和关怀的冲动。这种哲学向度使得通感突破了研究者的修辞学和心理学防线而接通哲学的求“真”精神或“哲”性品质。这可以从对中西关于通感的理论史和实践史的梳理中得到证明,还可以从通感的心理学与语言学特征求证。     

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非真实化取向

后现代主义价值观是一种建立在后现代主义的怀疑主义历史观和相对主义真理观基础之上的虚无主义的价值观 ,这种价值观并没有和现代主义价值观相分离 ,而是寄生于现代主义价值观之中。后现代主义价值观对现代性历史观、现代性真理观和现代性价值观进行解构 ,并使其非真实化。“非真实化”是后现代主义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取向     

爱国主义话语的圈层化梗阻及破解路径

随着智媒体的快速发展,“圈层化”已成为人们交往交流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图层化的发展也使爱国主义的话语表达呈现出话语主体多元化、话语内容复杂化、话语空间区隔化、话语表达小众化等时代特征。圈层的兴起在为人们提供新的社交途径的同时,也解构了人们原有的社会交往与信息获取来源,给爱国主义话语建设工作带来话语的传播力削弱、话语的权威性降低、话语的引领性不足等挑战。当下,应从创新拓宽充实圈层、主动对话圈层主体、优化监督圈层文化三个层面对爱国主义话语的圈层化梗阻进行有效破解,积极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观念,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实效性。     

冷战后的中国对日外交战略选择

一个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应当是既符合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又有利于实现自身的长远利益。中国的对日战略也应该是对中日两国相关的国际形势及日本对华政策深刻研究的结果。对中国而言,对日政策的理性目标是真正的友好合作,实现共同利益,最低的底线是防止政治斗争激化导致全面对抗。中日关系将在合作与摩擦中曲折地向前发展。中国在对日关系中必须有“新思维”     

中日商贸问题的分析

本文从中日商贸的历史背景和中日商贸关系的发展,分析了中日商贸中出现的问题。就如何解决这些问题提出了相关的应对策略。     

反思中国法学界的"权利话语"——从邱兴华案切入

在中国法学界稳居支配地位的"权利话语"在描述性和规范性两个维度上都存在严重的功能缺陷,不仅时法律规范缺乏解释力,而且无力指导法律制度的设计.在关于邱兴华案的讨论中,"权利话语"暴露出它的先天不足,几乎完全忽略了保护精神病人抗辩权所必需的复杂社会条件.     

"政冷"视野下的中日经济关系

小泉政府上台以来,尽管中日政治关系趋于紧张,但是经济交往总额仍然保持强劲增长,因而出现了“政冷经热”的说法。同时,由于日本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因而有人认“政治冷经济亦不热”。本文通过对中日长期贸易和投资数据的考察,并以此作为判断双边经济关系“冷热”的基本标准,发现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和影响因素。虽然中日从1978年以来的“经热”是源于两国关系的“政热”,但在短期内,当前的“政冷”尚未殃及双边经济关系的发展而导致“经冷”。     

增强理论自信 构建中国特色的话语体系——基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视角的分析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理论自信就是自觉坚持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为行动指南。本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揭示我国的理论特色和优势,进而分析增强理论自信的重大意义;反思理论研究、宣传、教育等层面存在的问题,明确增强理论自信的路径,以建构中国特色的理论话语体系、学术话语体系、政策话语体系、制度话语体系和民间话语体系,实现对理论话语权的控制和引领。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21世纪中国主旋律影视中"革命话语"的转向研究

"革命话语"作为曾经高度符号化的叙事话语所蕴含的明确的政治倾向性和强大的意识形态宣教功能,使其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发挥着难以替代的作用,并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中国革命文艺的主导话语形态.而随着新时代的到来,社会文化土壤的变化使得"革命话语"开始发生转向.在21世纪以来的中国主旋律影视作品中,"革命话语"正鲜明地转向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