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以《洪范政鉴》为中心

学界往往把北宋《洪范》学兴起的原因,根究为北宋经学拒斥汉唐谶纬、批驳章句注疏的内在诉求,并直接归结为宋仁宗一朝积贫积弱的社会现状而赋予论者的经世意向。这一归因路径更多着眼于学术史的整体变迁潮流,忽略了被学术潮流遮蔽的历史细节,对《洪范》学兴起的“近因”还没有清楚地了解。通过文献梳理,宋仁宗御撰有《洪范政鉴》,该书承继汉唐灾异学说,沿袭历代《五行志》编撰体例,并践行于现实政治。但因为仁宗对待灾异的“不诚”态度、流为程序化的政治应灾行为,以及由此表现出的统御之术与用人之道,特别是庆历新政时期以灾异为契机的政治博弈,致使北宋现存《洪范》论著无不表现出反思这一灾异化的《洪范》学。而这正是北宋《洪范》学兴起的“近因”。只不过,我们常常沉浸在肇始于庆历年间而已经转向的学术潮流中,反而忽略了这一时期灾异化的《洪范》学以及在此影响下的经典疏释效应与政治文化实践。     

《尚书·洪范》研究的新突破——《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简评

《洪范》是《尚书》中反映殷周之际政治思想成就的一篇重要文献，自汉代至清末，它都是《尚书》学研究的中心。刘节于1928年发表的《洪范疏证》一文，大胆怀疑传统看法，将《洪范》成书下推至战国晚期，这极大影响了《洪范》学、《尚书》学和中国古典政治思想的传承与新诠。丁四新教授的新著《洪范大义与忠恕之道》,重续汉儒和宋儒的《尚书》学传统，以新的材料、新的视野和新的方法来论证《洪范》为周初作品，进而挖掘《洪范》本身的治道哲学内涵，在《洪范》著作年代考证、大义阐发和经学方法上都取得了重要突破。是《洪范》研究重回“中国立场”的一部里程碑式的代表作。     

文公礼法家同教：《家礼》的朝鲜化与朝鲜朝的中华观

朱熹《家礼》在丽末鲜初东传朝鲜半岛,被朝鲜朝的国家典章（法筵之学）与士庶日用（韦布之学）遵为不刊之典。《家礼》文献的大量创制、“冠昏丧祭”四礼仪文的反复考辨、畿湖与岭南礼学派对“家”哲学思想的发挥,充分体现了东亚儒学“家同教”的特征。与此同时,朱子礼学为朝鲜朝性理学的奠定与中华观的建构夯筑起强大的礼制基石。《家礼》朝鲜化所内涵的“语言民族主义”意味着认知、运用以及阐释华夏之礼,是承续中华道统的重要方式。通过这一方式,朝鲜朝逐步确立在东亚文明的排序以及对“我者/他者”的认知。礼义等同于中华的这一认知,不仅为朝鲜朝积极效法华夏文明提供核心价值,同时也是“一体多元”的中华观在域外礼学中的重要表达。     

刘向《洪范》五行说新论

对于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史书一般把其放在西汉《春秋》学脉络下进行叙述。其实,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来看,都应该把刘向的《洪范五行传论》置于西汉《尚书》学的发展过程中加以研究。与《洪范五行传》相比,刘向对于《洪范》学的贡献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把《春秋》学引入到《尚书》学中,从而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尚书》学;二是在解释《洪范》“五行”时用五行相生说取代了五行相胜说;三是在《洪范》“五行”“五事”“皇极”的关系中更加强调“皇极”的重要性。     

北宋《洪范》学简论

赵翼《廿二史剳记》卷二○“唐初《三礼》、《汉书》、《文选》之学”条云:“六朝人最重《三礼》之学,唐初犹然。”并称其特点曰:“唐人之究心《三礼》,考古义以断时政,务为有用之学,非徒以炫博也。”赵氏所说,似亦为中国思想史上的通例之一。及至北宋一代,其时最为重视的经书,除《易》与《春秋》外,则莫过于《尚书》之《洪范》。此篇相传为箕子所以答周武王问治道者,先秦古籍多有称述其说。两汉以后,封建统治阶级尊之为人君治天下之大法,遂亦成为学人探究之要典。然迄北宋建国,据《隋、唐·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专论《洪范》之作,仅有伏生《洪范五行     

明朝法典《大明律》在朝鲜封建王朝的传播与本土化

《大明律》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一部重要法典,高丽王朝末年传入朝鲜半岛。朝鲜朝建立后,正式接受《大明律》为朝鲜朝的刑法,并根据国情进行了本土化改造,如修订、翻译出版《大明律》执法指导书籍《大明律直解》,还通过与朝鲜朝固有法的比较以及实施过程补充和调整《大明律》的内容,使之成为名副其实的朝鲜朝法,该法使用了500多年,对朝鲜朝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交流与回响：论徐居正的《赤壁赋》题诗

徐居正一生创作了与《赤壁赋》相关的诗文作品多达百余篇。这些作品大多呈现出“抚今怀古之追思”“道仙佛禅之认同”“徜徉山水之风流”等共同主题。《赤壁赋》的东传引发了朝鲜古代文人遍学苏诗、吟咏赤壁的文学效应。其宁静隽永、淡泊超然的艺术风格契合了朝鲜朝文人以“深远闲淡”作为诗文品评的标准。《赤壁赋》在朝鲜所引发的文学效应和美学效应是“自我”与“他者”对话交流的产物,朝鲜古代文人创作的一系列《赤壁赋》题诗则是文本生产性活动的回响。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

司马迁师承孔安国说考辨陈桐生《汉书·儒林传》中有一段文字：“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字读之，因以起其家逸《书》，得十余篇，盖《尚书》兹多于是矣。遭巫蛊，未立于学官。安国为谏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马迁亦从安国问故。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     

试论《洪范》哲学思想的原始形态及其衍变

《洪范》的成书年代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清代之前,一般人根据《洪范》本文,认为西周初年箕子正式作《洪范》。近人有认为《洪范》系儒者伪托,当成于战国中、后期。其实,《洪范》多少有箕子的思想成份在内,同时又不完全是箕子的。它的流传与成书有个过程,很难确切说在某一年。例如《诗·小雅》中的思想在《洪范》中有所反映,而《小雅》大约作于西周后期、东周初期,那么《洪范》的成书不会早于这个时期,至多也是同期。另外,《洪范》的言语,又被《左传》所引用,《左传》有三处(文公五年、成公六年、襄公三年)引《商书》上的话,都出自《洪范》。因此,《洪范》成书的年代最晚又不会迟于《左传》。     

《春香传》是一枝传播与发展中国文化的娇艳之花

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有着悠久的历史.中朝两国唇齿相依,在漫长的睦邻友好的历史长河中,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关系极为密切.据《三国史记》记载,在唐文宗时新罗就曾经派遣上百人到唐朝留学.这些人学成后归国,无疑对中朝文化的相互传播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春香传》这部朝鲜古典名著、朝鲜民间文学的杰作就是中朝文化交流的结晶.     

顶点与终点:薛斐尔在美国与朝鲜朝建交中的作用

1882年5月22日,薛斐尔代表美国与朝鲜朝签订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美国成为第一个与朝鲜朝建立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薛斐尔也成为打开朝鲜朝国门的第一人.薛斐尔与朝鲜朝的最早接触源于奉命调查“舍门将军”号事件,借助日本斡旋美朝关系受挫后,最终在中国的帮助下完成了《朝美修好通商条约》的签订.经济扩张主义思想是薛斐尔推动美朝建交的原动力,而其外交智慧和坚韧性格也是条约最终签订的重要保障.尽管薛斐尔在美朝建交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但由于是受前任政府的委派以及发表了有关中国的不当言论,薛斐尔并没有受到美国政府的应有重视.     

《宋史·王柏传》勘误

王柏,朱子嫡传,《宋史》有传。然《宋史》本传中有关王柏学术见解及著述的记载却多与史实不符,今略作考辨。1.《王柏传》载其论《书》曰"大禹得《洛书》而列九畴,箕子得九畴而传《洪范》。范围之数,不期而暗合。《洪范》者,经传之宗祖乎!"(《宋史》卷四三八《王柏传》,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第12981页)按:危素《王柏补传》与《宋史·王柏传》相校,仅多数     

郑蕴汉诗中的中国典故研究

郑蕴是朝鲜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文人和学者,他生平积极参政,同时创作了604首汉诗.郑蕴诗作中引用朝鲜朝典故少之又少,反而广泛引用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忠臣义士、有谪迁经历的臣子、品格高洁的隐士及重情重义的事典,以及《诗经》《论语》《孟子》《楚辞》等先贤的著作,杜甫、文天祥等诗人作品中的语典,这体现了郑蕴深受儒家文化熏陶下的文学审美趣旨,更表现了中国与朝鲜半岛自古以来深刻的文学、文化交流关系.     

朝鲜朝文人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

王粲诗赋光耀千古,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的中国赋文,也影响了朝鲜朝文人,朝鲜朝中期文人李安讷就是其中的一位代表.李安讷以王粲作品为载体,引"王粲赋"、"登楼赋"典故和化用王粲赋句入诗,撰写仿作《次王粲登楼赋》,成为朝鲜朝"和粲赋"中一面重要的旗帜,推动了王粲赋在朝鲜朝的传播.故探讨李安讷对王粲及其赋的接受对中朝文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尚书·洪范》的道统观和王道思想

《洪范》总结了西周以前的治世理念和政治智慧,开启、影响了此后中国传统政治的基本精神。它既开儒家的道统观念之源,也初步确立了道统与治统之别,并试图以道统来统摄治统。这一思想高扬了道的至上性,消解了君权的神圣性,激励着后世儒家"弘道""践道"的价值追求和独立思考的精神。同时,《洪范》所论"九畴"内涵丰富,各有侧重,关系密切,互为呼应,且诸畴因"皇极"之"建用"而汇聚、贯通为一体。借助"九畴"之说,《洪范》构建了一个寓意丰富、体系宏大的政治哲学体系,展现了先民深厚的生存智慧和深刻的治世理念。而在关于王道理想的构建中,《洪范》对于君道的阐释与发挥尤为令人深思:君极之立与否,实际上构成了其能否召唤、凝聚天下人心以及王道能否得立的关键性因素。     

朴趾源《热河日记》初探

朴趾源是18世纪朝鲜实学派的杰出代表,倡导"利用厚生"学说,主张北学中国。1780年,他随朝鲜使团访华,所撰访华游记——《热河日记》,兼具史学文献价值、文学鉴赏价值、政治经济实用价值,不仅是朝鲜实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而且对研究中朝关系史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在理学与经学之间——黄道周阴阳五行思想简论

晚明大儒黄道周的学术思想具有明显的经世致用性.面对是时理学的衰微,心学的狂荡,以及政局的纷乱,他以汉儒经学来反思与纠弊.《洪范》中的阴阳五行说颇为其所推重,在他看来,儒家性命之学与阴阳五行思想在天人相应中得以交合融汇；政治秩序与理想道德的重建与和谐在阴阳五行说中找到重新诠释的思想资源.     

论朴趾源《热河日记》的皇明情结——兼与李家源先生商榷

朴趾源的《热河日记》具有浓厚的皇明情结。该情结乃是在朝鲜持续了近200年的主流情结,其本质是中华情结。它与明朝万历年间鼎力救助朝鲜壬辰之难和崇祯末年勉力派兵援朝有直接关系,既是明太祖以来中朝始终交好的必然结果,也是朝鲜屡受后金和清侵凌掠夺、民族仇恨刻骨铭心的深刻反映。朝鲜自古有"小中华"之称,中华情结源远流长,皇明情结正是在此基础上的凝结与升华。朴趾源主张师法中国,学习中华文化,固然不是"墨守成规"、"疏于实践"、"有名无实"的"保守派",而谓其反对"尊明思想"亦属未当。     

欧阳修对朝鲜朝辞赋的影响--以《醉翁亭记》、《秋声赋》为例

早在12至13世纪,欧阳修及其作品就传入了朝鲜,在当时朝鲜朝的文人士子中间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阳修的《醉翁亭记》、《秋声赋》更成为朝鲜朝文人士子们竞相学习和模仿的对象。尤其是以金麟厚、沈义、金絿、金驲孙、李瀷等为代表的朝鲜朝文人,分别从作品形式、艺术手法、思想内容等方面对欧阳修的文学创作进行模仿,同时还学习他的生活态度和意志品质等。     

《尚书·洪范》的复合结构与五行的多重起源

五行起源未能得到清楚阐明的根本原因在于“单线起源论”。《尚书·洪范》论说结构的复合性不仅展现出五行内涵的丰富性,也可视作五行的多重起源被尝试纳入到同一种五行叙事中的初步努力。《洪范》第一部分为《洪范》经文,其五行指的是水道,属地之五行,这种内涵由行字本义而来。《洪范》第二部分是对经文的初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君主的五种行为或德行,属人之五行,是五行在先秦时代最常见的内涵,乃由行字本义引申而来。《洪范》第三部分是对第二部分的进一步解释,其五行指的是“水、火、木、金、土”,这种五行内涵与行字本义完全无关,更与行字诸种引申义无关,是五行概念经过多次转化之后才有的内涵,成为汉以后最核心的五行内涵。先秦时代五行相关文献都呈现出与《洪范》类似的复合形态,可证五行有着完全不同的多重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