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沦陷时期东北文学研究的思考

东北沦陷时期的文学,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毕竟是历史的事实。尽管在沦陷的14年中“没有产生过光耀文史的金元杂剧和清朝一代的古典名作;也没出现过关汉卿、曹雪芹那样伟大的作家”(《东北沦陷期文学概况》,载《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4辑),但这一时期的文学却记载着我们中华民族反抗强暴的一段历史,标志着东北新文学在缓慢的发展中增添了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主     

日本文学史研究中基本概念的界定与使用——叶渭渠、唐月梅著《日本文学思潮史》及《日本文学史》的成就与问题

叶渭渠、唐月梅《日本文学思潮史》及4卷本《日本文学史》,是20世纪中国的日本文学史研究中代表性、集大成的著作.《日本文学思潮史》突破了作家作品论的模式,具有可贵的革新意识,形成了科学严谨的文学史观和文学史研究方法论;《日本文学史》作为迄今仅有的中文版大型日本文学史,资料丰富,填补空白.但在文学史基本概念、术语的确立、理解、界定和表述方面,还有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如对“文学思潮”的界定,对西方文论中“写实”、“浪漫”、“象征”等文学概念与日本特有的文学思潮概念之间的对接,对“诚”、“幽玄”、“寂”、“粹”(意气)等日本文学基本审美概念的阐释,对日本的“近代文学”、“现代文学”的界定及不同性质的理解等等,都留下了可以再加思考的余地.     

"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问题

近几年来，对“十七年文学”的现代性进行反思、重释的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论、著有唐小兵编辑的《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黄子平的《革命·历史·小说》，李杨的《抗争宿命之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１９４２—１９７６）研究》，洪子诚的《关于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国文学》等。这些论著或论文的一个主要的观点是，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等并不是一种封建专制主义的产物，而是一种非常“现代”的文化形态。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文学并不是“前现代”或现代化“倒退”的产物，而是现代性文化的另一…     

谢六逸译介志贺直哉作品的意义——以《范某的犯罪》翻译为中心

谢六逸是民国时期我国日本文学领域的权威学者和翻译家,在他翻译的大量日本文学作品中,志贺直哉及其《范某的犯罪》尤其值得重视。一是小说使用了中国题材进行创作,读者可通过作品反观日本作家及民众如何想象作为“他者”的中国;二是志贺直哉是“白桦派”的中坚作家,创作强调描写现实,书写人生,契合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学的写作追求;三是《范某的犯罪》乃志贺“心境小说”的代表作,可作为中国现代作家创作时心理描写的借鉴,故《范某的犯罪》的翻译对中国现代文坛有着非凡价值。     

读约瑟夫·康拉德作品--《黑暗的中心》随感

一 居无定所的生活环境,造就了“海洋文学之父”。 约瑟夫·康拉德出生于乌克兰,出身于文学世家,他的父亲是位作家,但同时又是一位终身反对沙皇俄国统治的爱国志士。所以,自小康拉德就受着家里文学氛围和爱国思想的熏陶。17岁时,他在马赛找到一份海员的工作,此后的20年他是在海上渡过的,并且加入了英国国籍。1898年他开始用英语进行文学创作并于1899年写出了一篇海洋文学的经典文章,那就是《黑暗的中心》。从此,他便一发不可收,写下了如《吉姆爷》、《青春》、《台风》、《大海如镜》等多篇脍炙人口的海洋文学作品。早年间在海上与风浪的     

论早期《申报》刊载的文学作品

《申报》早期刊载的文学作品,使该报身为新闻报纸却被赋予浓郁的文学色彩,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大量刊载文学作品的“新闻纸”。这些文学作品对创刊之初的《申报》的立足和发展曾发挥了重要作用。刊载其上的文学作品为适应“新闻纸”这种特殊的传播渠道,在文体上也发生了诸多“新变”,具有了通俗性、新异性、地域性三大特征。整体看来,除了竹枝词等民歌俚曲,早期《申报》刊载的译本小说等,其文学价值都相当有限。但是,这种文学传播方式却给此后的报刊文学以重大启示,且促使近代出现了大量职业作家。     

新时期通俗文学接受心理分析

新时期大陆通俗文学现象的出现是文化开放政策的一个副产品。本来,在建国后差不多30年的时间里,大陆已经逐渐丧失了“纯文学”和“俗文学”这样两个相反相成的概念。建国初期,党在文学事业上的管理措施,一是对过去许多旧小说,如《十二金钱镖》等书籍的查禁;二是对“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的提倡。这两个措施,在前者,是消灭了那些能为广大市民接受但在思想格调方面与共产主义理想相悖离的文学作品,在后者,则是鼓励了那些采用了“俗文学”形式但包蕴了新时代观念的文学作品的生产。这两个措施类同一把双面刃,它导致大陆文坛只剩下一种文学形态。一旦文学形态仅存唯一,昔日所谓“雅俗之分”也就自行瓦解,当人们阅读五、六十年代的典范作品,如《红旗谱》、《青春之歌》、《林海雪原》、《红岩》,甚至《创业史》、     

范式的转换与作家的命运--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断想

20世纪中国的文学范式主要包括五四新文学范式、共和国初年文学范式以及新时期文学范式。不同的文学范式有着“质”的不同,存在着明显的“不可通约性”。“质”的规定性既是这一时期文学的集中体现熏同时又规范着这一时期文学的发展;既是这一时期大部分作家共同的文学选择,同时也选择(或接纳、或剔除)从旧范式中过来的作家。不同文学范式的更替不限于一种模式,其实际转换远比一般教科书的描述复杂,所以这方面的探讨有利于推进和深化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     

《今昔物语集》在中国的传播与芥川龙之介

《今昔物语集》作为日本最大的说话集,于上世纪30年代前后被引介到中国,开始在中国传播.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对该作品的引介、翻译、研究整个过程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是日本文学在异域传播中比较特殊的现象.通过这一现象,可以看出文学传播过程中的“名人效应”所起到的巨大作用,以及中国人接受日本文学过程中所表现的被动与盲从.     

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

“动物化形”是文学动物叙事中的一种重要类型。纵观中西方文学史,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出现了“动物化形”这一现象,也就是人异化成动物形象的故事情节。无论是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促织》,还是西方文学作品《变形计》,文学作品中的“动物化形”现象越来越普遍。“动物化形”表现为人的行为活动及其造成的后果反过来转化成了统治人或是与人自身敌对的力量,与此相关的结果还有人从社会的主体变成了被动的客体等。而“动物化形”的表现形式简单来讲就是人与自然、历史与人文、现实与理想的分裂。中西文学的“动物化形”叙事都以荒诞怪异的艺术表现手法、离奇的故事情节描绘,深刻揭示在不合理的社会制度下,底层人们所遭受的心灵和精神的严重摧残。中国文学作品更加注重人与动物的统一性,人形与动物形可以相互转化并达成和谐圆满的结局;而西方文学中,一旦化形,则不可逆转,人与动物之间形成对立、对抗的关系。     

鄂华:20世纪中国文学的独特存在

一、鄂华创作的独特性在回顾与论述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时，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先生为这一时期的文学勾勒出大致的框架①，即认为这一时期的文学是：走向“世界文学”的中国文学；以“改造民族灵魂”为主题的文学；以“悲凉”为基本核心的现代美感特征；由文学语言结构表现出来的思维的现代化进程，以及由这一概念涉及的文学史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从内容与形式上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这样的评价是中肯的，但从这一评价角度去看２０世纪中国文学的一个作家鄂华，此人则是这一时期文学的“独一个”。因为无论从鄂华的作品看，还是从其追求看，…     

“数理批评”与《娇娜》考论(下)——一个初创理论的简说与新证

“文学数理批评”简称“数理批评”,是指就文学作品的“物之难”求其“数之理”的研究,由笔者于2002年前后提出,至今在各类文学研究中都已有所应用。学者称之为“最富创造性,堪称独步的研究”;“杜贵晨先生的文学数理批评”“理论”,乃百年来文学理论研究中少有的“中国制造”。本文简介其说,并以《聊斋志异·娇娜》之“数理批评”为例,作深入探讨。考论《娇娜》“倚数”编撰之种种表现,认为《娇娜》以“求友”—“得腻友”为主题实即以道家“得一”为旨;其拟《老子》“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为总体构思框架,设“孔生”求友为“一以贯之”,与“娇娜”为“一阴一阳”,更与诸皇甫为“三而一成”或“一与多”之数的错综复杂,构成孔生以“得腻友”娇娜为“得一”即“明道”的数理体系;其中隐含作者之自况与人生理想。其体系之建构、人物之设置与情节、细节描绘大略分别倚《周易》之《屯》《蒙》《需》《讼》诸卦象及“三极”“四时”“中”“圆”之数;又有多从姓名设喻,频用“三复情节”之特点。这些内容显示“数理批评”须遵循“适用”“务实”“求真”“审美”等四原则。本文进一步证明“数理批评”有源有本、可论可行,与传统文学之“形象批评”相辅相成、相...     

《文心雕龙》成书日历史条件和作者思想——《文心雕龙译注》引论之一 ‘

<正> 出现在公元五、六世纪之交的《文心雕龙》,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其重要地位,在世界文艺理论史上,也是一部值得我们引为自豪的杰作。早在公元九世纪初,《文心雕龙》的部分内容便流传海外。公元一七三一年,日本出版了冈白驹校正的《文心雕龙》句读本,这是国外出版的第一个《文心雕龙》版本。十九世纪以后,国外不仅出版过多种《文心雕龙》的原本和译本,供研究《文心雕龙》的“通检”和“索引”也不断出现了。这说明,《文心雕龙》在理论上的成就及其历史贡献,正越来越多地为世界各国文学研究者所注目。     

方志敏早期文学创作初探

革命烈士方志敏,酷爱文学,被誉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前驱者”。他的狱中不朽名著《可爱的中国》在国内外广泛传颂,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只知道《可爱的中国》,以为这是他唯一的一部文学作品。其实不然。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方志敏便开始“新文学”的创作活动。     

略论汉赋繁荣的社会背景

<正> 赋作为在先秦战国时代出现的一种新兴的文学样式,它的特点正如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所说的是“铺采摛文,体物写志”。而这一时期的荀子和宋玉是赋体文学的奠基者,所谓“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赋到了汉代成为最流行的文学样式,后人便把它同唐诗、宋词、元曲并列,称之为“汉赋”。而作为汉赋典型的则是那些专门以帝王贵族宫苑和田猎游宴为描写对象的所谓“汉     

论文学中性描写的审美标准

二十世纪初,郁达夫的《沉沦》以赤裸大胆的性描写而被认为是“淫荡的文学”,“色情的文学”。周作人以宽容的态度,从“人的文学”这一角度出发,作《沉沦》为郁达夫进行申辩。在文章中,他提出了划分文学中性描写与色情描写的两条标准：其一在于创作主体的主观态度。凡是严肃的性描写,作家的创作态度也是严肃的,“虽不是端方的而也并非不严肃的,虽是劝善的而也并非诲淫的”;反之,以淫秽为最终目的的作品,其中的性描写则是色情的描写。其二,文学作品中严肃的性描写“不但不损害而有时反而增加他们著作的艺术价值”。从这两条标准出…     

非虚构的“梁庄”:文学与档案的双重解读

对“非虚构”文本《中国在梁庄》与《出梁庄记》两部文学作品,以历史档案的视角进行跨界解读,不仅获得社会变革和市场经济进程中“乡村中国”和农民(农民工)群体的深刻认识,带来档案与文学互文可读的阅读参照和跨界研究的应用可能,也为新时期档案管理工作及认识“口述历史”等提供了新的思考.     

时代巨变的产物——谈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的时代背景

维吾尔族古典长诗《福乐智慧》现代维吾尔文诗歌体很快就要同读者见面了。这是研究新疆兄弟民族文学中的一件大事,值得庆贺。《福乐智慧》是产生于十一世纪的巨著,它距我们现代已经很远了。人们常说,文学作品是时代生活的反映,时代生活孕育了文学作品。正因为如此,我们要研究《福乐智慧》,并继续取得好成果,达到“古为今用”,就得认真地了解《福乐     

事实与共识

这几年,台湾文学界出现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有的作家、评论家在谈论台湾文学时,总是不适当地强调所谓“独立性”、“自主性”,而否认“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1988年,羊子乔先生发表了一篇题为《让我们自己来》的文章,对我的《台湾现代文学简述》一书提出“质疑”。他认为:“台湾文学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个性”,在台湾,“中国、日本文学是台湾文学的一部分”,而我却站在“有利于‘中国统一’的立场,来从事台湾文学的研究”,“视台湾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视台湾文学为中国文学的一部分”,因而是“大中国沙文主义”。     

晚清文学的三种读法——评程文超《1903：前夜的涌动》

“２０世纪中国文学”或“百年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 ,直接的结果之一 ,是对一个长期被忽视的文学时代的重新发现 :晚清文学 ,尤其是戊戌变法至五四前夜的文学 ,成为文学史研究的热点和理论交锋的前沿。作为谢冕先生主编“百年中国文学总系”之一种 ,程文超教授的专著《１９０３:前夜的涌动》（以下简称《涌动》） ,以对“历史的多向度和深刻的复杂性”的关注 ,通过多元化批评视角 ,对这一时期的文学及其思想文化背景 ,作了极富洞见的阐释、辨析与清理 ,已成为这一领域的标志性研究成果 ,并荣获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理论奖。从理论立场到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