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专制政体下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从刘宗周之末世谏诤看

明太祖之祖制,相对而言是中国古典政治中皇权专制比较强烈的制度,然经儒家士大夫的努力,已有所化解。作为亡国之君的崇祯,是明代君主中之专权者。本文通过刘宗周对于崇祯的谏诤,揭示儒家士大夫的宪政理念与行宪努力。君道极至,在于无为,此为"虚君"之理念。落实于明代政治制度而言,如刘宗周所争,则为以票拟归内阁,以庶政归部院(包括以刑狱付法司),以献可替否付言官。     

明代中前期政教之迁及士人心态与文风之变

明代诗文风貌从永乐至弘治初,大体经过了台阁体由鼎盛到衰落而茶陵派、山林诗兴起的转变.这种转变带来的是诗文内容由鸣国家之盛到吟咏个人性情,审美趣味从平和安闲的正则典雅到求真率性的清新自然.这主要是以皇权为中心的封建专制的权威性下降和以程朱理学为官方统治思想的松动,引起明代士人心态的关注点由国家向个人转移.     

《万历野获编》:描摹明代政治风云的历史画卷

作为史料笔记著作之一的<万历野获编>,是我国明代杂史传记、掌故琐闻类笔记中的翘楚,而关于明代政治的记载,是其最重要的内容之一.<万历野获编>通过从"失政、弊政"、"宦官干政"、"皇权专制下的政治生态图"三大方面描摹出了明代的政治风云图.     

密疏的非常制参与与明代的皇权决策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君主专制政治发展到顶峰的时期。决策权是君主专制的最主要的表现方式之一。明代皇帝的决策,通常是在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下来完成的,内阁和司礼监的协作机制是明代的正常体制,而在这些常制之外,明代还大行密疏政治。密疏政治的非常制参与,更加有利于皇帝对决策权的专断,从而强化了明代的专制皇权。     

宋高宗与秦桧的君相关系析论

从宋高宗的治国理念、用人原则与近幸势力看,秦桧执政期间的宋高宗的皇权不存在象征化趋势,最关注皇权的君主本人对皇权的设想是专制性的。当皇权落实到政治实践中时,专制则因用人的不同而受到不同的冲击,但专制的实质并未动摇。     

西夏王朝捐税制探析

本文认为,西夏王朝兴衰的捐税轨迹告诫后世,其捐税制的专制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这种极端不公正、非人道、不自由的专制捐税制下,横征暴敛就是其专制本性的必然逻辑,背离捐税终极目的就成为一切专制捐税制与生俱来的宿命。因此,最终一定会窒息整个社会发展与繁荣的内在动力。直至老的皇权专制及其专制捐税制结束,新一轮的皇权更迭开始。     

皇权膨胀下士人群体意识的觉醒及内部分裂——由万历辅臣子弟禁考案说起

有明一代皇权膨胀,皇帝为满足私欲,往往撇开官僚群体,利用宦官等私人行权,形成对体制规则的冲击和破坏。作为一种本能反应,士大夫集团内部出现了渐趋明确的群体认同意识,由此导致了君臣之间的疏离和一定程度的对抗。明代尤其是晚明士人主体以自身生存所依赖的文化资本和官僚体制来约束皇权,争取部门职权和行政程序相对于皇权的独立,即权力的客观化,实际上是在尝试构建对君权进行制度化约束的君臣权力关系新格局,这与传统君臣相处之道和皇权运作方式是矛盾的,不仅不可能被君主接受,亦不被皇权的趋附者及皇权维护者接受,由此导致了官僚群体间裂痕的产生。这是把握晚明官场生态和政治权力斗争之特点,进而更深刻地理解这一段历史的关键所在。     

中国古代佛教势力发展变化中的皇权政治因素

在以皇权政治为中心的中国古代社会,外来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变革历程,是受中国皇权政治的改造日益世俗政治化。这主要表现在:其一,佛教依附皇权政治而发展,其兴衰存亡,制约于世俗君主,受专制皇权所直接控制支配。其二,儒佛合一,佛教接受儒家统治思想的改造而成为皇权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份。其三,参与世俗政治,佛教表现出"辅助王化"、服务专制皇权的特殊政治功能。     

论清初的廉政建设

清王朝建立初期,吏治腐败成为影响新建王朝生存和发展的极大威胁.因此,清初历代皇帝都将廉政建设作为巩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特别是康熙、雍正、乾隆三帝,在继承明代廉政的基本制度基础上,并加损益,围绕维系君主的专制统治,构建了系统完备、独具特色的廉政体系,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腐败,为清朝全面盛世的出现打下坚实基础.康、雍、乾三帝廉政建设的首要特色是“乾纲独断”,维护皇权的绝对权威;其次强调“君民一体”,将吏治与民生联系在一起;第三是注重廉政制度的创制和改革.     

明朝《大诰》颁行动机新议

《大诰》是朱元璋御笔亲订的明初“重典治国”法令。以往论者论及其颁行动机时 ,多从朱元璋本人所谓的“令民知所趋避”的教化论着眼。联系到朱元璋统治时期厉行专制 和强化皇权的种种思想与行为,并对《大诰》中所载案例进行综合分析,笔者认为,《大诰 》颁行更重要的动机是强化专制皇权,树立朱元璋的一己之威。     

制度内外:明代廷杖的制度属性试析

廷杖是皇权高度专制的集中体现,是明代的"恶政"之一。实际上,廷杖并非明代的发明,它具备了制度的基本属性,皇帝不可以恣意滥施。廷杖的施行不仅要遵循基本的规定,大臣还努力将廷杖纳入国家正常的司法体系之中。中国传统末世的制度建设越来越精致,既具有近代性的因素,又深植于旧制度之中,蜕变过程极其漫长。     

明代的佞幸与明代社会

本文认为明代的佞幸干政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独具特点，构成明代政治史的一大特色．佞幸或靠掌握锦衣卫的权力，滥杀以求赏识；或靠宗教、左道以迎合皇帝的虚空心理而干求荣禄；或靠武勇投皇帝之所好，窃权弄柄；他们对皇帝谄媚逢迎，无所不至，皇帝时他们时时寄以耳目，委以重任，由此而对明代社会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佞幸的活动给社会带来的大都是破坏，给人民带来的尽是灾难，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就在于皇权专制的绝对化，同时明代政治斗争的特点和皇帝的某些嗜好和心理也给佞幸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值得后从吸取教训．     

锦衣卫与明代皇权政治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的最初用意在于强化和提高皇权。但随着明代政治走向的曲折变化,其行为范畴也随着明朝君主的实际具体需要而有所变化。明代司礼监及内阁势力的消长对锦衣卫的行为也产生着实质性的影响作用,锦衣卫镇抚司不仅仅服务于皇帝,锦衣卫的卫帅也视司礼监、内阁权势高下而与之交结,对明代的政治走向影响巨大。考察锦衣卫自身行为范畴的变化,有助于理解明代皇权的发展走势。     

论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的演变

有明一代,其中央政府权力结构实质上经历了三次较大的嬗变,即中书省宰相负责制———七大部门分工负责制———监阁体制的演变历程。细考其嬗变的历史背景、始末历程可以看出,皇权至上、分权制衡是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演变的基本指导思想,它内在地决定着明代中央政府权力结构演变的走向,进而对明王朝的政权运作、社稷兴衰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论明代监察机构对皇权的加强和制约

明代都察院的设置与监察官员权力的加强,不但对维护皇权、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对皇帝独裁专制权力的制约也施加了一定的影响。“加强”和“制约”,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既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本文拟就这个问题予以分别叙述和论证,不妥之处,请批评指正。     

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

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危害、影响是颇为深广的。清代乾隆年间的史学家赵翼曾经指出:“东汉及唐、明三代,宦官之祸最烈。”其实,作为已属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明代,随着封建专制主义的高度发展,皇权的大肆膨胀,附着于皇权腐朽肌体上的肿瘤——宦官,也恶性膨胀起来,他们的手几乎伸到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所有领域。万历、天启年间,更达到空前的地步。近几年来,随着研究、批判封建专制主义残余的深入展开,史学界对宦官史的研究,渐趋活跃。对于明代宦官的概貌及其对经济发展的破坏,我们曾经作过一点粗浅的探讨。这里,我们拟就明代宦官与江南经济的关系,再作一点初步的考察,看一看宦官对经济发达地区,究竟起了何种历史作用?从而有助于剖析在封建专制主义集权的时代,中央王朝对经济命脉所在地区实行的国策,及其特点和对经济调节的某种规律。需要加以说明的是在行文中,个别地方,我们有时越出明代江南特定的地域范围,引用了在比较广义的概念上江南地区的某些史料,这仅仅是为了论述比较方便而已。     

明代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

终明一代,人们对楚辞的评论与研究皆与政治环境关系密切。明代前期,皇权膨胀,理学独大,朱熹《楚辞集注》大抵是唯一流行的《楚辞》本子。明代中叶以后,学术思想转趋自由,《楚辞》新刊新注本的大量出现,标志着楚辞学的日益兴盛。有见及此,全文以明代政治场域为背景,从明代前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代后期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研究、明末政治场域下的楚辞学、清初明遗民的楚辞学四个方面考察明人楚辞研究的特色。     

明代军制建设原则及军事的衰败

本文分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明代军制建设的三个原则:“居重驭轻”原则、分权制约原则和屯田养兵原则.着重叙述分权制约在军事机构、官员任命等方面的体现和屯田养兵的目的、制度、成绩.第二部分阐发明朝中叶以后军事上衰败的表现及原因.着力分析屯政败坏的恶果和分权制约原则的各种弊端,这是明代军事衰败的主要原因.最后指出明军事衰败的根源在于专制皇权为削弱武将权势,执行重文轻武政策的结果.     

唯物史观与中国古代社会形态研究——再论“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

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胡绳、王亚南、侯外庐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贯彻社会史与思想史之统一的研究方法,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形态和思想文化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有助于廓清目前"专制"问题讨论中的理论误区。其中,胡绳阐述的如何区分民主与专制的理论,有助于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廓清否认民主与专制之本质区别的模糊认识;王亚南关于中国古代官僚政治的论述,有助于正确认识自秦迄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廓清盲目追随钱穆"中国式之民主说"的理论误区;侯外庐关于土地制度、士大夫阶层的特殊利益与程朱理学之关系的论述,有助于加深对皇权官僚专制社会固有矛盾的认识,廓清以程朱理学为"真正人的觉醒、知识分子的觉醒"的认识误区。     

铁券制度与皇权政治

铁券是中国皇权政治的产物,它是帝王赐予臣工免罪免死的一种凭证。铁券制度有一个从滥觞到完备的过程,从其发展历程来看,基本上同中国帝制社会皇权政治的运作轨迹相适应,铁券是皇权统治的重要工具。皇权坚固时,可以赐予功臣,加以笼络；皇权衰弱时,用铁券相赏,来换取强藩悍将们的暂时安定；剪除异己时,用铁券安其心而图谋一举消灭之；皇位更迭时,又以铁券为盟而冀图维持家族的世代荣贵。铁券所具有的免死及“谋逆不宥”功能使皇帝进一步掌控了臣下的生杀予夺之权,从而把君主置于绝对专制、绝对独裁的地位,为皇权统治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