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两种民族主义 坚持“两个离不开”

“两个离不开”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和我国民族关系发展实际有机结合的结果,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科学表述。它深刻地揭示了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内在本质的必然联系,反映了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和利益所在。因此,“两个离不开”是正确处理今天民族关系的思想武器,是对各族人民进行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和党的民族政策教育的重要内容。维护和发展“两个离不开”的思想,必须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两种表     

文化建设话“务虚”

笔者所理解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是指以中华民族为主体，以社会主义为本质的现代形态文化建设。它是我国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主体方面。是中华传统文化在当今背景下的充分现代化和世界化的转型。其核心部分，当是我们民族精神在当前世界环境中的重构和重组。由此看来，这种文化建设除了要有为我们民族发展准备物质条件的“务实”方面以外，还得要有为这种发展提供精神超越的“务虚”方面。这是两个不可或缺以及不可畸轻畸重的两个方面。用当前流行的语汇来表述，则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两个文明”的建设。就文化建设的范…     

试论“人口文化”

本文对中国人口文化促进会１９９２年提出的“人口文化”概念进行了新的诠释,认真探讨了其内涵与外延以及人口文化的变迁问题。本文是从大文化的角度来把握“人口文化”的,穷根追溯之下,发现人口文化是一个五维的结构体系。本项讨论指出了“人口文化”工作日趋重要的政策涵义,同时也在理论上为正在酝酿中的“人口文化学”作出了贡献     

中国改革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是全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建国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成效显著，但同东部地区比较，差距仍大。这就要从实际出发，实行“两个根本转变”：调整产业结构；经济发展与资源保护相结合；经济增长与社会文化、人口协调发展；提高民族地区的科技水平和管理水平；以民族地区资源为基础，发达省市对民族地区进行对口支援和合作，加大扶持力度；扩大对外开放，发展对外贸易；发展旅游业；放手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无我”与“妻性”——辜鸿铭与鲁迅两性文化心理关键词

辜鸿铭与鲁迅是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最保守与最激进的两极性文化人物,其思想的两极性在二人对两性关系的审视上表现得尤为充分。结合辜鸿铭与鲁迅的个人婚恋生活,通过对辜鸿铭与鲁迅的文本进行分析,概括出“无我”和“妻性”这两个理解辜鸿铭和鲁迅两性文化心理的关键词,以期为辜鸿铭与鲁迅比较研究、辜鸿铭与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现代作家两性文化心理建构做一点铺垫。     

浅析王国维与陈寅恪的“民族文化史观”

陈寅恪在《金明馆丛稿二编·陈垣元西域人华化考序》中说:“寅恪不敢观三代两汉之书,而喜谈中古以降民族文化之史”。所谓“民族文化之史”,指的是古代各民族(包括汉族和少数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陈氏在这个问题上有系统的看法,可以称之为“民族文化史观”。王国维是与陈寅恪齐名的现代杰出史学家。对于古代各民族在文化史上的作用,亦曾提出系统的看法。换句活说,王氏亦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史观。王、陈二氏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大同小异的,带有明显的互受启发的痕迹。本文尽量按照王,陈二氏的原有思路,对他们的民族文化史观进行比较和评价。     

“民”与“汉”:清代“民户”的划分及其实质

清代的户类划分一般具有职业与民族并重的双重标准,其中“民户”在与各少数民族人口并列时常简称为“民”或“民人”,所指称的是与各少数民族人口相对的汉族人群.在清代人口分类语境下,“民”或“民人”明显具有“汉”或“汉人”的内涵.清代民户与各少数民族人户的民族性质差别,是国家人口分类管理与赋税制度实施的基础.     

从“椰子节”与“三月三”说起

“椰子节”与“三月三”,前者为全省性的节庆,兴于海南建省后的第四年;后者是海南黎苗族的传统民俗节日,始于古代民间。一年一度的“椰子节”与“三月三”,两者相依相随,已在海南宝岛连续举办了五个节庆活动。在欢庆这两个盛大节日时,我们有过许多欢乐,也产生不少联想和思索。今年欢庆“椰子节”与“三月三”,正是全省人民掀起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热潮的时候。而今,人们都有这样一种共识: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在传统文化的沃土上加强社会主义的现代文化建设,这是我们推进精神文明建设着力解决的一个新课题。如何解决好这一新课题呢?我们从“椰子节”与“三月三”节庆说起,也许能从中悟出些道理,得到有益的启迪。     

略论“回回文化”

一、问题的提出一般认为:回族缺乏其构成为民族的经济、地域和语言的显著特征,而维系其存在与发展的只是它的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有人说:“回族离开了伊斯兰教就不成其为回族。”似乎回族文化即集中反映为伊斯兰教。也有人说回族根本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族文化就是汉文化,只不过是“汉族信奉回教”而已。我们认为,一个民族不可能没有自己的民族文化,回族也肯定有其民族文化的,无妨就叫做“回回文化”。因为这种文化既有其具体的内涵,也有其来源和形成、发展的社会历史因素。笔者曾提出了一个“伊斯兰教中国化”的论点。本文拟就这几个方面加以探讨,以就教于研究回族的专家和读者。     

“文化理解”与文化引进

本文从现代中国文化引进的矛盾和困境入手，对文化认同的两种模式即“文化了解模式”和“文化理解模式”进行比较分析，指出“文化理解”是文化引进的基本规律，通过对文化热中的“中国西方思潮”的反思，得出结论：成功的文化引进，包括“忠实的理解”和“创造性的转化”两个过程，由此就必须进行文化心态、文化生态、文化转译和文化要素的耦合、文化力的定位、文化体系的再创造六个方面的理论突破。     

“和而不同”原则的价值资源

今日世界的纷争虽然不能说主要是由文化之冲突引起的,但也决非与文化冲突无关.因此,关于文化冲突与文化共处的讨论正在世界范围内展开.是增强不同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宽容而引向和平,还是因文化隔离和霸权而导致战争,将影响着21世纪人类的命运.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文化上的“西方中心论”也逐渐随之消退,世界文化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近半个世纪以来,随着世界经济贸易、信息传递的发展,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地域与地域之间文化上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世界日益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目前,世界文化的发展出现了两股不同方向的文化潮流:某些西方国家的理论家从维护自身传统利益或传统习惯出发.仍然坚持“西方中心论”;与此同时,某些取得独立或复兴的民族,抱着珍视自身文化的情怀,形成一种返本寻根、固守本土文化的民族主义和回归传统的保守主义.某些东方学者鉴于两个世纪以来西方文化对世界造成的灾难和自身所曾受到的欺压,甚至提出了文化上的“东方中心论”.如何使这两股相悖的潮流不致发展成大规模的对抗,并得以消解,实是当前一大问题.同时,我们也必须注意,在西方国家与民族以及东方国家与民族之间,由于文化传统的不同也会引起纷争和冲突.这在历史和现实中所在多有,不     

关于 “道”、 “仁” 两个观念渊源的考察

关于“道”、“仁”两个观念渊源的考察杨翰卿先秦时期，老子和孔子分别建立了以“道”和“仁”为核心的思想观念体系。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组成部分的这两种文化观念，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这是两位文化巨擘的创造和对中华民族与人类的伟大贡献...     

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结构属性与建设逻辑

从结构属性出发寻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路径是新的视角。“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鲜明的结构属性，由此决定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建设逻辑。“中华民族共同体”可以解析为三重关系：第一重关系是中华各民族之间的横向关系，第二重关系是“中华民族”与各民族之间的纵向关系，第三重关系是上述两重关系所形成的嵌套关系。对一、二重关系来讲，它们各自推动建设的愿景逻辑、使命逻辑和实践逻辑有着较大的差异；而对第三重关系来讲，价值伦理决定着中华民族共同体内部的共同性和共生性形成，这继而又决定了第一、二重关系的逻辑起点和终点，由此进一步形成中华民族三重嵌套关系。而作为人口占多数的汉族及其文化在塑造这三重嵌套关系中起着独特作用。     

“建制”与“安民”——边政学关于民族国家建设的思考及其当代启迪

民族问题，实则是现代民族—国家建设过程中，如何处理内部群体与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从20世纪三四十年代边政学的相关论述中，提炼出“建制”“安民”两个关键词，由此梳理边政学者关于中国民族国家建设，及如何在此背景下处理边疆民族问题的思考。“建制”即将边疆地区纳入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中，建立起有效的行政制度；“安民”意味着边疆民心安定，文化向化，并形成对于国家的认同。这两项任务的核心，均在于把握边疆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平衡。从“建制”“安民”的角度，可以将对中国边疆民族问题的理解推向更为深入的层面，并可为民族问题的比较研究提供框架。     

论“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

论“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鄂·苏日台蒙古族、达斡尔族、鄂温克族、鄂伦春族等民族都信仰过敖包、有过敖包祭，“敖包文化”在这些民族的原始文化发展中起到过重要的启蒙作用。本文就“敖包文化”的形成与演变过程进行初步探索，并将其与萨满教及“萨满教文化”做一比较...     

试论苗族“芦笙场文化”

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全民性歌舞活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芦笙场是苗族人民舞蹈和歌唱才能的“大教堂”、大考场”,也是苗族歌舞的“大宝库”,是展现苗族性格、心理特征、风俗习尚、伦理道德等文化形态的“大窗口”。因此,对苗族的这一传统文化“载体”进行探讨研究,对于进一步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促进民族地区社会文化活动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文本解读

本文交织着三条叙述线索：一，横的比较。通过“愚公移公”和《圣经》、“吴刚伐桂”和“西西弗斯”及其现代诠释的比较，力图阐明中国生命文化作为人类生命文化的共同价值蕴含和作为民族生命文化的特有价值蕴含。二，纵的比较。在中国传统生命文化演变历程中，“愚公移山”和“吴刚伐桂”作为两则自我批判的神话和仙话先后两次宣告了人的觉醒：人从对于神和仙的迷信中解放出来，而中国现代生命文化又在一个更新或更高的层面上重复着同样的历程。三，以小见大、知微见著。从“愚公移山”到“吴刚伐桂”及其现代诠释，体现了中国生命文化精神源流的底蕴     

从“黑”“白”看民族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性

主要以汉族、藏族、纳西族以及少量阿尔泰语系民族为例,通过对颜色词“黑”和“白”在不同民族语言中的联想意义的比较,透视不同民族的文化共通性和文化差异性,并浅析部分原因。     

纳西族“山中灵界”观及其演变

生命归宿论是世界上各民族生死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种宗教都有炯然不同的死后灵界观,它们基于各民族不同的历史、生存环境和文化背景而产生。本文论述了纳西族的“北方祖先灵地”、“居那世罗神山”、“雾路游翠阁”（“玉龙第三国”）这几个“山中灵界”信仰形成发展的轨迹、本土和外来文化内涵以及相互间的传承变迁关系,并提示了文化冲突所导致的社会矛盾对纳西族“山中灵界”观的影响。日本“照叶树林文化论”的学者们认为“山中灵界”是日本和云南少数民族研究中最值得进行比较研究的民俗学论题之一,本文亦为此提供了一个可资比较的实例     

门藏历史关系刍议

分布于西藏自治区东南部门隅和上珞渝地区的门巴族,是我国人口较少的一个少数民族,人数不超过四万。门巴族长期以来,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与藏族有密切的交往和联系,因此在民族文化方面,不同程度地表现出某些“藏族文化”的特征。有人说门巴族与藏族同属于一个文化系统,在一定的意义上讲,这一观点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门巴族作为一个单一民族,也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我们既不能否定藏族文化对门巴族的影响,也不能有意或无意地无视和抹煞门巴族的民族文化特征。在民族关系中探讨门巴族的民族文化特征和门藏两个民族之间民族关系的历史发展,对于贯彻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是具有现实意义的。本文试图用民族学实地调查、观察的方法所获得的材料和部分历史资料,就门巴族和藏族的民族文化特征作一初步比较,对门藏之间的历史关系提出粗浅的看法,不妥之处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