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历史教科书修订与国家主义思潮研究新进展

本文对近十年来国外关于日本历史教科书修订问题的总体研究状况和与之相伴随的国家主义思潮兴衰问题作了较为详尽的阐述,着重归纳了国外学界在日本历史教科书研究领域一些重大问题上业已形成的基本看法。此外,还介绍了该领域内的两种代表性学术观点。     

自由主义史观与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

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由来已久，它是长期困扰日本社会的政治和外交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产生，在于日本社会对历史，现实和未来存在着不同的理解和认识，而这种不同的理解和认识思想基础，就是“自由主义史观”。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者以历史教科书为突破口，企图推翻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日本战争罪行的定论，推卸日本的战争责任，宣扬“皇国史观”，为日本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大国，乃至军事大国扫除障碍。     

小泉时代日本的新国家主义

新世纪的中日关系历经冰冻时期、破冰时期、融冰时期、暖春时期,终呈现一派欣欣向荣之景。然而,世纪之初的冰冻三尺并非一日之寒,新国家主义思想始终是日本保守政府的主要执政理念。进入21世纪之前,日本战后国家主义经历了三次高潮,小泉时代可以称之为第四次高潮,首相集权得到进一步加强,悲情演剧大肆登场,大国化进程也得到进一步推进。从考察政府入手,阐述小泉时代日本新国家主义的整体态势,目的是希望在比较小泉时代与前期国家主义的关联中,对21世纪中日关系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启示。     

山县有朋对吉田松阴思想和政策的继承

吉田松阴的皇国史观及对外政略 ,给明治政府领导人以深刻影响。山县有朋在担任军界、政界要职的生涯中 ,忠实地继承和实践了吉田的思想 ,他在日本近代天皇制的确立、日本军国主义的形成及日本对外侵略政策的推行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过程、根源与实质

从20世纪30年代至21世纪初,日本右翼势力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屡次篡改历史教科书。其歪曲历史,美化侵略的主要社会根源是：日本政界的严重右倾化,日本社会和媒体的保守化,日本右翼势力及其影响的扩大化。其修改教科书的实质是：宣扬新国家主义,为右翼势力张目；推行历史修正主义,向国民灌输皇国史现,为日本实现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的目标服务。     

战后日本教科书制度的演变

战后日本的教科书审定制度是建立在废除战前教科书国定制基础上的,它取消了日本国家对教科书的绝对统制,并以民主、和平为基本原则,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同时又具有局限性。自从战后初期确立教科书审定制度以来,日本政府先后分三次对该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修改,并在这一过程中以"简化"、"公正"为名,不断加强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的权力。而日本政府在教科书审定制中权力的不断加强,便是战后以来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制度性根源。     

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定位及其反思

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中还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中,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思想史来看,教科书体系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经典作家思想的基础上,结合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革命和建设经验及社会历史状况形成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体系化阐释。这一体系伴随着20世纪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成为世界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对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性解释,对于推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实现思想和文化的统一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这一过程中,教科书体系这一思想史上某一阶段的理论建构被普遍化、绝对化为最基本的理论体系,成为裁剪思想史的工具并进一步造成了理论与实践的冲突,深刻影响了世界社会主义进程。对马克思主义教科书体系的反思表明,只有不拘泥于某一特定的理论阐释,才能永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     

日本的战争责任问题和新国家主义

为解决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与战后赔偿等克服过去问题,需要考察如下两种趋势:一是20世纪90年代日本扩大国家主义意识及其运动的历史环境;一是战后日本社会持续隐秘扩散的新国家主义问题。考察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和实施殖民统治的根源——国家主义在战后原样传承下来的背景,审视其对战争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的歪曲认识和举动,就能发现日本忽视政治责任和战后赔偿问题而只专注于本国利益和确立新国家认同性的社会脉络。     

试论宋代的史学政策及其实质

史学政策是指统治阶级对历史研究的总策略、总目的和总要求,是统治阶级思想意志在史学方面的具体体现。隋唐禁止私修国史政策的确立,从法律上划定了史学活动的禁区。宋代则在继承隋唐史学政策的同时,从根本上规定了史学活动必须坚持以儒家伦理道德来评价历史,必须服务于现实政治的史学方向,突出地表现出政策制度的专制垄断化和明显的政治功利主义色彩。其实质上就是把史书的著述和史学的研究纳入到封建专制统治的轨道,使史学成为维护政权和巩固统治的工具。因而,它虽然促进了史学的一时“繁荣”,但却严重影响了史学文化的品格。     

马克思历史进步观的实质

西方某些学者将马克思的进步观念与线性进步观念相混淆,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严重依赖于单线性的历史进步观。事实上,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把人类历史看作是单向的、直线性的发展过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现实的人＂的理论以及＂东方社会＂的理论,将人类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具体模式辩证的统一起来,描述出人类历史复杂的进步过程,从总体上否定了线性历史进步观所指认的历史朝着既定目标前进的单线性的、同质性的发展过程。     

也谈战后日本的三次“教科书攻击”及其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发动了极其残暴的侵略战争,而且战后仍坚持所谓的“皇国史观”①,否认战争罪行,修改、篡改许多重要的侵略史实。本文论述了战后日本进行的三次大的“教科书攻击”②,进而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现实等几个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日本新右翼剖析——兼论日本新右翼对中日关系的影响

日本新右翼是日本社会里一股根深蒂固的势力,始终伴随着日本的政治发展进程,构成日本难以摆脱的社会政治问题.与传统右翼相比,日本新右翼有着自己的特征,并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表现出诸如政坛新右翼、文化新右翼、宗教新右翼、拥核新右翼、全民新右翼等五个方面的发展态势.这些新右翼不仅对日本社会影响较大,而且对中日友好关系的健康发展破坏力巨大,对东亚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一定的威胁.     

论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地位和当代命运

教科书体系在现代中国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它不但主导了新中国前三十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而且作为一种思想方式融入到现代中国的社会生活,在某种意义上成了我们民族的思维方式,对社会和文化的整合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但由于其主导地位得以确立的特殊社会历史状况及其理论自身的局限,也必将随着时代的发展而退出历史舞台.对教科书体系的反思和批判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思维领域,而是要深入到社会生活本身,从思想史、社会史等不同的领域入手,才能真正阐明其历史地位和当代命运.     

清季的历史教科书与线性历史观的构建

清季,伴随新学制、新学堂的建立,各类教科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基础教育领域开始发挥重要作用,历史教科书也不例外。较之中国悠久的传统史学著述,历史教科书这一具有新体裁、新功能的历史撰述,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其中线性历史观的凸显,就是特色之一。线性历史观在当时历史教科书中的表现可谓多种多样,如历史分期中的线性时间观、直线发展的进化史观、单线的历史因果论、民族国家叙事的历史目的论,等等。探讨线性历史观何以呈现于教科书,固然离不开其时西学笼罩的整体学术氛围,离不开日本学者所编教科书之历史观念的影响和中国新史学运动的作用,但也不能忽略对中国史学传统中固有的线性历史观因素的考索。     

德法、德波改善历史教科书的启示

改善教科书的国际活动以自愿、自律为原则,公正、客观地理解历史,得到多数国家的支持。本文从德国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及民间人士三个角度,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开展改善教科书的国际交流活动,总结德法、德波两个不同类型的教科书交流模式的实效及意义——消除战争加害国与被害国之间的历史积怨,改善加害国教科书内扭曲的历史认识,以及双方教科书中不利于发展相互友好关系的内容,形成政府主导但有别于政府外交的改善国际关系的对话机制。     

民主集中制的由来、实质及其完善

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建党思想是在批判、继承前人组织社会、管理国家以至组织政党活动经验的基础上产生的 ,其思想源远流长。他们经过科学的思考 ,适应无产阶级建党的需要 ,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建党思想和实行民主集中制的若干重要原则。列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 ,在俄国特殊的历史条件下 ,在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 ,不仅明确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科学概念 ,而且丰富了实行民主集中制的重要原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 ,把它运用于党的全部生活中 ,形成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套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 ,从而进一步发展了这一理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就是作为组织原则的“少数服从多数”。因为只有以“少数服从多数”作为内在的基础 ,才能使民主集中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 ,也才能使它与专制集中制、无政府主义从根本上区别开来。     

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发展及其局限——以战后初期文部省教科书《民主主义》为中心

日本文部省分别于1948年10月和1949年8月发行的教科书《民主主义》(上、下册),作为当时人们对民主主义思想理解的最大公约数,是研究和探讨战后日本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重要史料。该教科书的出台过程受GHQ占领政策变化的影响,最终演变为冷战意识形态斗争的工具。其宣扬和美化以资产阶级抽象人性论为基调的民主主义精神、歌颂资产阶级议会政治的先进性及其将共产主义作为独裁主义和绝对主义的一种形式而置于民主主义对立面的思想倾向,遭到了当时日本马克思主义者针锋相对的批判。尽管如此,在战后初期日本的精神废墟上,该教科书作为思想启蒙读本,为当时的日本国民、特别是青少年提供了一种理解民主主义本质的规范,作为思考战后日本民主主义的"原点"、剖析战后民主主义发展及其局限的文本,无论在日本教育史还是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民国初年到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

民国初年,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历史教科书的主要内容之一,在表述上也多与“五族共和”的建国方针相配合、相呼应。其中,1912年9月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中学历史教科书》更是在历史教科书史上首次使用了“中华民族”这一观念。五四时期,中华民族观念首次被写进教育部门制定和公布的《历史课程纲要》,这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但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使用较多的还是“中国民族”“我国民族”或“吾民族”,而不是“中华民族”。这说明,五四时期历史教科书对“中华民族”的书写还很不成熟。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先后四次修订的初级中学和高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中都纳入了对“中华民族”的书写。由此,自觉运用中华民族的观念成为该时期历史教科书的普遍现象。尤其是这一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强调的是一种整体的中华民族观念,即认为中华民族是由汉、满、蒙、回、藏、苗等民族所构成,亦即中华民族所指并非某一个民族(如汉族),而是中国各民族。这表明,中华民族观念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战时期业已最终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