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U”型关系——来自中国粮食主产区的证据

生产环节外包已成为中国农业无法逆转的发展趋势,研判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关系对于保障中国粮食安全、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将农业面源污染与农业碳排放纳入非期望产出的核算框架,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中国粮食主产区1 208户农户的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并剖析生产环节外包对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非线性影响及机理。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均值略高于“及格线”水平,不同地区与不同作物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存在差异。(2)总体来看,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之间存在稳健的“U”型关系;分区域、分作物的研究结果也大多肯定了“U”型关系的成立,但对于湖南地区和小麦生产而言,上述“U”型关系并不明显,且聚焦玉米生产,生产环节外包与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之间仅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线性关系。目前,农业生产环节外包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违背农业绿色发展的现象,相关政府部门仍需加强对提高农业环境技术效率的重视,并助推中国粮食生产跨越生产环节外包引发的农业环境技术效率低谷。     

工业环境效率的区域差异、空间分布与影响因素研究——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基于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考察了长江经济带2010—2017年11个省市工业环境效率的区域差异与空间分布,再用改进的灰色关联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的工业环境效率总体较高,区域之间有差异,呈现“下游>上游>中游”格局。根据泰尔指数分析可知,下游地区内部差距是长江经济带工业环境效率差异的主要原因。从空间分布来看,高效率集中在下游和上游地区,低效率集中在中游地区,呈现由“外围”向“中心”延伸趋势。经济发展水平、环境方面、地区因素对工业环境效率起到正向作用。其中,地区因素对工业环境效率影响作用不大。产业结构、外资水平对工业环境效率起到负向作用。     

“双碳”目标下我国电力电网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探析——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

能源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其中，电力转型发展是能源革命的关键。以电为中心、以新能源大规模开发利用为重点是推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的关键举措，也是保障能源安全、实现“双碳”目标的长久之计。当前，我国新能源开发与消纳存在错位，新能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基于马克思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发电企业处在生产环节，电网企业处在分配和流通环节，国民经济处于需求侧。电力再生产的四个环节缺一不可，只有相互匹配，才能保障电力再生产的高效运转和国民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故推进我国电力行业能源清洁低碳转型，需要从发电端、电网端、用电端和储能端四个环节共同发力，保障新能源“发得出”、“送得走”、“用得了”。     

基于DEA的中国技术效率地区差异估算

本文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中国251个城市2001、2010年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度.结果表明,综合技术效率处于前列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处在后列的城市主要集中在西部,与2001年相比,2010年处于规模报酬递增阶段的城市中,东部地区有所减少,中西部地区则有所增加.因此应进一步深化“中部崛起”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充分利用中西部地区的后发优势,以保持中国经济全面健康持续发展.     

中国农业技术效率的地区差异分析

提高经济效率是提高增长质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比较不同地区经济效率的差异可有效发现效率的制约因素和政策含义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测量了1984年至2002年中国29个省的农业技术效率,发现中国农业技术效率不断下降;地区之间的农业技术效率差异日益加大要提高农业生产的技术效率,就必须加大科技推广力度,积极建设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发展农村教育和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创造有利于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的宏观社会经济和制度环境,加大对中西部地区农业发展的扶植力度     

管制产业中的产权制度变革--对英国电力管制改革的分析

英国电力行业的国有化虽然解决了私有产权条件下电力行业内部的资源配置效率问题,但又因此出现了资源利用效率低下的问题,最后不得不进行以私有化为导向的重组。英国电力行业管制体制改革的启示是:在电力管制体制改革中,要重视产权制度的改革和资产重组,以及电力市场运行模式的选择;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电力市场,政府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区域经济发展、医疗体系特征与医疗卫生技术效率

基于2002-2010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随机边界生产模型,测算了各地区的医疗卫生技术效率.研究发现:中国医疗卫生体系的整体效率水平偏低,且地区差异明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人口规模、教育水平、公共卫生投入强度以及医院部门和医卫人员数量的多少从不同方面显著影响医疗技术效率.在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大背景下,加大公共投入力度、引入竞争机制、优化医疗机构人员配比关系、提高技术水平是促进医疗卫生服务效率提高的主要途径.     

竞争政策、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效应——基于异质性发电企业的检验

将发电环节从纵向一体化结构中剥离后引入竞争是输配售电环节改革的基础,也是建立电力竞争性批发市场,形成供给侧和需求侧互动响应的前提。在竞争政策的作用下,中国发电行业已形成国有发电企业、民营及外资发电企业并存的格局。在对微观发电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构建实证模型对发电行业竞争性改革的效果进行检验,发现相比于产权改革,竞争引入后市场集中度的降低对发电行业效率的提升作用更为显著。进一步,通过核密度图以及BHC、GR分解方法对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效应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发电行业的资源配置状况随时间不断优化,但较低的“进入效应”预示着非国有资本进入发电行业的“玻璃门”仍然存在。因此,现阶段应继续深化投资体制改革,加强发电市场竞争,并逐步推进输配售电环节改革。     

“双碳”目标下我国电力结构转型现状、趋势及建议

本文依据2016—2021年发电、用电数据，分析“十三五”以来我国电力行业在电力生产供应结构变化、新能源业态发展、用电量增长重心的地区转移、电气化水平提高、用电结构中改善型用电增长、电力市场化机制的发展情况，得出我国电力结构在持续优化，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了新的进展；通过分析2005—2021年电力行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数据，说明了电力行业结构的优化为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目标和承诺做出了积极贡献，进而依据目前电力行业结构转型的趋势预测电力行业对碳减排的贡献；其后，从我国资源禀赋特点、煤电托底调峰功能、大规模能源接入、产业结构调整、电力市场机制建设等方面提出了我国能源电力结构转型的对策建议。     

我国省域新能源发电效率评估及其发展战略研究

新能源发电效率评价是从管理决策视角解决当前中国新能源发电行业发展不充分、不平衡等问题的重要途径。本文首先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对中国31个省份2020年新能源发电效率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然后依据效率测算结果以及各省新能源消纳完成情况，使用密度峰聚类方法将31个省份划分为四类地区。研究发现：一类地区新能源发电效率较低，应该因地制宜发展海上风电、分布式光伏发电等；二类地区风电效率明显低于光伏发电效率，因此该类地区应该发挥风力资源丰富的优势，着重提高风力发电效率；三类地区风电效率高于光伏发电效率，应该聚焦于光伏发电效率的提升，注重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发展；四类地区新能源发电效率较高但消纳完成度一般，需要合理增加新能源装机容量，提高新能源消纳水平。     

环境健康风险视域下环境标准的理性反思与规范

环境健康事件呈量级增长给环境法律制度的价值选择与变革带来巨大影响。构建环境健康法律制度体系推进环境保护工作从环境管理转向健康管理，防治环境污染引发的公众健康损害，已成为环境法治的重要任务。环境法具体制度的实施须以环境标准的有效适用作为检验标准，如征收超标排污费、环境监测等，没有标准作为准则的制度定然会走向制度的异化。现行环境标准暴露的问题包括环境标准的技术依据与科学理性脱节、环境标准的规制范围与实际需求错位、环境标准的安全限值无法匹配健康阈值、环境标准程序设计无法与公众参与有效衔接等四个方面。基于风险社会理论探析聚集性、弥散性两种环境健康风险规制样态，应当寻求“环境健康风险”下环境法治的逻辑，遵循“健康风险”导向下“基于科学”和“基于民主”的两种维度，探究健康本位、科学合理、权力权利衡平三重弥合的环境标准制度:以“健康+生态基准”的体系模式推动环境标准之技术支撑、以“成本收益分析+健康界限”的双重嵌入保障环境标准可行性、以“权力与权利的衡平”实现环境标准的科学规范、以“回应机制”力求环境标准的可接受性。     

信息技术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研究——以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为例

分析信息技术影响物流业效率理论机理,并依据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包括中亚五国和中国西北五省区)2007-2016年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门槛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最后用面板固定效应Tobit模型做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1)该“核心区”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正向显著,但是固定电话使用率的影响显著程度不高。(2)信息技术发展水平对物流业效率的影响存在双门槛,互联网覆盖率对物流业效率存在单门槛,移动电话使用率和固定电话使用率对物流业效率不存在门槛效应。研究的政策含义是,继续推进信息技术发展与智慧物流园区建设,注重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建设的“质”,提升对外开放水平和培养物流技术人才。     

基于E-NSBM模型的中国省际资源环境效率动态评价

从资源环境系统的内部结构出发,将资源环境评价体系分为生产系统和环境治理系统,针对该结构建立了扩展强自由处置性下的网络DEA模型——E-NSBM模型,将其与窗口分析法相结合,对2005-2012年中国各省资源环境效率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系统效率普遍较高而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低;中、西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较高,但东部地区环境治理系统效率改进幅度最大;综合效率表现差的省份普遍表现为高的能耗强度、碳排放强度和硫强度。因此,各省应根据各自发展需要来确定资源环境效率的改进途径。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

不同类型环境规制会使市场资源配置发生不同转变,进而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产生不同影响。基于2003—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将环境规制分为正式、非正式两种类型并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SBM和共同前沿模型相结合测度考虑地区生产技术差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利用面板门槛和中介效应模型从直接和间接两个维度研究环境规制在促进全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过程中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发挥积极影响,但当其超过合理阈值时将减弱;非正式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形”趋势。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可通过影响技术创新和外商直接投资间接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促进作用更强;产业结构升级在不同类型环境规制影响能源效率过程中存在遮掩效应,且非正式环境规制的遮掩效应更大。因此,应进一步优化环境规制工具,以科学的环境规制政策促进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高质量外商投资的增加,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     

河北省节点城市发展绿色产业的绩效与路径

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发展的主流,发展绿色产业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要手段,特别是对环境问题相当严重的河北省来说,显得更加迫切。以河北省的节点城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国家工业绿色化发展目标和河北省绿色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建立了包括经济增长、技术研发、社会稳定、资源和环境在内的指标体系,从绿色产业绩效和实践进展两个维度进行评价,全面评估河北省节点城市的绿色产业绩效和进展。通过各节点城市的绩效和进展的值与中位数进行比较,将各市绩效状态分为先进和落后,将进展分为主动和被动,确定了“先进-主动”“先进-被动”“落后-主动”和“落后-被动”四类发展模式,找出制约绿色产业发展的关键指标,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构建的城市绿色产业发展评估体系和政策管理框架,可以为其他城市绿色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参考。     

日本共享单车的历史、现状与启示

日本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各种道路交通与城市环境污染问题,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共享单车制度在日本各地应运而生,对日本共享单车的发展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日本的共享单车诞生于社会管理的需要,后来通过政府行为推广而形成共享单车体系,私人自行车停车场的收费化促使共享单车走向成功,共享单车的经营理念也从“顺利用”与“逆利用”均衡革新为追求高单向使用率,日本政府的引导、鼓励和推动对共享单车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任用;对于共享单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日本电信运营商及时向共享单车装配 ３Ｇ网络与 ＧＰＳ系统,帮助共享单车运营商快捷准确地收集故障设备的位置信息,用多样化的单车配备满足不同需求的用户,用通用的公交、地铁 ＩＣ卡将共享单车的会员体系全方位地融入城市交通网;目前日本的共享单车体系有“都市型”和“游乐型”二类,“都市型”共享单车的利用率和经济效益均高于“游乐型”,日本物业公司主导推动了“都市型”共享单车的发展,以日本共享单车为代表的国际共享单车业面临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减少消耗维持收支平衡;这启示中国在共享单车发展时应预先创造有利于共享单车发展的使用环境,注意根据区域特色推行不同的设置方案,在试运营基础上循序推进,运营商应将相关押金钱款用于业务的长远发展,政府应对共享单车运营管理进行研究,制订行业规范和创建适用于共享单车发展的道路交通环境等,在全局性战略中支持、管理、监督共享单车业的发展,实现经济与社会服务的同步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既是交通运输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首要任务,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议题,以往学术界对交通基础设施有效供给提升的研究却相对滞后。为了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交通基础设施领域顺利实施,采用文献调查与比较研究的分析方法,在总结中国其他领域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相应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遵循“产业背景—供给侧问题—结构性原因—改革对策”的逻辑思路,以收费公路这一特定交通基础设施产业为例,从企业、产业与区域3个层面指出产业供给侧问题的结构性原因,并提出提升收费公路产业有效供给的改革对策。研究认为,运营效率低下是收费公路产业供给侧问题的集中体现,导致该问题的主要原因分别是企业层面的运营模式结构失衡、行业层面的公路收费制度僵化以及区域层面的属地管理模式;借助PPP模式加快收费公路产业市场化进程,以公路项目微观效益为标准分类实施公路收费政策,在硬化预算约束的基础上进行中央与地方事权改革,统筹收费公路管理成为未来行业走出运营效率低下困局的必由之路。     

浙江未来人口变动与可持续发展问题

本文分析了浙江未来人口总量达到顶极规模,人口对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的压力达到最大时的人口状况及其对经济结构、社会进步、资源利用、环境保护将发生的影响,提出了下述对策性建议：适应人口年龄结构变化调整产业和就业结构,改革社会、家庭和个人财富分配使用方式,建立城乡并重接轨的社会保障制度、特别是适合浙江实际情况的养老保障体系;调整教育资源的时间、空间、教育等级分布;推进劳动和分配制度改革,加强人口流动和流动人口管理,使劳动力实现有序配置和整合;发展环保产业,实现劳动就业与资源保护、环境治理的良性循环等。并认为在人口问题上应实行数量“两步走”、素质“非常规跨越式提高”、结构“尽可能轻负担”的战略。     

中国环境立法50年:从环境法1.0到3.0的代际进化

从法律的历史变迁和代际进化看,可将中国的环境立法50年概括为从第一代环境法到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进程,当前正处于从第二代环境法挺进第三代环境法的新时期。第一代环境法以环境保护观为指导思想,以生存权为核心权利,以“末端治理”“分散保护”为主要调整模式,具有人类系统和自然系统二分、保护和发展“两张皮”的基本特征,以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为典型代表。第二代环境法以可持续发展观为指导思想,以发展权为核心权利,开始重视对发展能力的尊重和补偿,坚持从“摇篮”到“坟墓”的全过程管理,具有在“经济—社会—自然”复合系统内保护和发展一体化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08年的《循环经济促进法》为典型代表。第三代环境法以生态文明观为指导思想,以环境权为核心权利,以生产发达、生活美好、生态平衡的“三生共赢”为根本目标,致力于“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和“高水平保护”,重视“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社会共治”和环境司法专门化的治理模式,具有在“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环境—资源—生态—灾害”复合系统内“八位一体”系统性治理的基本特征,以2020年的《长江保护法》为典型代表。为推进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解和贯彻,可将其核心要义概括为“十二个坚持”,从而更好地明晰其相对于西方的生态伦理思想、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先进性和优越性,进而助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更好地指引第三代环境法的发展和环境法典的出台。环境法的法典化之路尚需进一步选择和论证,基于事实、事理、法理和政策等因素的考量,建议采用通则型立法模式,优先集中兵力制定“环境法总则”和“污染防治法通则”。环境法学必须加强向“事理”和“法理”两面作战的能力建设,促进自科法学研究方法的养成,不断实现“事实—事理—法理—法律”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