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

历史认知、历史实然、历史诠释是历史研究的核心概念，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的冲击下，有必要以新的视野和新的眼光重新对它们加以梳理和界定。历史认知是人的文化实践活动，而人的文化实践的多样性，其栖身的社会环境与生活形态的多样性，必然导致历史认知的多样性，“横看成岭侧成峰”是历史研究中永恒的图景。但是，历史认知并非漫无边际的想象，它必须受制于历史实然，必须严格限制在史料允许的空间。因为，我们不同于后现代主义理论者视历史为一种虚构的存在，一种文本，而是坚定地相信，过去曾经发生过并肯定发生过，并确信我们有可能在相对真实的意义上重建史实；正是由于相信历史实然是存在的，而非后现代理论所认为的历史书写只是一种文学想象，因此，我们追求基于史料基础上的“真实”,相信“历史遗迹”比“证词”更有效，“原始”证据比“二手”证据更有效，并致力于借助“原始第一手史料”和“二手史料”的综合、比照和分析，重新获致历史的合理性解释。历史学家的职责不仅在于“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意义”。因此，诠释是历史研究的灵魂。但是，历史学家的工作特点是“事后认知和回推立论”,十分容易陷入“历史辉格主义”,从“过去”中发现现在，由此...     

从活动作用看历史

传统的历史观念强调客观、真实、规律、对象、过去等等。这些是机械历史观的遗蕴,不能完全成立。在分析思维世界、历史物、活动作用等概念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种非实体主义的历史观。机械论的实证主义历史观的方法论原则,归纳起来就是两个：历史学家的主观成分必须被删除,历史学家不应该对事实下判断,而只应该描述事实;历史可知的领域被分成无数事实而予以单独考察。第二个原则是还原论性质的,而还原论是附属于机械论的主客二分的二无论的。所以,这两个原则的关键在于所谓客观性。它们最大的失误就是忽视了历史是人参与其间的——…     

历史研究方法短论

实证主义史学在自然科学的启发下,提出将历史当作一门严格科学来对待,反对历史去为任何外在的观念服务,强调历史的价值即在历史本身;认为历史研究就是要从具体的事实出发,而事实是独立于历史学家之外的,因此历史研究应遵循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写历史应采取客观主义的态度,摒弃个人的主观好恶,不偏不倚、无党无私,如实直书。第二,对史料和史实的尊重。历史研究的出发点是史料,只有通过史料才能确立史实,因此考据工作被赋予了极其重要的意义。这两条基本原则构成了实证主义史学     

文学性与历史性的融通——海登·怀特的反本质主义历史诗学

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充满了强烈的反本质主义色彩,他认为“文学性”的语言建构了多种对象,铸就了各式的想象或概念。历史学家不仅赋予过去的事件以实在性,也赋予它们以文学性,文学性与历史性在历史修撰中走向融合:用来叙述事件的历史话语充满了隐蔽的诗意内涵;由叙述所形成的历史文本具有深层的诗性结构;在以上基础上建构的历史诗学呈现出明显的诗化形态。     

历史是客观的描述还是对过去的反思

<正> 历史是已经发生的事,任何力量都不能改变它的本来面貌,所以它是客观的存在。历史学家的任务是研究这些客观的存在。可历史学家都是生活在现实社会中的当代的人,他们在研究过去的历史,同时也在参与创造当代的历史。历史学家研究历史时,不可能不参进当代的意识,也就是说,一个有作为的历史学家,是不会满足于停留在对历史的客观描述上,他总是要以历史为武器,对现实进行反思,从历史的研究中得出对现实的进步有某种积极意义的东西。所以,历史不应该仅仅是对过去的客观描述,历史更应该是对过去的反思。     

历史的虚构性——谈海登·怀特的历史诗学

历史包含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或历史话语两层不同的含义.海登·怀特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文本层面的历史.他指出历史学家使用情节设置、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解释策略以及四种转义性语言进行历史修撰,历史文本因此不再是客观地再现或叙述历史事件,而具有了文学文本所特有的叙事性、诗歌性和意识形态维度.因之,历史话语带有了一切语言构造物的虚构性.     

新样态史料的符号学意义

数字化时代生成的新样态史料,在存在形态、生成方式、传播方式等方面发生了巨大革新,使史料在历史知识建构过程中呈现新的符号学意义.新样态史料是技术符号,具有大数据“体量巨大、种类繁多、传输迅速”等外显特征.新样态史料保存了传统形态史料的真实性,并赋有交互性和开放性特征.新样态史料是语言符号,体现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理性轨迹,也记录着与这种理性活动相伴随的情感活动.新样态史料是价值符号,表现一个社会的整体存在和利益关切,也反映社会中的个体维度和价值观念.新样态史料是学术符号,遵循既有历史学学术规则过滤掉大量依托大数据技术生成的海量伪历史信息,同时要求历史学家运用跨学科方法研究相应历史主题.     

历史的“中间物”与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写在《写在〈坟〉后面》后面

鲁迅《写在〈坟〉后面》对“坟”的“终点”关怀和关于历史的“中间物”的认识在客观意义上划分了鲁迅思想的哲学意识和历史意识;鲁迅历史研究中以进化论为前提的“进化论的超越论”是一种理论假象;历史主义鲁迅研究的理论局限在于其对进化论理论前提的一贯坚持;鲁迅历史观念的思想特征是相对论的历史“终点论”而不是进化论的历史“中间物”意识     

从史论关系谈几个历史思维模式问题

在历史研究中,如何正确处理“史”与“论”的关系,也就是史料与史学理论的关系,一直是历史学界探索的问题。历史研究离不开史料,掌握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是史学并不是史料的堆积、综合和排比,仅仅掌握了史料还不等于历史研究。只有将掌握的史料经过理论的思维和升华,能够解释和回答历史向人们提出的问题的时候,才算走进了历史研究的大门。     

论历史、历史学与历史意识

人们将研究、叙述历史的学科称为历史学或历史编纂学。如果我们按照通常的主、客体二分法,历史学家便是研究的主体,历史是被研究的客体,而研究成果,即历史叙述作品则是主客体交融的产物,它是一个包含着主体意识的客观存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自有“历史”一词...     

论历史认识论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80年代改革开放的10年,是史学大变革的10年,史学理论研究突起的10年,也是当代历史认识论研究接受新挑战的10年。本文拟就历史认识论中“纯粹客观的历史”、“人心中的历史”、“二重历史客体”等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一、“纯粹客观的历史”与历史学家笔下的“历史” 世界上有没有“纯粹客观的历史”?历史学家能否写出符合客观实际的历史?这一直是古今中外历史学家、历史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中国的乾嘉史学、19世纪德意志的兰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中的几个基本问题——兼评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

<正>本文以几个基本问题为线索,对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研究状况作初步的分析,着重讨论当代哲学解释学的历史理解论,为我们进一步探讨历史认识论提供必要的理论视界,拓宽研究问题的思维空间。 一、历史认识的对象与任务 现代西方历史认识论是在批判十九世纪实证主义史学理论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由于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思想方法在其领域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实证主义风靡一时。受这种思潮的影响,许多哲学家、历史学家认为,历史学是一门与自然科学一样精确的科学,研究者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该遵循史料第一的原则,让史实自身说话,不妄加猜测、不安作褒贬、不随意概括。正如十九世纪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言,“对可靠资料的批评考证,不偏不倚的理解,客观的叙述,所有这些应结合起来,目的是再现全部历史真相。” 面对这种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德罗伊森、狄尔泰、文德尔斑、李凯尔特等人权力强调历史学的特殊性,试图在自然科学与历史学等人文科学之间划清界线,以抵御实证主义的侵蚀。他们认为,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在研究对象上就是不同的:自然事实是外在的,没有内在精神;历史事实则不仅有“外表”,还有“内心”。因此,自然科学是从外部去认识对象,而历史学则主要是从内部去体验、理解对象。     

在“知识话语”与“意识形态话语”间双向振摆——“美学大讨论”时期吕荧美学思想重估

在20世纪50年代“美学大讨论”中,因深受列宁“观念,即真理”、“唯批”及车尔尼雪夫斯基“美是生活”等思想的影响,吕荧在客观的“真”与感性的“美”的探索中发生了游移与误置.“知识话语”的求真理想与“意识形态话语”的建构要求之间的纠葛,加上学科定位上将价值论的美学视为认识论的错位,不但使其“美的本质”之寻思在“主观”、“观念”与“客观”、“唯物”的逻辑推进中来回拉锯、左右摇摆,更显露其美学思想难于自圆的内在学理矛盾:其一,吕荧“主观观念论”表面与蔡仪“客观典型论”针锋相对,却因共同谨守哲学认识论,因而在“客观”与“唯物”的美学实质上殊途同归;其二,“观念意识”本属“主观论”范畴,与朱光潜“物乙说”相似,吕荧却硬要为自己贴上“唯物主义”标签,并在“存在决定意识”的理论反击上对朱光潜施以“唯心主义”的打击,实可谓同室操戈;其三,吕荧与高尔泰表面结成“主观派”同盟,但在思维方法与美感路径上却截然相反,其暗含的美学思想也貌合神离.     

记忆与历史

很多人不假思索地认定历史撰写的一项中心任务是保留和传承记忆。本文并不否认历史与记忆相关联,但论点是,在某些意义上二者是对立的。与我们时而听到的一些观点相反,记忆并非历史的基石,因为历史经常会与记忆背道而驰。历史学家可以将记忆作为史料加以利用,并借以建立起对过去客观发生之事物或过去人们认为发生之事物的叙述。历史学家也可以将记忆本身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研究。然而近来,一些人给予一些形式的记忆一种近乎宗教般的崇拜,这与历史态度相去甚远。我们可以用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式看待历史:历史可以有肯定的功用(肯定一些特定的人类共同体),抑或可以有否定的功用(批判这个共同体为自身创造的神话)。这两种极端我们都无法拒斥。但本文结论中肯定了批判的一端,因为在时下对处于支配地位的共同体的肯定的表达不绝于耳,历史被视为专门利己的知识“话语”的一种形式,同时多种形式的记忆也不断挑战历史。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为需要批判的态度。     

中国科学史特性论纲

一、同异论 史学以既往事件的遗存信息为对象,以不同史料、史事之比较为基本方法,目的是了解过去,求得对历史事件因果联系的认识,以期指导现在和未来。此其一。 历史是很复杂的事情,历史不可重复。对不可重复的事不宜使用“规律”这个词。说它有因果联系,还不等于说它有规律。此其二。 历史事件既已过去,与现实事物有所不同,一切现实都是无限多因素综合作用的,一旦时过境迁,便丧失大量信息。这本来就与当时记录者的主观取舍有关了,而后人又有自己的知识和兴趣局限。故史学不无主观性。此其三。     

从"中国中心观"到"历史三调"

本文以柯文的三部被翻译成中文的著作为主 ,试图从历史本体论、“理论框架”、历史学家的作用及“局外性”等几方面简要探讨柯文的史学思想。柯文的史学思想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这三部著作便分别代表了其史学思想的不同发展阶段。柯文最初较多地接受了美国传统史学的影响 ,但到后来其著作中更多的显示了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他认为历史是不可认知的 ,过去发生的历史虽然存在 ,但它已很难为后来的历史学家所认识 ,作为撰述的历史根本不同于实际发生的历史。柯文不承认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终极目标 ,他极力反对历史研究中总括一切的历史框架 ,认为理论框架是一种“必需的坏事” ,无之固然不可 ,有之势必遭殃。柯文强调历史学家的主动作用 ,认为历史学家的目标应该是尽可能真实地记录历史 ,但是历史研究中的种种局限却使得历史学家无法提供“原原本本的历史” ,只能提供“对历史的理解和解释”。柯文对于历史学家“局外性”作用的认识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从强调其负面作用走向肯定其优点。     

历史:表现形式,话语及功能

历史不能被假定为时间上的一种周期性、甚至重复性变化,而应被看作是一种不可逆的、非重复性发展过程的变化,这一观点的出现,为史学和社会科学发展成独立的学科搭建了平台.在18世纪伴随着现代性的出现,产生了历史叙述的现代问题.有关历史叙述的现代争论的基本根源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对学科的界定、区分和古典修辞学采用修辞手法叙述过去.过去经验对现在有意义的假设曾被欧洲历史学家用两种界定策略予以确认,尼采则从根本上区分了研究过去的三种方法,以及与人类三种不同的态度和基本需要相一致的三种历史形态.20世纪70年代,由于行业中出现了大量的"批判"历史学家,使历史的典范功能近来被划分到了一个独立的领域.有关历史功能的讨论主要在史料编纂领域中才被直接与叙述及其局限性的讨论联系起来.     

从“历史形态学”到“文艺形态论”--并论比较文学的“世界文艺关系观”

本文借助人类“文明形态论”成果,特别是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通过对之进行汲取与改造,建构起一种“文明形态论”框架下的“文艺形态论”。当把“文艺形态论”挪移至比较文学研究时,一种“平行研究”的形构便自然地呈现出来。“文艺形态论”与“平行研究”之间的联动关系,暗含着比较文学的重要原理;比较文学者所执持的“世界文艺关系观”是左右比较文学研究形貌的隐形之手。     

民族志的阐释与历史的真实——以拖雷之死为例

对于传统民族志来讲,历史记录就是历史本身或历史事实.然而,从现代民族志视野看,历史是文化建构的产物.对历史文献记录不断更新的阐释,也导致了民族志的真实性问题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关于“拖雷之死”这一历史事件,历史文献中有着不同的叙事文本,学者们对有关“托雷之死”的诸多文本也持有不同看法.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有些学者以“宫廷斗争论”来阐释“拖雷之死”,今有罗贤佑推出“托雷死于窝阔台之害”的看法,笔者试图针对“拖雷之死”这一历史事件进行的文化建构过程,对罗贤佑的这一论点提出商榷.     

历史的虚构性——谈海登&#183;怀特的历史诗学

历史包含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事件和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或历史话语两层不同的含义。海登&#183;怀特用现代文学理论研究文本层面的历史。他指出历史学家使用情节设置、形式论证和意识形态蕴涵三种解释策略以及四种转义性语言进行历史修撰,历史文本因此不再是客观地再现或叙述历史事件,而具有了文学文本所特有的叙事性、诗歌性和意识形态维度。因之,历史话语带有了一切语言构造物的虚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