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办学体制改革中公共教育权的变迁及其表征

我国的办学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公共教育权及其带来的利益在各有关教育行为主体,包括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学校、社会力量、家长之间进行的重新分配与平衡。公共教育权不再是单一的国家教育权．而是由各种教育行为主体的权力和权利构成的权力束.     

受教育权属性阐释

作为公民基本权利的受教育权作为一种权利形态进入宪法视线是在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与近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发展息息相关,是人类历史进步的结果.公民受教育权是自由权和社会权的属性兼而有之.作为自由权的受教育权,要求国家不得制定侵犯公民自由权利的法律和要求国家不得非法干预教育自由,尊重教育发展规律.受教育权主要是以社会权的形态表现出来,作为社会权的受教育权,其实现需要国家积极的作为,为教育的实施准备充分的外部条件,同时也要进行干预及控制.干预和控制的正当性在于受教育权这一基本权利不仅仅只是对国家的总体目标具有工具性价值,其内在的和根本的价值在于促进公民个体的自我提升和自我实现.还应从基本权利的性质中体会国家干预和控制的正当性.     

论学习权与受教育权

“受教育权”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学习权”是“市场经济”时代的全新教育。“受教育权”和“学习权”是两个既有内在联系,以有本质区别的概念。“学习权”取代“受教育权”将是中国教育革命性变化的第一步,也是历史的必然。     

民族主义与中国教会教育的危机——北洋时期收回教育权运动之背景分析

基督教教会学校曾经对中国近代教育事业作出了开创性贡献。但20世纪20年代,随着收回教育权运动兴起,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适逢其时地与中国革命结合,将国人抵抗列强侵略的民族情感上升至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高度,教会教育因之被认定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而苏俄通过促进国共合作,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提供了联合阵线的组织形式,则促成了运动的深入开展。从根本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鸡娃”的生成：现实图谱、制度型塑与文化建构

近年来,随着教育“内卷”的加剧,“鸡娃”一词从网络发源并在社会中快速流传。“鸡娃”的核心要义在于父母在子女教育中深度参与。文章在立体勾勒父母教育参与行动的现实图谱的基础上,从制度与文化两个维度揭示了“鸡娃”现象背后的时代性根源。从制度层面来看,选拔型考试制度、对优质教育资源的诉求、教育市场化与独生子女政策等激励了父母的“鸡娃”动机,而文凭通胀、教育资源失衡、教育资本化与减负政策等又规制了家长的教育选择,反向刺激了家长的“鸡娃”需求。从文化层面来看,为了让子女“出人头地”,被内化的精英教育观演化为对名校的执念,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作出了“鸡娃”的选择。而作为一种增值性文化产品消费,家长“鸡娃”除了意在购买课外服务,也是在购买一种阶层区隔的象征符号。     

中国家庭教育中值得重视的问题──家长的教育观念与家庭教育

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是一个系统的、整体的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与配合,而家庭教育在这个系统工程中占据特殊的位置。家庭教育的直接责任承担者是家长,家长的教育观念如何将直接影响家庭教育的质量。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这些传统不仅影响着宏观社会,而且渗透在个人的观念中影响其具体行为。其中与青少年教育关系最密切、最直接的是“家本位”的价值取向。所谓“家本位”的价值取向,就是这种家庭至上、家庭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和文化心理状态。它对中国家长的教育观（包括…     

教育与人权

教育与人权血肉相联、息息相关.教育是人们实现劳动权的关键,是公民政治素质的养成所,是人们享有文化权利的中介,受教育权也是一项举世公认的人权.因此,教育应把最大的关注点放到人的幸福和人权上而,为人们实现各项基本权利尽可能创造条件.那种只注重教育对国家和社会发展作用的教育发展观,很容易导致把人当作国家强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单.纯工具,而忽视教育对人的终极关怀.为改变这种局面,中国的教育发展观必须从“国本位”向“民本位”转变.     

父母教养方式视域下“家长作业”对孩子教育的影响及启示

家庭作业是教师帮助学生回顾学习内容、查漏补缺的重要环节,也是帮助教师细致了解学生知识掌握情况的重要途径,其中学生是家庭作业的主体.而“家长作业”却变成了家长的责任和职责,具体表现为被动代替和主动代替.前者指学校和教师过分夸大家长职责,将学生作业的完成情况与家长挂钩,家长被迫成为家庭作业的执行者和负责人;后者通常指家长因为心疼孩子作业压力大,担心孩子因未有效完成作业而受到批评,便主动代替其完成作业.家长是孩子最早的老师,其教养方式会影响孩子发展的全过程.“家长作业”本质上是家长在家庭作业的教育引导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不合理的教养方式.那么“家长作业”会对学生教育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又该如何防止家庭作业异化为“家长作业”?     

“双减”政策下受教育权国家给付义务的完善

受教育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双减”政策的新背景下，国家给付义务为国家保障受教育权实现和推进“双减”政策落地提供法治化路径。“双减”政策下存在着义务教育的公平性面临挑战、“双减”政策的法律规制尚有不足、校外辅导机构扰乱教育秩序等问题。为保障受教育权的发展、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教育公平，国家需要从立法、司法、执法等方面来完善给付义务，实现“双减”政策目标。     

理性选择与教育阶层差异

父母的社会经济地位、文化资本以及认知能力为教育阶层差异的三个解释框架,这些以教育年限为反应变量的定量研究有着其明显的局限性,如掩饰了社会过程的异质性、忽略了教育差异不平等的形式以及关于家长态度、学生行为等要素的缺乏.如果把教育的阶层差异看作是学生和家长在教育、培训和就业等过程中自我选择过程的差异,可以避免上述解释框架存在的一些局限性.由于理性选择理论固有的局限性,故尝试提出了“机会力量”作为理性选择理论的概念补充.     

论新课程下大学校园体育文化建设

高校在实施《体育与健康》新课程的过程中,应重视校园体育文化建设,使其成为课堂体育教学的有力延伸。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应贯彻“健康第一”的教育思想,它需要学校、学生、家长等各方面的理解与支持。校园体育文化建设应成为学校教育工作的重要工作之一,并应成为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的乐园。     

施恩图报:内涵、依据与策略——家庭感恩教育的视角

图报是家长的利他性教育意图,是家长的感恩教育意识、目标的体现.施恩不图报会导致家庭感恩教育的缺失,而施恩图报则有利于孩子养成知恩回报的品质.施恩图报是家庭感恩教育的内在要求,家长只有施恩图报才能有效地开展感恩教育.要发挥施恩图报的教育作用,家长必须树立平等交往主体的观念,合理地主张自己的权利;以恰当的方式表达图报,使孩子理解、接受家长的图报;正确地运用强化手段;纠正孩子对家长图报的无知与偏见.     

正确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兼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邓正来先生关于中国法学研究的四种模式受制于“西方现代化范式”的影响,必然会导致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的观点值得质疑.这四种模式都是学者们为建设中国法治而作的理论努力,它们在学习、借鉴西方优良法律文化的同时,始终将思考并勾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理想图景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主与法制的发展历史表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缺失过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始终在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念”这一图景的实现和完善,这同时也是中国法学的去向.     

最刺眼的不公正——2001再谈高考录取线

在我国,名至而实不归甚至名实背离的事,人们已经领教得很多。别的不说,这里要说的是由倾斜的高考录取线所呈现的讽刺性反差。反差中最引人注目的,一是口头上的平等受教育权与事实上人为制造的受教育机会不平等之间的反差;二是近两年出镜率和见报率极高的“中西部开发教育先行”的口号与实际推行的损及绝大多数中西部考生权益从而抑制中西部教育发展的政策之间的反差。这两大反差直接反映了公正在我国教育中的严重缺失。我国高校招生,实行的是弊病丛生的全国统考。如果说这种考试方式还具有某种存在合理性的话,那就是,在高等教育资源…     

中国文化与文学再认识

从中国文化多元一体的角度考察中国文学,发现调整和改变应成为其两个关键词,而这样做的实质是,强调各民族文学的平等意义及其在中国整体文学与文化格局中的互补价值.而要打通文化与文学,那么重要的是:多元、交融与开放.首先要做到的是意识到“多元”,并承认“多元”.其次是“交融”,即在多元之中的相互联系与融合;而开放,则是在多元基础上,通过交融,逐步走向开放.这样树立起来的就是新的文学观——是兼容汉民族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中华文学史观.     

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守护精神家园: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本土化

随着全球化、现代化、市场化、信息化的到来,在传统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共有精神家园受到了严峻挑战.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的守护,关键是要呵护文化建设的本土化.当前,中国文化建设的本土化存在着缺失的焦虑与危机,这与含糊理解文化本土化内涵、难以肃清“复古”和“西化”两种极端思维、难以摆脱文化“背反心理”以及盲目提出与“世界接轨”的想法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必须立足本土语境,在文化自觉中守护与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保持适中的张力,在文化交流中提升文化免疫力,在文化创新中提升文化竞争力,在文化自信中树立文化价值典范.这些实践路径既是呵护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本土化,也是守护当代中国人精神家园所必需的.     

文化缺失、代际差异与同性恋认同模式

清末民初从西方传入现代意义上的同性恋身份与传统中国的同性性行为之间存在断裂并缺乏传承性。现阶段的同性恋社群缺乏自身独特的亚文化、并正处于代际转变期，它仍有待于过渡到“形而上”的阶段，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同性恋者与年轻一代同性恋者之间存在明显代际差异。同性恋文化缺失主要表现为：缺乏角色规范、家庭文化的缺失、称谓模仿、“白咖啡与黑咖啡”四个方面。在文化缺失的状态下性行为成为性身份的促变因素并进而影响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老一代同性恋者的认同模式偏向于“以性为中心”，而年轻一代则“以身份为中心”。身份认同的代际差异可能预示着同性恋者行为和认知模式的转变。     

英语强势下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播

面对英语强势下的中国传统文化失语,我们对优秀传统文化仅仅处在自然接触状态是远远不够的.优秀传统文化在走出国门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其魅力而言还相去甚远,还有很多因为不了解文化而对中国的误读.传统文化在教育中的缺失、创新性挖掘以及国人传播意识的欠缺是导致这一状况的主要内因;主要外因则是西方缺乏中国语言和文化常识.对此,为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国际传播,对内需提高教育尤其是英语教育中的传统文化意识,提高国民素质,注重优秀文化的创新性挖掘;对外则需推进多层级的中外交流,以便向世界更好地“说明中国”.     

基督教会与福建近代特殊教育事业研究

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发生发展与基督新教密切相关,其间福建有突出地位,不仅表现在教会特殊学校的量多质优,且表现在即或在“收回教育权运动”后,教会仍长期充当个中主角.这些学校在当地均是“首创”,它们是闽省特教事业的活水源头.学校课业也表现出“近代”的特点,课目多仿效西方教育体系,并具浓厚的宗教意味.但不能否认,20世纪20年代后,教会特殊学校在“本土化”或是“中国化”方面也有些许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