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得的基础:分配正义视角的理论分析

应得是正义理论、特别是分配正义理论中的重要概念,对应得基础的论证则是其研究重心和难点.能力、努力和贡献等被作为常识性的应得基础不仅在理论上有证成的难度,而且面临一些正义理论家的深刻批判.尽管如此,对应得基础的讨论和对相关批判的反思,却是推进应得理论研究、探索分配正义原则的重要前提,因而应该把这种讨论和反思不断引向深入.     

公平正义与社会契约的当代意义

本文讨论了美国学界围绕罗尔斯的“分配正义”和“社会契约”理论的几种主要批评观点。诺齐克认为罗尔斯的“新平等主义”的差别原则是在利用有天赋的人为缺少天赋的人牟利 ,这恰好违反了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的基础 :康德的个体神圣不可侵犯原则。桑德尔却从对个体或“自我”的共同体主义解释出发 ,支持差别原则。森与纽斯邦扩展了公平正义的范围 ,要求制度帮助解决人们的把基本好转变为有用的活动的能力上的不平等。德沃金反对这种强“福利平等” ,主张用市场型契约的“假设性保险方案”来解决天赋和残疾平等化的费用。对谢弗勒来说 ,这些当代自由主义哲学的主要观点中没有一种对“个人应得”、“责任”等非哲学家大众所持有的确定的观念给予足够重视。最后 ,本文讨论了这些理论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的启发意义     

分配正义理论及其当代价值

诺齐克与罗尔斯之争的关键是权利与公平的角逐.罗尔斯坚持作为公平的正义,认为正义即平等,分配正义是扩张政府权力勾销社会差别,实现普遍原则.诺齐克强调正义理论的个人权利基础,坚持权利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分配正义是持有正义.在我国社会经济转型时期,考察诺齐克与罗尔斯关于正义的角逐,正确理解分配正义理论,解决分配领域的矛盾具有重大的理 论和现实意义.社会主义社会的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权利和公平并非绝对和唯一的正义原则,尊重权利,坚持公平是影响经济快速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社会在最大限度尊重以劳动和其他合法形式为取向的收入公正的同时,也必须强调政府的服务和补偿功能,这是构建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分配原则的内在规定性.     

唯物史观视域中的马克思正义思想（英文）

"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来,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外学界重点关注和讨论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之一。马克思的正义思想根源于物质实践而不是抽象的观念,因为,他的正义思想突破了传统分配正义的局限,是唯物史观视域中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的有机统一。其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有机统一的正义思想主要体现在《资本论》中。对"马克思与正义"的问题,"伍德-胡萨米之争",双方虽各执一端,但都局限于分配正义。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理论也没有达到马克思正义思想的高度。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确立的以"每一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核心的、分配正义和生产正义统一的正义观,是对资产阶级以平等权利为核心的抽象正义观的超越,是历史逻辑与现实逻辑、理论逻辑与实践逻辑的辩证统一。     

高校管理中的"程序正义"问题

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正义"进行讨论.这些学者们大多从"分配的正义"、"均衡的正义"等角度,强调"给予每个人以其所应得的对待"或者"对同等情况予以同等对待",即使人们所应得权益得到平等的维护,应得义务得到平等的履行,应得责任得到合理的分配,这些基本上都还属于"实质正义"的范畴.     

20世纪70年代以来英美学者的正义理论之争

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核心是自由优先于平等,正义优先于效率。他对平等的重视,导致了西方政治哲学的主题由"自由"向"平等"转换。他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使以权利为导向的自由主义取代了功利主义。诺齐克针对罗尔斯的分配正义,提出"持有的正义",从而在自由主义内部构成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麦金太尔站在社群主义的立场上,提出重视共同体的正义,直接对抗自由主义的正义理论。柯亨利用分析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指出诺齐克的正义理论没有正确处理正义与自由、正义与私有财产、正义与自我所有的关系,论述罗尔斯仅将正义的主题界定为社会基本结构的不足,进而提出重视个人选择、个人风尚的正义。     

当代正义论证范式的一种转型——奥特弗利德·赫费的交换正义性评述

以罗尔斯为代表的分配正义性讨论不但在学术界引起了高度重视,而且在社会其他领域特别是政治领域也形成了很大影响,然而随着正义问题探讨的深入,人们逐步认识到分配正义性概念本身的不足及论证程序上的缺陷.为了给社会正义论证寻找新的途径,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德国哲学家赫费提出了"交换正义"以作为正义论证的一种新选择.他在理论上进行细化,把正义概念分成三层次四类型;在论证中援引了一些新资源如劳动理论;而在结论方面解决了一些分配正义遗留的问题,如正义的来源、政治的道德维度以及代际正义等.     

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权利正义论比较

在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树立理性的权利观与正义观是情势所趋。罗尔斯、诺齐克与德沃金是当代西方最具代表性的权利论者在政治哲学领域,罗尔斯将正义之权利视为制度的“首要价值”,诺齐克将自由之权利视为政治正当性的“资格”,而德沃金则视平等之权利为“理性道德”。他们基于反功利主义立场,以权利对抗功利,通过对自由与平等的不同解读,制定了分殊的正义观,他们的分歧为我们权利正义理论建设提供了有益因子。     

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四重辩护（英文）

马克思关于正义问题的讨论通过批判"国民经济学"完成,其立论前提是消灭私有制,这由他的理论任务所规定。不是用公平、正义的政治法律概念解释分配关系,而是用生产关系来解释分配关系,用生产劳动解释生产关系,这是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基本逻辑。只有从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出发,才最能切中应得正义论的要害和现代正义问题的实质。自由主义等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概念是一个低阶概念,而马克思的正义概念则是一个含义更广的高阶概念。马克思的高阶正义概念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出发的,以"自由人"之间有机的社会合作为基础,刻画出人类社会可能具有的最高正义原则。这一原则是先前人类历史中出现过的各类正义原则在逻辑上和在历史上自我扬弃的结果。在当代中国正义理论的建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仅仅充当批判者的角色,而是担负着为现实生活提供规范的理论责任。     

罗尔斯正义原则的现代启示

正义对一个社会至关重要。一个社会遵循正义的基本原则,可以使绝大多数社会成员都受益,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和社会的团结,保证社会的安全运行和健康发展。但是,什么是正义,怎样才能做到正义,不同的人会作出不同的回答。罗尔斯关于正义的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差别原则和机会平等原则以及关于正义的两个优先原则———自由的优先原则与正义对效率和福利的优先原则对于我们理解现代社会的正义以及如何才能做到正义有重大的启示意义。     

古典学的人类学相关性:还原并反思地引申一种主张

近代人类学的奠基者曾高度重视借鉴古典学的研究成果。20世纪初，学科理念发生巨变。此后数十年间，古典学者继续借鉴人类学思想，而现代新人类学中重视古典学的学者却越来越少。20世纪60年代初，克拉克洪在其所著《论人类学与古典学的关系》一书中对这一变化表示喜忧参半。他乐见人类学思想渗入古典学，担忧人类学因减少汲取古典学的养分而丢失其本来的品质。克拉克洪指出，人类学的根基是人文与科学，此二者均为古希腊人的发明，现代新人类学要保持其品格，便有必要重返古希腊。鉴于克氏主张的重要性，本文力图对之加以还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反思。本文认为，克拉克洪有规避西学人类学的神学关联及过度渲染古希腊特殊性的倾向，更存在以“文化”概念“消化”文野关联的问题。要扭转这类倾向，克服这类问题，应有选择地丰富古典旧人类学有关“中间环节”的看法。     

从“虽”的词性看古汉语介词和连词的区分

介词和名词组成介词结构，基本功能是引介，连词的基本功能是连接。对连词和介词所作的区分主要考虑的是语义关系。介词和连词的区别并不总是那样清晰，学界纷纷提出“关系词”、“连介词”等概念，甚至有人主张完全合并介词和连词。古汉语中关系词“虽”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一个语法化过程，从“连介词”完全变成了连词。     

社会工作视角下高校辅导员工作缺失的思考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需要学生管理工作理念和方法的创新。高校辅导员作为管理学生工作的核心力量,需要改变“以事为本”的传统管理模式,采用“以人为本”的现代管理模式。社会工作中助人自助的宗旨,尊重、平等和服务的理念,个案工作、小组工作和社区工作的方法,专业化、科学化的学科队伍,对高校辅导员管理学生工作具有深刻的启示。     

教化的终站：“成为你自己”--尼采哲学对现代教育的启示

在工业社会背景下,现代教育日益被功利化的社会目标绑架并显示出短暂性和单一化的弊端。尼采哲学中关于教育的思想从阐释教育的现代趋势入手,分析了“扩大规模”和“缩小内涵”所导致的教育短命的后果,提出教化的目标应当是使人学会反思性观察和个体性思考。他认为人应当依据自身的崇高精神品质和内心的召唤来提出真正的教育需要,教育的终极意义不在于得到丰厚的物质回报,而在于寻获个体的真实心性并“成为你自己。”     

无须德性的伦理生活——黑格尔论现代社会的理念

比较黑格尔的伦理概念与古代伦理概念的区别有助于澄清现代社会的理念。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伦理”是一个借助习惯、法律和政制搭建起来的、旨在塑造人的欲求和欲望的生活方式。对于处在自然德性和思虑德性之间的伦理空间而言,习惯、法律和制度并不是自足的,它们着眼并取决于德性。相比之下,在黑格尔那里,现代人无须具备多么高的德性,仅仅通过服从健全的法律和制度就能够驯化自己的欲望,从而赢得他人的承认和自由。不过,我们需要反思,在法律和制度的健全和完备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可能性？或许,这仍然取决于我们能否在自身的文明传统中再度唤醒某种伦理特质,去驾驭这些理性化的法律和制度,营造出一种值得欲求的共同生活。     

中国明清古村落建筑艺术研究——以皖南、晋东南古村落为例

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发展，那些散布各地的明清古村落正在衰退甚至消失。中国现存的明清古村落在村庄整体布局上浸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在建筑雕刻方面处处透露着“尽精微、致广大”的艺术审美理念，在建筑色彩上遵循道家哲学中的朴素为美的美学观点，朴素、大气、恢弘，灵动中透露着严谨，古朴中透露着奢华，具有独特的艺术美感以及较高的审美价值和文化价值。皖南古村落和晋东南古村落是中国境内尚存的明清古村落，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和研究价值。     

The Chinese Road in the Light of Historical Continuity

The Chinese road has deep historical roots. Its most striking feature is that it is marked by historical continuity rather than rupture, and the main force behind this continuity is its intrinsic dynamism and vitality. Unlike the paradigm of Eurocentrism or “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the comparative analytical paradigm discovers China through long-term comparisons with corresponding countries in the same time and space in an effort to find positive elements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road and to refute the long prevalent theory of Chinese stagnation. Seen over the course of world history, the impetus for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s most brilliant agrarian civilization was endogenous. This impetus was not a momentary “explosive force” but a sustainable institutional drive whose main constituents were the independent farming household, endogenous government capacity and adaptive national governance. In addition to the main theme of “permanent change,” Chinese development had a secondary theme of “cyclical change” which cannot be ignored. The roots of Chinese development are buried deep in the genes of this agrarian nation in the form of sticky institutions, bureaucratic inertia, arbitrary power, etc. Historical continuity provided a foundation for China’s creative r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in modern times, ultimately laying down a socialist development road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though this remains an unfinished relay process.     

代际气候正义中的历史责任沉思--兼与徐峰博士商榷

气候变化问题的生成既是一个具体的社会历史进程，也是一个不断地由地方性转向全球性的过程。作为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的后果。代际气候正义处理的是代际之间在气候资源配置与消费上的正义关系，主要包括前代人应该承担什么样的历史责任和当代人对未来人具有什么样的义务。在代际气候正义的历史责任认定上，“可原谅的无知”不能为发达国家或前代人的大气污染行为免责。因为“无知”不等于“不知”，“可原谅的无知”带来了责任认定上的契约主义，不利于贯彻代际气候正义原则。发达国家承担历史责任的依据在于“合理的谨慎”。原因在于引发气候变化问题的各主体都存着道义上义务---“合理的谨慎”，这是代际气候正义得以实现的重要原则。人类必须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展开社会合作，“合理的谨慎”能够保证社会合作与社会发展的顺利实现；气候变化问题是现代性风险的重要体现，“合理的谨慎”是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有效理念；气候变化问题归责的立足点在于各方主体的行为，正是各方主体未能履行“合理的谨慎”义务，才引发了全球性的温室效应。     

论西方公正思想的逻辑进程

在西方伦理学发展史上,公正思想的展开具有鲜明的逻辑进路。古代西方伦理学热衷于从社会层面讨论公正问题;近代西方伦理学热衷于从个人层面讨论公正问题;古代和近代西方公正思想都把公正理解为一种内在的美德,而现代西方则把公正思想推向了外在的制度层面。     

公民社会：一个概念的历史考察

纵观西方“公民社会”概念的历史演变过程，可以发现其理论内涵先后发生了三次重大的转变。在古代，公民社会是一个与自然状态相对应的概念，但到了近代，西方思想家开始提出一种建立在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基础上的公民社会观，而在现代，人们又开始用国家-市场-社会三分法来代替国家和社会二分法，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界定了公民社会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