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本批评与桐城派文论构建

编纂散文选本是桐城派构建与宣扬其文论主张的一项重要举措,方苞所编的《古文约选》、《钦定四书文》是其"义法"理论的具体体现,姚鼐的义理、考证、文章三者统一,"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等理论也是通过编纂《古文辞类纂》来进一步构建与实践的。方、姚的选本批评及其构建起来的桐城文论对桐城后学的散文选本编纂产生了重要影响,成为后来桐城派选本选文定篇、文风取向的自觉理论依据。这种独特的选本批评视野对于深入考察桐城派的文论思想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姚鼐文章"至境"论的内在意蕴与实现路径

文章"至境"论是姚鼐文论话语中的突出现象.它以"道与艺合,天与人一"为判断标准,以"力学古人"和"涵养胸趣"为实现路径.这一表述是姚鼐文章理论的高度凝练,是桐城派古文理论系统化的结果.借此,姚鼐从审美理想的高度,在理论导引、致思方式、基本立场等方面对桐城派文学活动作出新的要求,桐城派文章的学术个性由此得以逐渐形成.姚鼐的文章"至境"论虽有其先天不足,却对桐城派的确立和发展至关紧要.     

论张英对桐城派的贡献

张英是桐城派的开创者之一，他的《龙眠古文初集序》是桐城派开宗立派的标志和文学纲领，他的创作落实了这一文学纲领，丰富了桐城文学的内涵。张英还是桐城派文学思想最重要的传播者。他在担任帝王之师、庶常之师和儿孙之师过程中传播了桐城文学思想，使桐城文学思想从翰林院、朝廷扩展到全国，推动了桐城派的发展与壮大。张英对桐城派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这是桐城派其他文人无法企及的。     

桐城派研究的世纪回顾

桐城派自清初产生起，就毁誉不一，但自“五·四”新文学运动兴起，桐城派被斥为“桐城谬种”、“选学妖孽”以后，就很少专门研究和讨论。直到1957年，王气中《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一文，才率先打破了学界对桐城派研究的沉寂局面。继之，李鸿翱《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一文，引起学界就此问题展……     

形式的超越——方苞“义法”说的审美阐释

方苞的“义法”是其文论的核心范畴,也是桐城派文论及文章创作的基石。前人对“义法”论述很多,争议也很大。笔者尝试从审美的角度来剖析“义法”说的理论精髓,将其置于历史语境中来探索其渊源和理论依据,从而揭示其在倡导“纯文学形式”中所富含的审美意蕴和接受学价值。     

宋代浙东文派的散文史价值与文章学贡献

宋代浙东文派是北宋中叶至宋元之际流衍于浙东地区的散文流派,根源于浙东事功学派,并逐渐从传义理的学派,嬗变为重辞章的文派.该文派作为南宋最为重要的散文派,宋文优良传统的持守者和文坛最具事功特色的议论派,在中国散文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同时,文派构建文章批评理论体系,推动了文章学走向成熟;开创评点式选本批评法,丰富了文章学批评体式;编出文章经典选本,影响了后世文选活动.文派从理论建树、批评体式、文选活动三个维度,又为中国文章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论《古今词统》的词史建构

明季词人卓人月和徐士俊共同选编的《古今词统》与陈耀文《花草粹编》、沈际飞《草堂诗馀四集》等共同代表着明代词选的水平与特色。该选本努力超越流行数百年的《草堂诗馀》的范围与手眼，并试图建立一种大一统的词史统序，即合古、今为一体，而着意强调今词即明词的地位；合婉约、豪放为一体，意在打破嘉靖以后贬抑豪放独尊婉约的倾向；合词史百汇于一体，既开拓了选源也丰富了词史。这是对《草堂诗馀》系列选本长期垄断词坛的反拔与重构，对清初词坛亦有重要影响。     

论清代唐诗选本之集大成特征

唐诗选本的发展大致经历了这样一个历史进程：唐代的初创期、宋金元的发展期、明代的兴盛期、清代的总结期。清代是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文学集大成的历史阶段,作为唐诗重要载体的唐诗选本,其主要特点就是对历代唐诗选本的经验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表现出明显的集大成特征,这种特征具体来说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集历代唐诗选编选成果之大成;二是集当时社会时代风会之大成。     

张惠言词学思想新探

张惠言的词学思想具有严密的体系 ,主要体现为尊体理论、审美理论、正变理论。张惠言的选本、评点、创作等不仅是对自己词学理论的实践 ,而且是对理论的补充与扩展 ,也是他词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张惠言的词学思想以审美为基点     

冲突规范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

冲突规范是一种特殊的法律规范，各国国际私法学界对它有不同的态度：（１）完全抛弃冲突规范；（２）降低冲突规范的地位，限制冲突规范的作用；（３）在保留冲突规范的前提下，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改进它。文章在上述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概括出冲突规范的现状和软化、等级化两个方面的发展趋势。     

《四库总目》茶陵派批评中需要矫正的几种观念

以台阁体为明代文学之正统即“台阁正统”说,是《总目》明代文学批评的一个基本思想。台阁正统说,对明初以来直到明中期的文学坚持的是从宋濂到“三杨”再到李东阳的文学中心论,依此脉络在《四库全书》明人别集及提要所构建的明代文学体系中,台阁体中心以外的作家就不可避免地被四库馆臣作了淡化和边缘化的处理。《四库全书总目》虽然称茶陵为“派”,但并不把茶陵派看作一个独具创作风格的文学流派,而是把它归入台阁体在后三杨时代的一种代表。茶陵派归属台阁体之说,其可取之处是注意到了该派多数作家所共具的艺术风格及其渊源,但其缺憾和问题实非少有。《四库全书总目》所持的“立异起衰”说,与钱谦益的看法不尽相同,但都将茶陵派与复古派对立起来则是无异的。     

自我多方位的艺术呈示——论刘炜评的散文创作

刘炜评的散文对自我存在进行了多方位的、审美化的、艺术化的呈示,使读者通过其作品文章看到一个具有名士风度、深厚学养、温暖情愫和人文情怀的知识分子形象,一个包蕴丰富本质的人。刘氏散文在丰沛情感的真实流溢中,善于捕捉“瞬间的美”,闪耀着诗性智慧的火光,富有情致;注重文学修辞,语言明快幽默;风格呈现为刚柔兼济、感性与理性兼备的复合形态,因而极易打动人和提升人。刘氏散文打通了学者写作与作家写作的边界,值得深入研究。     

害道者莫甚于赋——从科举的角度看石介“时文害道”观念

石介作《怪说》攻击时文,将“时文害道”上升到与佛老同样的高度,此举固然有对韩愈、柳开等人观点的继承,但也和他长期从事教职有密切关系。杨亿的四六文被称为“进士赋体”,影响着科场乃至文坛,石介所言“时文害道”实为“辞赋害道”。石介的学生和追随者大多都不擅辞赋写作,在进士科考试中处于弱势,这成为他们反对辞赋的一个重要原因。由于为进士不得不为辞赋,追寻古道的文人被迫处于反对辞赋而又不得不为辞赋的尴尬境地。复兴古道,必将寻求科举制度改革,“辞赋害道”就成为推动这一改革的理论基础。     

从《援鹑堂笔记》看姚范的诗学观

以校勘之学闻名于时的姚范对诗学也有涉猎,《援鹑堂笔记》便是揭橥其诗学观的重要著述。细析《援鹑堂笔记》,大致可将姚范的诗学观归纳为师古而能自新、才与学兼顾、性情与道德并重、气势与兴味兼致等四个方面。这些观点的形成有着鲜明的时代针对性,同时又深刻地影响着以姚鼐、方东树等为代表的桐城后学,对桐城派诗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黄土地的心和梦——论朱鸿的散文创作

朱鸿是新时期文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青年散文作家。对人及其命运的关切是朱鸿散文创作的灵魂,而且,这种关切还具有深厚的历史感和现代感。真率自然的倾诉是其散文的基本表现形态,这使其散文成了作家的心灵史和思想史。由此,朱鸿建立了自己富有个性的话语世界。这是其散文艺术在当代文学中独出一格的重要原因。     

论唐太宗在骈文上的创新

唐太宗不但在政治方面开创了有名的贞观盛世,更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在文章方面亦颇多创新之举。他不但以实践者的身份在题材、内容、句式骈偶、用典等方面对六朝骈文旧习有所突破,并且提出了新的文风标准,其个人作品也颇有文采,这些情况均标示了唐初文学的渐变趋势,也表明了唐太宗在骈文发展史上的一席重要地位。李世民的文章题材广泛,内容充实,情感真切自然;为文骈散兼用,事典熟悉,使文章更为通脱流畅;反对六朝绮艳文风,倡导为文要庄和典丽,文章颇富文采。这些都对当时骈文乃至整个文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散文随笔:调整与发展——90年代文学考论之一

中国文坛自 1990年下半年起 ,散文随笔突然走俏 ,并持续升温 ,至今不衰。从文学生命角度看 ,这是文学整体面对新的时代形势的一种自我调整。十年发展 ,形成三个突出特征 ,即作者队伍空前庞大、创作成果空前丰富、内容风格空前多样。就内容而言 ,思想、文化、人生 ,构成三种基本流向。“新潮”散文起步较晚 ,尚不成熟 ,但其显示的文体革新的意义 ,值得注意     

论贾平凹的诗集《空白》及其文学意义

《空白》是贾平凹迄今为止唯一的诗集,尽管诗集中收录的作品基本上是作者初涉文坛的稚嫩之作,但作者却对这部诗集珍爱有加.诗集《空白》在语言特色、题材内容、审美情趣、思想意蕴等方面都为贾平凹后来的小说和散文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诗集《空白》到近年来贾平凹长篇小说精品的不断井喷,显示了作家在文学创作领域中的执着追求与不懈探索.可以说,诗集《空白》是贾平凹后来文学创作的艺术母体,对于研究贾平凹的文学创作具有不容忽视的文学意义.     

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

被誉为辞宗、赋圣的司马相如与长安文化呈现双向互动性。一方面长安文化玉成了司马相如，使他从纵横之士转变为辞赋之士，创作意识发生了转变；同时使其赋作具有儒家一统、帝王独尊的思想主题；长安文化的审美观念也使其赋作展现出一种大汉气象和大美风范。另一方面司马相如推动了长安文化的发展，他从长安文化的接受者转为传播者，扩大了长安文化的影响；赋作的重一统天下、重宏博气象进一步丰富了长安文化的内涵。